饥寒交迫
春节到了，分给了我们４斤猪肉。我把它洗净，放在锅里煮，又放了一点盐。
过了一会儿，锅中冒出了热气。我打开盖子，尝了一块肉，一点儿都不烂，继续煮。又过了一会儿，我打开盖子又尝了一块，还是不算熟，再煮。不知过了多久，屋子里充满了非常诱人的香味。
我把锅端到床前，与弟弟们一起吃饭。当打开锅盖时，我不仅怔住了：锅中只有稀稀的肉汤和一些碎渣，一块肉也没有了！
弟弟晓民看到碗中只有肉汤，根本没有肉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天呐！肉都哪去了？难道在不知不觉之中，我把所有的肉全都吃光了吗？
我望着身边围坐着的三个弟弟，想起妈妈临走时的嘱咐，心中感到非常愧疚，不由地搂着弟弟也哭了起来。我这算什么大哥呀！自己还心中保证要照顾好弟弟呢，怎么把四斤肉全都吃光了呢？
老二建民和老三伟民两人，虽然年龄都很小，却都非常懂事。他们俩人拿来毛巾，给我把眼泪擦干，又去安慰小弟弟，一句埋怨我的话都没有，反而盛了一碗让我先吃；我心中热乎乎的，我有多么好的几个弟弟呀！
虽然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但是同甘苦共患难的信念，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既使遇到再大的挫折又怎能难倒我们呢！
正月十五就要到了，天阴的沉沉的，夜里下了一场雪。按照老人的说法，叫做瑞雪兆丰年。春节期间下雪，来年一定五谷丰登，是个好年头。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来农村的孩子来说，却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下大雪，本来拾的不多的一点儿柴禾都被雪盖住了，没盖住的却又潮又湿。我抱了一些柴禾去点火做饭，火却怎么也点不着，用嘴去吹，冒出滚滚浓烟，呛得我直流眼泪；屋子里一会儿工夫就烟气腾腾，像驾云一样。弟弟们已经眼泪汪汪地叫了起来。
没有办法，只得门洞大开，风吹着雪花飘进屋里来，冻得弟弟们只得围着被子取暖。火点不着，就没有办法熬粥，肚子里没有东西更觉得身上冷得厉害。我强睁着被烟熏得通红的眼睛，去安慰又冷又饿的三个弟弟，心中不由得一阵阵发酸，唉，做人真难哪！
正月十五的晚上，老叔家的小屋里传出来一阵婴儿的哭声。又一个女孩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１９６７年的春天是非常寒冷的。虽然己经是三月份了，但北风仍然很凉。
就在这样的天气里，爸爸妈妈从北京回到了家。爸爸在北京一直住在大舅家，等待着复工的机会；妈妈虽然上班了，但是每月只有２６元工资，这点钱除去吃饭所剩无几，不但要养活爸爸，还有家中我们这几个孩子呢！
妈妈每天上班只吃最简单的饭，为了能节省点钱带回来，妈妈吃尽了苦头，还要忍受他人的白眼，遭受岐视和打击。３月１８日，大街上贴出了布告；内容大意是被遣返人员，已经在农村安家落户的，不许再返回城市。
根据这个布告精神，妈妈再也不能继续上班了，唯一仅存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爸爸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变得沉默寡言。妈妈依然对一切充满信心。她来到宫村集市上，花２元钱买了一只七斤二两重的小羊羔，妈妈把这只黑色的小家伙从宫村抱回了家。
就这样，虽然我们作梦都想回到北京，但返京的愿望终于彻底地破灭了，我们就这样成了名符其实的农民。
春天到了，柳枝泛出了绿芽，杨树枝上也努出了黄鸦嘴，向远处的树丛望去，现出了淡淡一抹绿色。我家的粮食早已吃完了，全家人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爸爸来到东韦坨舅舅家和米各庄姨家，借了一些谷子，把它磨成谷面。妈妈挖了许多野菜，又让我们到村外捋了许多杨树叶，熬了一大锅菜粥，上面再撒一些谷面，绿乎乎的，带着一股苦味。既使是这样的稀粥，我们弟兄几个也是狼吞虎咽，每人能吃上几碗。
每当吃饭的时侯，妈妈总是推说有事，不知到谁家去了，很久才回来；可是回来后，菜粥已经没有了。妈妈总是说她不饿，或者说已经在别人家吃过了，她看见锅底有一些熬糊的粥，就用铲子铲得干干净净，趁我们不注意，偷偷地放到嘴里，用力咽下去。
一次，我无意之中发现了妈妈的秘密，心中难受极了。以后每当再吃饭的时侯，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回来，大家一起吃；可是每次妈妈都吃很少，而且大家吃完了，她再去铲锅，唯恐别人吃不饱，谁能理解作母亲的心情呢？
我永远忘不了妈妈那深陷的眼窝,那一双瘦瘦的布满老茧的手，还有那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饭时呆滞的神情，充满了母亲的怜爱。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为什么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母爱。我也懂得了我们作为子女，应该怎样去对待老人。
杨树叶越长越大，老得咬不动了，再也没有办法吃了；又吃柳树叶、白薯秧、玉米轴等，一切能装进肚子的东西都要试一试；在我的印象中，最好吃的是麸子、白薯渣，白薯秧也还以凑合吃；最难下咽的是花生皮，到嘴里怎么使劲也咽不下去，好不容易用水冲下去了，可是要大便的时候可费劲了，怎么使劲也下不来，憋得眼珠直往外鼓，眼泪往下落；没办法，只好用小棍一点一点往下剜，小棍的颜色都是红的，上面带着血汤。疼得我直咬牙，头上直冒汗。受得那个罪，那种难受的滋味简直无法形容。
三弟伟民在本村学校读书，他看到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要去参加劳动，每当吃饭时，他总是吃得很少，有时还要把自己碗中的粥倒给妈妈一半儿；小小年纪，不足十岁，就懂得了怎样谦让别人。但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长期挨饿，个子比我们都矮一截儿，只有１米７６高。
