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中毒
每个连部都有一个卫生室，可以为伤病员进行初步的诊治。
我来到卫生室，向大夫说明了情况。大夫是个胖胖的中年人，姓黄，是宫村镇的一名赤脚医生。
黄大夫见我进来，询问了一下情况，便说自己医术如何如何高，任何病都能手到病除，没有看不好的病。我随声附合着，心想快点儿看吧！只要快一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收工回来，到这时候了我还没有吃饭，肚子早己饿得咕咕叫了。
黄大夫让我抬起胳膊让他看伤口，我高举起右臂，伤口还在不停地滴血。他看了看黑乎乎的胳膊，皱了皱眉，对着伤口吹了两下，拿起一个镊子，夹起一个棉球，我以为他要沾点儿酒精消毒，谁知他却直接沾了红药水，照着伤口涂了两下；我问他为什么不消毒，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随手拿起一个碘酒瓶子，对着我的伤口倒了一些，随后说：“行了，这回也消毒了，也消炎了。”
我用左手扶着右胳膊上的衣服袖子，走回了工棚。没想到回去一看，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既没有窝头，也没有一口粥。我拿着碗想去伙房要点儿吃的，伙房的大门紧闭，大师傅们早己熄灯睡觉了，明天早晨他们还要起早做饭呢。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工棚里，肚子饿得前心贴着后脊梁。干了一天的活儿，却要饿着肚子！由于活儿太累，每天二斤半的定量根本就不够吃。我受伤先去看病，谁还管你吃饭没吃
饭，自己先吃饱了再说。
躺在床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觉得肚子饿得厉害。我爬起身来，到外边喝了好多水，肚子撑的鼓鼓的。我躺在床上，这下可闲不住了，每隔一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折腾了一夜，一点儿觉也没睡。惹得旁边挨着我睡觉的人直唠叨。
工棚内夜间是没有灯的。我每次去外边都要用手摸着一点一点地往外蹭。有时黑灯瞎火地摸到别人头上，惹得人家直骂。
早晨上工时，我的头晕乎乎的，有些直想吐，很恶心，还有些发烧。我心想：千万别病倒了，不就是饿了一顿嘛，也不至于这么松包呀。
坚持了一天，身上出的汗湿透了我全身的衣服，上衣紧贴在背上，晚风习习吹来，冷得浑身发抖。我用手摸了一下额头，滚烫。心想：糟了，这下真病了。怎么办？
等我走回到工棚，身上的湿衣服己经被秋夜的凉风吹干了。衣服硬硬的，上面结成了一层白色的盐。衣服上的汗迹一圈一圈的，像是大海中不规则的小岛。
我接受上次的教训，先吃完饭，然后强支撑着身体去看医生。
黄大夫听我介绍完情况，用手摸了摸我的脑门儿，说：“没事儿，这头痛脑热算什么”。我问他发烧会不会影响明天干活儿。他连声说：“不会，不会。咱们这儿上级有规定：不许出一个病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住医院。谁也不许泡病号。”说完，又往我右胳膊的伤口上涂了许多红药水，然后拿碘酒瓶子往上面倒了些碘酒，挥挥手说：“行了行了，再上两次药就全好了。”
我强支撑着身体，回到了工棚，一头扎在地铺上，昏昏沉沉地睡去。半夜，我突然觉得头仿佛要炸开一样疼，胸口好像在冒火。我用力爬起来，喝了几口水，觉得脖子两边有些别扭，用手一摸，才发现脖子比原来粗了许多，是两边的淋巴腺发炎了。
拂晓，上工的哨子吹响了。我烧的迷迷糊糊的，一夜似睡非睡，一爬起来，头沉得很，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儿劲也没有。但不去上工是绝对不行的。我挣扎着拄着铁锨，跌跌撞撞地走出工棚，继续干活儿去。
就这样，我用顽强的意志又坚持了一天。头一直昏沉沉的，也不知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晚上我去找黄大夫，他二话没说，照旧给我上的是红药水和碘酒。
回到工棚，我躺下以后，只觉得头越来越疼，脖子与腋下，大腿根处全都是又红又肿，浑身难受极了。
半夜，我烧的嘴唇起了大泡，很想喝两口水，但用了几次劲儿也起不来。没办法，只得原地不动，由于头晕恶心，晚饭只喝了两口稀粥；自己也觉得很奇柽，干了一天的活儿，怎么那么饿却吃不下去呢？
生死之间
凌晨上工吹哨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地听见班长在招呼我的名字，让我上工去。我只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渐渐地消失了。似乎有人在我身上踢了几脚，但是我己经没有什么疼的感觉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睁开了双眼。我看见黄大夫手里拿着一根针，我知道他刚