村中很多户人家也断了顿，但是情况却并不一样。
这天中午，井沿儿的钟声响了，说是上边发下来一部分救急粮，每人十斤。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拿起一条口袋就往大队部跑去。
到那里一看，已经有许多人了。我刚要往里边挤，只听见大队治保主任牛二皮冲我大声喊：“去！滚蛋！没有地主狗嵬子的！”
我的血嗡地涌上来，不由得分辩道：“我不是地主，更不是狗嵬子！”
“少废话！”一声大喝“滚远远的！”
我含着眼泪还要争辩，身上早己挨了两脚，只得怏怏地回来了。我对妈妈一说，妈妈却满不在乎地说：“咱们这点儿困难算什么，我就不信咱们会饿死！”
我心里想：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没有我们生存的权利？口口声声要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这血缘关系分的开吗？到头来还不是一样看待，连粮食也不给，让我们怎么活呢？我的父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怎么会成了地主呢？
旁边的五叔家生活也很苦。那天我到他家去，看到屋中只有一个大水缸，一个破桌子；东房山一条大士炕，炕上有一堆沙子。我不知道那堆沙子是干什么用的，就问他们；原来他家被子不够用，晚上睡觉时，全家七口人都钻进烧热的沙子里面，上面再盖一床大大的被子。五叔家中没有一件整齐的衣服，每逢串亲访友时还要到别人家去借。
后来我才知道，村中有不少人家的炕上都堆着取暖用的沙子；有的人睡觉时只能盖那些黑乎乎的破棉絮。女孩子直到出嫁那天才能穿上件像点儿样的衣服，从没穿过背心、裤衩，更没有穿过裙子。
我们虽然生活也很苦，但妈妈经常找一些衣物送给别人。记得那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姐夫给我买了一双鹿皮鞋，我舍不得穿，留到春节时再穿，没想到鞋那时却变小了，费了半天劲也穿不上，只得放在一边。妈妈便把这双鞋给了五叔。
由于饥寒交迫，五婶病倒了，但是无钱医治，不久就离开了人间。五叔一个人忙里忙外的，还要给几个孩子缝缝补补，又当爹又当妈，中年丧妻，真是不容易呀！
初次负伤
我们村的耕地大部分是在村东，是主要的粮食产地。村西是一大片枣树，村南是一片菜园子，还有许多梨树，村北则是杏树；大白杏长势喜人，远远望去，点点红白点辍在绿叶之间，非常好看。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春天来到的四五月间，农民忙着下地耕种。
我与二弟建民被分配去拉小压子，这是个苦差事。前边播种的耧把种子下到地里以后，要与周边的土壤紧密接触，需用小压子压实，这样种子才不会被晾干，保证出苗率。
这小压子是一个几十斤重的石滚子，中间大两边小，四周镶着一个木框，把绳子拴在上面，挎在肩上，人跟在耧后边拉。
为了省鞋，我和弟弟都光着脚干活。松软的土地上，一脚踏下去，陷入两三寸深。小压子在松软的土地，不拉一步都不会向前滚，而且每向前拉一步，绳子都会深深地勒进肩膀的肉里。
我和弟弟都光着上身。烈日当头，汗流狭背，汗水浸湿了绳子，汗水中的盐附在绳子上搞得绳子僵硬，肩膀被摩擦出两道红沟。汗水中的盐份浸入红肿的皮肤，火辣辣地疼得不敢用手去摸。
春天昼长夜短，早晨起来出工，到晚上日落回家，不算吃饭时间，一天最低要劳动14小时以上。晚上回到家，腰酸腿胀，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们这些城里刚出学校门的孩子，从没干过力气活。况且目前我们家中早已断了粮，每天吃的是野菜稀粥，虽然一顿要喝上三、四碗，但是几泡尿过后，肚子立刻就瘪了。
正常情况下，人饿了只会觉得有些心慌，浑身无力。但是长期挨饿，还要干重体力活，长此以往，人就要吃不消了。
妈妈看到我们几个人饿得皮包骨的样子，非常心痛，但又毫无办法。我和二弟都是身高一米八的大个子，但是体重只有90来斤，真是一阵风都能吹倒。
但是生产队并不是因为我们无粮食就会照顾我们，分给我们的活儿依然是最累的。连父亲近50岁的年龄也一样分配去拉耧。我看到爸爸又黑又瘦的样子，心疼极了。
中午收工的时候，我看见路旁的槐树花开了，就回家拿了一个背筐，一把镰刀，打算弄些槐花拿回家，因为这种花煮一下，用它包菜团子很好吃。
我顶着中午烈日刺眼的阳光，艰难地用镰刀去勾那些白色的槐花，因为我不会爬树，这项工作变得很艰巨。况且路旁的槐树也还太小，只有胳膊粗细，上面也经不住一个人。
干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已经摘了半筐槐树花，低处的槐树花已经被我弄光了。我来到马路东边，看见有一棵槐树上面开满了花，但是我试了一下，我用右手高举着镰刀，仍然距离那枝最低的槐树花有一尺来高。
我不甘心失败，用力向上一跳，镰刀一下子就勾住了那枝盛开的槐树花，但是那手指粗细的树枝却并没有断，在我身体向地面坠落的瞬间，镰刀从我手中挣脱，利用树枝的弹性的力量飞到半空。我抬头向空中寻找镰刀的踪迹时，猛地觉得手腕上一疼，低头一看，那把镰刀已经不偏不倚地正落在自己的右手腕上，砍了一个血口子。我把镰刀从手腕上取下来，伤口立刻浸出滴滴鲜血。
真疼啊，我从地上抓了一把土，用左手按在伤口上，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血止住不流了，我把镰刀放进筐里，背起这筐槐树花回了家。
妈妈看我没有吃饭就出去弄槐树花，去了这么久，早已等得有些着急了。看见我带着伤回来，一把将我搅进怀里，没有说一句话，眼泪却滴滴滚落到我的头上。
我抬起头，望着妈妈说：“您看，我没事，一点儿都不疼。”说完，喝了几碗菜粥，继续下地干活去了。
妈妈用怜爱的目光送我走出了大门。
苦海亲情
村北的大白杏熟了。这种杏儿不仅个大，而且熟透了不酸，8个就有壹斤重，连杏仁都是甜的，真是杏中极品啊。
我路过村北的杏树旁，看见有的人在摘杏儿，并且故意当着我的面大口大口地吃着，还有的人咬一口后把剩下的杏儿朝我的方向扔过来，我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走到村东头的马路边，看见一个老头儿骑车由北向南驶来。他看见我便问了一句：“这儿是新庄户吗？”我点点头，他一边骑一边连连摇头，又自言自语道：“这村咋这么穷呐，都出了要饭的了。”
后来我才知道，有些村民在到处讨饭，有的人甚至刚过了正月十五就去讨饭，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愿意去做这种事呢？
万般无奈之下，爸爸卖掉了家中的蝴蝶牌缝纫机，只卖了柒拾元钱。二弟建民用这点钱徒步走到河西的豆庄，步行20多里地换来了40斤白薯干；妈妈把它磨成面，煮杨树叶子或柳树芽时就撒上两把。
爸爸妈妈就是这种性格，既然我们没有自行车，就绝不向别人借，自己有两条腿，无论多远都要走着去。妈妈说：“只要有恒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我这天中午收工回家，半路上看见街上停了一辆北京牌照的吉普车。我向爸爸说了这件事，爸爸感到很疑惑；是不是北京方面来人了呢？
我带着疑问去村中打听，但是村干部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向我透露。
第二天早晨出工的时候，忠曾大叔悄悄地告诉我，是北京方面来人了，但是具体是谁，做什么来了，都不知道。因为是党支部书记与大队会计接见的，别人一概不知。
德林老爷爷看到我们的处境太困难了，那天把我叫到他家去。他的家就在村子西南面，一溜五大间灰色的砖房。我不知什么事，跟在他后面，刚进院子，他就指着门后边的一个筐子说：“这里有几块白薯，你拿走吧！这几个孩子也真够可怜的。”
我想起了妈妈的话，刚要推辞，他却不由分说把筐子放在我的手里，一边往外推一边对我说：“赶紧走吧！别让别人看见了，回头有空儿把筐还给我就行了。”
我把这点白薯拿回了家，虽然只有四五斤重，东西并不算多，但是我们家是在没有一粒粮食的情况下得到这几斤白薯的，这可是雪中送炭呀！
麦秋到了，放眼望去，地里一片金黄。我来到地头一看，麦子长得又矮又细，麦穗小的可怜。我问队长这麦子每亩能打多少斤？他苦笑了一下说：“也就是三四十斤吧！最好的麦子也不过六七十斤。
我们这个村子很穷，都是烧柴做饭，没有一点煤。麦秋时节收麦子要用手来拔，恐怕麦根遗留在地里，否则做饭时就要发愁了。
我没有拔过麦子，不知怎样才能拔下来，于是就走到地头用手试着揪了一根。没想到那根麦子非常结实，根儿牢牢扎在已经板结的地里，我一揪那麦桔滋滋作响，就是拔不出来，我的手还勒的生疼。
忠曾大叔看见这种情况，就走过来不厌其烦地教我拔麦子。他说：“你这样不行，拔不了多少手就勒坏了。”他给我做示范动作，侧身站在麦垅前，用前面的手将麦子向前推，然后攥住用手一拧，再用后面的手在下面用力向后一拉，麦子从前到后陆续受力，只听见咔咔作响，没费多少劲儿，一把麦子就已经到了手里。
拔过几把之后，用手在穗下面用力拧一下压住，再放上一些麦子，就可以捆成一个捆，整个一套工序就算完成了。
拔麦子、脱坯、盖房、娶妻，这是农村的四大累活之一，而且拔麦子位居首位。
我认真地观看，掌握要领，通过几次练习，我终于学会了拔麦子。我不仅会用右手拔，还学会了用左手。这样在拔麦子的时候，左右开弓，轮流用力，就不会很累。二弟建民也学会了拔麦子，而且比我拔得还快。
拔麦子的时候，大家一字排开，每人两垅麦子，一齐向前推，这样拔到头的时候，后面就整齐地露出了一块地面。
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前拔，有的人不仅有技术还有力气，很快就把别人甩在后面。两个来回下来，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
再干一个来回就可以回家吃饭了，可是我的肚子早已经咕咕叫了起来，早晨喝的几碗菜粥早已无影无踪。我觉得眼冒金星，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定了一下神，看见前边有的人家中送来了烙饼摊鸡蛋，这在农村算是最好的饭了；我看见那人狼吞虎咽地吃完送来的饭，又飞快地拔起来。
我家没有粮食，更没有烙饼摊鸡蛋，所以也不用指望有人会送饭来。我咽下一口唾沫，用手从后面抓了一把不知什么草，连看也不去看，一下子塞进嘴里，嚼了两下用力咽下去。一骨碌爬起来，强打精神，继续向前拔。我咬着牙，用力地拔着，一下，一下，又一下；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停下！绝不能再停下！
我抬头看了一眼，倒数第一名的是我那面容憔悴的爸爸，第二名是我，而弟弟建民却在我的前面。
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听到有人喊加油！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三弟伟民带着只有四岁的小弟弟晓民来了。他们俩人一前一后在地头上帮助我拔麦子，我看见晓民的小脸涨得通红，麦子还没有拔下来自己却已经坐在地上。
二弟建民已经拔到头了，他转过身来正要去帮助爸爸拔，我看见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早在与爸爸并肩作战了。
妈妈就是这样，是一个永不向困难低头的人。早晨我们下地的时候，妈妈就说：“别人能干的活儿我们也能干，我就不信别人能比我们强！”你看她那用力拔麦子的样子，能说是一个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的人吗？
很快，我们终于把麦子拔完了。我抬起身来，用手摁了一下发酸的腰，舒展了一下身体，向着天空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爸爸妈妈看到我的样子也都笑了。我们搀扶着爸爸妈妈，兴高彩烈地向家中走去。小弟弟也顾不得一身泥土，争先恐后地向家中跑去。
中午吃完了饭，按常规是要休息一会儿再出工，因为麦秋时中午的太阳最毒，人在烈日下很容易中暑
我乘妈妈不备，悄悄地拿了一个背筐一把镰刀，到刚拔过麦子的地里去割草。因为家中还养着一只小黑羊，如果我们不割草，妈妈就一定会去割；所有的活儿都是大家争着去做，不说勤快的老三，就连那个刚刚四岁的小弟弟，也知道经常去村外给小羊割些青草呢。
今天拔麦子大家都累了，我作为大哥，这种事应该我来做，我看见有的地方长着许多鲜嫩的节节草，还有许多小羊爱吃的野菜。
不大的功夫，我己经割了一筐草，转身就往家走，刚到村头，妈妈己经迎了出来。我走上前去，妈妈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埋怨说：“我说怎么这么会儿功夫就没影儿了呢，原来割草去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我说：“弟弟们有点儿累了，我看地里草挺多的，割点儿就赶回来了，免得您下午再去割了。”
晚上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己经有九点多钟了。我斜靠在妈妈身边，一抬头，看见一轮明月悄悄地在云层中忽隐忽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蝉鸣声，不由得轻轻地唱起了我喜爱的一首校园歌曲：“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唱歌，这首歌的音色很美。我刚唱完，忽然听到有若隐若现的抽泣声。我回头一看，妈妈放下手中纳的鞋底，已经泣不成声了。
我搂住妈妈，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声音非常悲切地说：“如果不是回到乡下来，你们几个的功课那么好，歌也唱的那么好，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
我一下子怔住了。本想唱首歌让爸爸妈妈高兴一下，没想到适得其反，父母反而勾起了伤心事。
我立刻站起身来，一手拉住爸爸，一手拉住妈妈，好言安慰道：“爸爸妈妈您放心，您儿子不是窝囊废！我一定要把咱们家的日子搞上去。只要有我在，就不会让您们受委屈，您二老放心吧！”
送杏路上
我的姥爷常学成，姥姥曹慧珍出生于地主家庭，６６年８月２０日从北京回到河北永清邵家营村，距离我家大约九十里地。妈妈虽然身处逆境，但对远在它乡的两位老人仍然非常惦念。
麦秋刚过，妈妈想让我到姥姥家探望，便买了两篮子杏，一篮白杏，一篮黄杏，由我给姥姥送去。这买杏的钱是先记账秋后再算的。
早晨，我用一根棍子两头各拴了一根绳子，挑着两篮子杏上路了。沿途许多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看我，还有的人问我这杏多少钱一斤。我笑着告诉他：这杏自己吃，不卖。
走啊走啊，常言说：远道无轻载。我不停地走着，左肩膀压疼了换到右肩，右肩膀压疼了换到左肩，中午时分我已经过了固安县城，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村东的路边上，坐满了刚要下地的人们。
我急着要赶路，只得从她们中间穿过。这是一群年龄不大的女孩儿，叽叽喳喳地嚷着，好像一群天上飞过的鸟儿一样。我来到她们跟前，突然她们谁也不作声了，安静极了，齐刷刷全部用眼睛盯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只有１６岁，从来没有跟女孩儿接触过，也没有见过这个阵势；只是低着头，赶快从她们身边逃走。没想到我刚好走到正中间的时侯，路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儿突然伸腿绊了我一下。我没有防备，身体失去重心，朝前一个趔趄，险些跌倒。
我回过头来用眼睛狠狠瞪了她一下，那个女孩儿与我的目光一碰，我看见她的脸刹的一下变红了，头垂下去不敢看我。旁边别的女孩儿一下子哄起来，有个女孩儿高声叫道：“咳！小孩你站住！”我一听不好，撒腿就跑。后面一群人哈哈大笑起来。我的心‘咚咚’地跳着，逃离了现场。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胆大的女孩儿，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天黑了，我赶到了姥姥家。两位老人看见我到来，非常高兴。立刻给我烙糖饼吃，哎呀！那次的糖饼简直香极了，真甜！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糖饼，可能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吃到了，因为今天几位老人都已经过世了。
夜半歌声
夏夜，四周围静悄悄地。不远处，几只蛐蛐在墙角争鸣求偶。我们几个年轻人在村子前后转了几圈，来到了村里磨面的机磨房前。
由于文化大革命进入到非常阶段，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涿县地面很不平静，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经常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枪炮声，武斗的风波席卷了整个地区。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村干部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值夜，不许回家。我们几个人看四外没什么动静，便来到了机磨房，登上房顶坐在上面监视村里的动静。
机磨房顶是白灰抹成的，坡并不算很陡，西南处的房顶坍塌了一个角。我正在疑惑时，同来的小毛说他有一次上机磨房，在西南角这个地方站着，突然感到脚下一动，房檐经受不住突然增加的重量，轰隆一声塌了下来，他失去重心也一头栽下来，幸好正落在一颗大白菜上，将那颗大白菜砸得稀烂，人却一点没受伤。真是万幸啊。
在房顶上呆呆地坐着，也不能睡觉。我遥望着宁静的夜空，许多星星在天空中眨眼。我回忆起来以前在北京时，夏夜在庭院中纳凉时，我最爱数天上的星星，每天数星星，一边数一边用笔记下他们所在的位置。通过观查，我发现许多星星的位置在不断变化，拂晓时升起的启明星就是傍晚最早在西边落下的那颗大亮星。数星星可以锻炼人的视力，还可以培养一个人宁静舒畅的心情。
有时妈妈也坐在院子里，给我们讲关于星星的故事；有时高兴了还给我们唱歌。妈妈最喜欢《一江春水向东流》里边的插曲，并给我们讲里面的主人公‘抗抗’怎样与母亲相依为命，盼望爸爸回来的情形。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唱起来：“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妻团团坐，几家流落在外头。”
一唱到这里，我不仅想起来，我们一家人被迫离开北京，到这偏僻的农村，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到岐视和打击。我最爱上学了，但是却被无情地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离开北京时，我把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中学，这八年中所有的课本都带了回来，农闲时打开课本仔细地温习所学过的课程。我是多少渴望读书啊！但是为了生存，现实却逼迫你不得不挣扎在死亡线上啊！
我正在想那些伤心的往事，一块儿来的伙伴们却说，再唱几个歌吧！你唱得真好听。
不好推辞，我于是又唱了起来，《洪湖水浪打浪》啊，《红珊瑚》啊，以及其它许多歌，一直唱到东方破晓，我唱得实在太累了，这才停下来。
早晨回到家里，我觉得嗓子特别疼，咽口水都非常困难，而且声音嘶哑，根本无法再讲话。妈妈让我昂起头，张开嘴巴向里一看，只见里面又红又肿，由于我的无知而导致了声带的损坏。一连几日，我还是说不出话来。过了月余，嗓子才不疼了；但是从那天起，我再也唱不了那些我喜爱的歌了。
后来听在机磨房磨面的二蛋讲，西边半里地远的辛立村来了两个磨面的女孩子，打听夜里是谁在这村唱得歌；由于夜深人静，声音传得好远，她们坐在房顶上听了一夜，早晨特地上这村来磨面，为的是想打听一下谁在昨夜唱的歌。
听到这消息，我不由得心中发酸，我当时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怎敢奢望再去唱歌呢？
别了，我喜爱的歌......
同甘共苦
锄地是一种很特殊的活儿,必须在晴朗的日子里,而且太阳越毒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太阳暴晒,锄下来的草能够很快死去。否则,草虽然被锄掉了,但是很快就会长出新的根,还会继续与农作物争夺养料。
我与弟弟建民同爸爸一起去锄地，玉米地里又潮又热，一人多高的玉米丛中根本打不进风来。锄地时还要注意锄的深浅度要合适；深了拉不动，浅了草锄不下来。拉着大锄在玉米行里向后退着走，汗水顺着身体向下流淌，真是汗流狭背呀！我们干活时都是光着上身打着赤脚，这样又省衣服又省鞋。
我想起了上小学时学的那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真是身临其境时才真正体会到这首诗的含义。记得当时念诗时我甚至单纯地想：为什么非得中午去锄地，早晨或晚上凉快时去不就行了吗？现在才知道这首诗的含义，农民收获的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血汗呀。
天气太热了，简直喘不过气来；汗水从头上，背上一直向下流，最后一直流到了最下边的脚背上。玉米的叶子又细又长，边缘两侧长着许多小刺；我们拉着大锄一边向后退，双臂还要不停地向下用力，这样一动一动的，好掌握锄地的深度。由于身上全是汗水，玉米的叶子紧紧地贴在身上，向后移动时，玉米的叶子上的小刺像锯一样把后背、胳膊、腋下，胸前等一切接触到的地方，全部割成一个个的小细口子，汗水一浸，盐淹一样疼。
因为玉米正在扬花，我们经过玉米旁边，玉米穗上的花粉象黄色的雾一样在空中弥漫开来，沾在我们的身体上，浑身奇痒无比，如果你没有身临其境，绝不会想到当时的滋味有多难受。
由于我们没有干过农活，所以同样的活儿，经常被别人甩在后边，爸爸年龄较大，更是被别人拉下半截地。我和建民有时就会到爸爸那行玉米地上，赶紧替老人锄上一段，这样爸爸看到已经锄过了，就可以直直腰，快走几步，就可以少拉下点儿活儿。
无论干什么活儿，我和建民都会尽量多替爸爸干点儿，能减轻点儿爸爸的负担，让他尽量别累坏了，望着爸爸那苍老而黝黑的脸色，我们真是心疼极了。
妈妈从回农村的第一天起，就下地参加劳动。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儿，但是哪样工作都是抢着干，并对我们说：“没有翻不过去的山，也没有渡不过去的河，只要有恒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尽管受到岐视和打击，妈妈仍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每天收工时，妈妈总是比别人回来的晚，她有时是自己干完了活儿，还要去帮助别人干，直至大家都完成了，她才罢手。回家的路上，她还要割点草，因为家中还有一只羊，它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已经长大了不少。
三弟伟民很懂事，上学时带着小弟弟一块儿上课，放学就去割草喂羊；有时还帮助妈妈烧火做饭，并且每次吃饭时总是吃很少，尽量让我们多吃点儿，好有劲儿去干活儿。
同甘苦，共患难，有活儿大家抢着干。爸爸妈妈看在眼里，乐在心上；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还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们吗？
麦秋中分了很少一点儿麦子，我们不敢像别人那样吃；因为一斤小麦只能出八两多面，我们这些大小伙子一顿就吃光了。
为了节省点粮食，妈妈把麦子用万能磨打碎，俗称黑面，一点儿麸子也不出，这样能多吃点儿。但就是这样，仍然没有坚持多久就又断了顿儿，又变成了吃糠咽菜的日子；妈妈天天仔细地盘算着，还差几天可以吃上秋粮。一直盼到了九月份，我们离开北京来到农村，已经整整一年了，真难熬啊。
当人们有吃有喝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但是如果是天天挨饿，那就截然相反了，简直是度日如年。
挖海河去
这天收工回到家，听到爸爸正在与妈妈商量着什么，我一打听，原来是村干部让我年迈的爸爸去挖海河；爸爸催促妈妈抓紧准备需要带的行李。
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只有把海河治理好了，天津才不会像63年那样被淹，海河流域人民生活才会改善。
挖河是个苦差事，村中人谁也不愿干。这样这件苦差就落在了我们这些所谓的“臭地主”身上。
我去找村党支部书记商量，对他说我父亲没有干过农村的这些活儿，像这独轮车根本没推过，空车一推都倒，何况还要装满了土爬大堤呢！
支部书记说得话斩钉截铁，非常强硬，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你爸爸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要死就死在工地上，别在家装死！”
我想爸爸年纪这么大，这么重的活儿根本吃不消；就对村支书说：“如果我替我爸爸去，您看行不行？”
村支部书记拿眼斜看着我，问道：“你才16岁，这活儿干得了吗？”
我立刻说绝对没问题。
村支部书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就这样，我替爸爸去挖海河。
作为家中的长子，为了家中能少一张嘴吃饭，我不顾妈妈的阻拦，坚持要去挖海河，两天后出发。
挖河一共去三个人，黑子，三叔和我。准备工作很简单，每人一辆小车，一把铁锨，打一个草帘。
妈妈给我找出两件衣服，将上面的破洞补一补，又给我找了一套最厚的棉被、褥子。趁妈妈不注意，在最后捆被子的时候，我把家中最旧的那套被褥换了过来，在海河睡工棚，多好的被子也会搞脏的。
临出发前，妈妈给我包了几个掺了枣儿的玉米面饼子，这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饭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吃不掺菜的净面饼子了。
清晨，我们出发了，三辆小车，每人推一辆。看着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我心中甭提多高兴了。
离京一年来，挨饿是家常便饭，挨打受骂也能忍受，唯独我不能忍受的是受岐视，精神摧残。治保主任整天转来转去，几乎天天上门训话，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让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
在日复一日的批斗会上，让我们上台去揭发爸爸妈妈的反动言行。我每次会上都一言不发。整天在这种非常压抑的气氛下生活，真是度日如年。爸爸被折磨的又黑又瘦，妈妈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村里的人没有几个敢与我们接近，避之还唯恐不及呢！我们成了‘黑五类’，没有一切作人的权利。
由于爸爸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所以我们不许入团入党，不许参军，不许参加工作，不许考学念书，不许领救急粮，不许走亲访友搞反革命串连；就连爸爸上集市上去买一些生活用品，也要头一天晚上先去治保主任那里请好假，如果不同意就不能赶集。总之，我们被与世隔绝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压抑得你喘不过气来，离开这是非之地，到远方去挖海河，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我们三人每人推着一辆独轮车，徒步向着东方，迎着灿烂的朝阳一直向前走，一路不停留，在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走了近90里地，来到了永清县城，找了一所位于南关附近的小学住下。
学校里学生已经放学了，我们在教室里的地上铺上草帘，把被褥铺好，随便吃了几口枣饼子，躺下就睡着了。由于路途劳累，一觉睡到东方破晓，一骨碌爬起来，装好车继续沿着公路向东走。
永清距离信安50里地，中午时分就赶到了这里。我仔细地打量这个破烂不堪的村镇，连一间像点儿样子的房子也没看到。
路上就听人说：金独流，银胜芳，赶不上信安一后晌。讲得是信安非常繁华，可是进入我们的眼帘的却是这么个样子，让我非常失望。
公社的负责人讲今天要住在这里，可是我们早已经把他们甩在后面，况且时间还早，我们决定继续赶路。
走过了堂二里，来到了王庆坨，天色已经黑下来了。我们决定住在这里，我算了一下，今天走的路程比昨天还要多。
离家的时候妈妈塞给我2元钱，说是穷家富路以防不测。我用针线把它缝在内衣兜里，我知道家中早已经没有钱了，这一定是妈妈向别人借的，我一定要省着点儿花。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敢买，仍然吃的是水就凉饼子。
由于我们走的快，所有的人都被我们拉下了，只有中公由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他认得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分开。他说这七天的路程我们会提前一半。
早晨离开王庆坨向南一直走便是天津西边有名的杨柳青了。据说杨柳青的出名是因为此地美女如云，连卖豆腐的都称作“豆腐西施”呢！我来到杨柳青的大街上，连一个顺眼的女孩也没碰见，心中怀疑这传说是否子虚乌有。
我正在踌躇不前，看见对面走来一位老大爷，年纪七十开外，面目慈祥。
我上前鞠躬施礼，向他问路。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开口问道：“你是从哪儿来的？说话不像是本地口音？”
还没有等我答话，黑子早已抢先回答了：“我们是挖海河的，从固安县来。”
老人听了又问道：“是北京城南的那个固安县吗？”
我连忙应声道：“是，就是那个固安县。”
“那么，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老人继续问道，北京城南出了个有名的纪大律师，你们知道不？我们京南谁有事都去找他，那年我吃了官司，求到他头上，二话没说，很快就给我办妥了。”
黑子赶快把话接过去：“这回你算找对了人了，这个大个儿，就是大律师的孙子，去年新从北京回来的，旁边这个岁数大的，是大律师最小的儿子。”
老人一听黑子的话，大喜过望。连忙拉住我的手说：“这可是大恩人呐，赶快，赶快跟我回家去。”
不由分说，拉起我的手就走。我回头看了黑子一眼，他竟笑了起来：“哈哈！想不到你们老纪家还挺有名气，离北京几百里了还有人知道这纪大律师呐！”
我推着小车跟在老人后面，三叔、黑子跟在我后面，中公由的那个人也紧随其后。在杨柳青拐了两个弯儿，看来老人的家还不近呢。老人边走边说：“你们到我家吃完饭再走，我给你们做俩儿菜。”
我一看，如果吃完饭再走，那一定会耽误很长时间，连忙拦住老人说：“老大爷，我们今天要急着赶路，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以后再过来时一定登门拜访。”
老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急着赶路，不好再挽留，拉住我，往怀里塞了两把大枣儿，向我摆了摆手；我们向老人告了别，继续向前赶路。
当我们来到天津南边的李七庄时，天色渐渐黑了。三叔想喝口热水，我敲响了路旁一家低矮的房门。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位40多岁的妇女，我说明来意后，她说喝水可以，但是我们没有柴禾；我看了看水缸，里面的水也不算多了，我拿起水桶打了一挑水，又到外面去拾柴禾。人生地不熟的，去哪儿拾柴禾呢？
我沿着附近转了一圈，发现路边有许多别人吃冰棍时扔下的小棍，我就一根一根地拣起来，拣了一会儿，觉得差不多了，拿回去烧了一点水；三叔沿着锅边贴了几个玉米面饼子，请这位中年妇女与她那七八岁的小女孩儿一起吃的晚饭。
我借机向四外看了看，这家人家境并不怎么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土炕上只有半张炕席，炕上没有被子，只有一团发黑的破棉絮。屋地只有一只大水缸，连我们烧水用的锅台也破了一个大洞，一做饭浓烟不断地往外冒。除此以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那个小女孩子儿脸上脏乎乎的，个子长得又瘦又小，看见了陌生人，便依偎在妈妈的怀里，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
临别时没有过多的话，只道了一声谢就走了。走出门去，不知为什么，我的鼻子有些发酸，心里非常难受。我迟疑了一下，毅然走回去，把缝在衣兜里的2元钱拿出来，塞在小女孩手里，我看见那位中年妇女楞了一下，把小女孩手中的钱抢过来，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
我扭头跑向外边去追赶三叔他们，没有向他们透露我给小女孩钱的事。
天津市南边40里地是小站，这里盛产一种圆粒大米，油汪汪的，口感非常好。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看见四周都是齐整整的稻田，稻穗沉甸甸的随风摇摆，一片丰收景象。
我向身边的老乡打听，知道这一望无际的稻田，种得都是有名的‘小站稻’。
一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从去年离京到现在，整整一年了，我没有吃过一粒大米；虽然我是地道的北方人，却从小爱吃大米。北京的大米都有定量，而且是机米，其余是白面与玉米面。
自从回到农村，这里从来不种水稻，一想起这油汪汪的小站稻，怎么会不馋呢？
小站向南8里地是上古林，再过了上古林不远，就能看见有名的千米桥了。
千米桥东边，耸立着高高的井架，这就是著名的北大港油田了。
我们要去的工地就在这东南方向，一块大大的平坦的不毛之地；这条河的名字叫做“独流碱河”，我们挖的是第一期工程，明年秋天还有一期，第三期工程在什么时间挖还没有定下来。
这条河道相当大，中间有一块一里半宽的土不动，叫做冲积土；我们从这里向北挖，河底有500米宽，6米深，把河底的土推到二里远的地方筑大堤，这么远的运距，最快的人一小时也推不了几车土。南边一里半远的地方也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像我们一样将土推到南边去筑堤。
我们一行四人在第四天的中午赶到了我们公社的工地。
到了那儿才知道，工地上除了先遣人员以外还没有任何人来，我们是第一批赶到的。一踏进用苇席围着的公社大院里，连长老夏立刻迎了上来，嘴里不停地打听着是哪儿的？怎么这样快；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情况，老夏关照我们先去伙房吃饭。
进了伙房一看我可乐了，锅里面有熬白菜和玉米面的大窝头。我盛了一大碗白菜，一下子吃了四个大窝头。
我站起身，摸摸溜圆的大肚皮，心里美滋滋的。暗地里琢磨着，如果干活时也能让吃饱，这趟挖河我就没有白来。
求生的欲望将我的要求降到了最低点。
吃完饭，我把车上的被子拿下来，走进工棚一看，里面实在简陋极了。
在一块平地上，中间挖二尺宽的一道沟，挖四丈长，将沟挖至膝盖深，把土扔到两边，于是，这道沟就成了炕沿，沟两边就成了连铺大炕。沟沿埋了几根胳膊粗的树干当柱子，上面架上几根棍，顶上铺几领席，再铺上几块油毡。于是，工棚就建成了，这一座工棚至少要睡四五十人。
刚一进工棚，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闭上眼睛楞一会儿，再睁开才能看见里面的情况。微弱的光线下，看到哪儿都是那么潮湿，而且坑洼不平。
我找了一个靠近柱子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的柱子能派上很多用场，首先起床时，可以拿它当拐棍，进门时，可以拿它作标志，而且上面可以挂些衣物。
我拿铁锹把地面拍平，打开草帘铺在地面上，再把褥子打开铺在草帘上，整个准备工作便全部完成了。
我仰面躺在‘床’上，觉得既新鲜又有趣，尽量不去想将来挖河的活儿有多累，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外边有人招呼吃晚饭了，我出去一看，晚饭还不错，玉米面稀粥，咸菜和2个大窝头。
听别人讲，上期在黑龙港挖河时，吃的是高粱面窝头，这次能吃上玉米面就己经很不错了。
吃完饭我走出工棚，向四周观看，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什么也没有长，连一颗小草也没有。听说东边便是海，距离我们只有四里地远，我从小没有看过海，很想去瞧瞧海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在海滩上真有许多美丽的贝壳。
谁和我刚一提出来，便遭到了领导的一致反对；连长老夏连连摆手说不行，并说这是纪律，无论是谁，只要到了工地上，他就要为大家的安全负责，否则出了意外谁也承担不了责任。再说海水有涨潮落潮，真的遇上涨潮了你有潮水跑得快吗？
挖河的大队人马是在我们到达的第三天才全部到齐的，人一到齐，马上开会。连长老夏给大家讲了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重要意义，以及我们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大家必须一齐努力，尽快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
这次工期计划70天，开会后大家分好班，大约四十多人一班。事不宜迟，第二天早晨便开工了。
早晨三点半，催促起床的号子就吹响了。我把衣服赶快穿好，拿起工具往外跑，天还没有亮，晨露蒙蒙，到处是湿乎乎的。
我把铁锨放在小车上，推着小车迷迷糊糊地跟在大家后面来到了工地，学着大家的样子把车绊挂在脖子上。这车绊是用麻绳偏成的，两边各有一个套儿，套在车把上，人钻进车绊里边，车的重量压在脖子和肩膀上，人向前一用力，车子便向前走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车绊推过小车。这种独轮车推起来必须掌握平衡。可是我推空车都翻车，推装满土的重车简直寸步难行。这样一来，人可有样了。清晨的露水象小雨一样，四周到处湿漉漉的，车轮上车把上全是粘泥，道板上也湿乎乎的，车轮到上面直打滑。我一早晨不停地翻车，浑身上下是一团糟，弄得像个泥猴。
我虽然己经１６岁了，但又细又高，长得像颗豆芽，由于长期挨饿，简直是皮包骨头，根本就没有力气。一米八零的个头儿确实不小，但只有九十多斤的体重却让人难以置信。
我满身泥水，浑身脏乎乎的，终于熬到吃早饭的时候了，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工棚，把手上的泥和脸上的脏全洗净，钻进工棚去吃饭。
早饭是三个窝头，有咸菜和粥；中午是五个窝头，晚上是两个窝头一碗粥。每人每天粮食定量二斤半。
晚饭吃过后，我习惯地拿出我的宝贝：一个几乎没有几根毛的牙刷来刷牙。这在我们这里是绝无仅有的。几百个民工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这种习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有什么可刷的，并不知道保护牙齿的重要性。我没有牙膏，也没有钱买，况且附近也没有商店。我只是用清水蘸着刷，刷完后用清水漱漱就可以了。
通过几天的锻炼，我逐渐适应了推车的姿势，推的土也比以前多一些了。只是晚上吃过饭后，困得眼睛就睁不开了。因为晚上收工时天色已经黑了，每天吃完晚饭就晚上十点多钟了。有时晚上还要学习或者开会，无非是赶进度加油干，每个人分别表决心等等。
每个公社为一个连，连部附近有一个理发室，在这里推头是不要钱的。我很想推个头，新来乍到的，不敢上前去问，只是躲在门口向里张望。
推头的师傅姓李，是西庄人，长得挺精神的。他看见我探头探脑的样子，便招呼我进来推头。我顺从地坐在椅子上，他一边给我推头一边聊天。原来他虽然是理发员，也是以一个民工的身份来这儿的，只不过是比推土轻松点儿。听说我只有十六岁，很是谅讶，我讲了顶替爸爸来这里的情形，他理解地点点头，很快头便推完了。
工程任务越来越紧，气氛也越来越严峻，大家互相监督，谁也不许少干偷懒，每人每天的任务必须完成，谁干不完就别想吃饭。
每天收工回来，两条腿像铅块一样重，我每次走到工棚门口，都要扶着门框才能把腿抬起来；工棚内比外面要凹许多，为了防止雨水流进来，门口用土堆了一个埂，这样一来更显得工棚里外高低相差不少。
活儿越来越累，这时我要进工棚，只得用自己的双手抬起大腿来，这样才能跨进工棚。因为两条腿都要用手抬，哪条腿不抬就迈不进去，所以动作格外显得慢腾腾的。有的民工等的不耐烦了，在后边一边催一边骂。
有一天，晚上我收工后正要进工棚门，刚刚抬起一条腿，后边的人早等急了，抬起一脚踹在我屁股上，我人早己失去平衡，一下子向前栽去，工棚门口外高内低，我摔的不轻。不仅弄了一身泥，右肘下部碰在工棚里的铁锹上，磕出一个三角口子，鲜血不断地往外流。
我爬起身来想要同他理论，还没有开口，那边早已骂出了声：“臭地主嵬子，你还敢挡横是怎么的？别说踹你一脚，就是打死你也没有人敢哼一声！”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豁出命来也不能受这窝囊气。三叔在旁边死死拉住我，一边骂我不懂事，一边向那人赔不是，好象错误出在我身上。
真没想到，离开家几百里地远了，本以为可以痛痛快快地干活儿，不再受龟鳖气；没想到在海河这儿干活还要受气，难道我们这些人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胳膊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我满身污垢，如果伤口感染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强压下怒火，决定先去找医生给伤口上点儿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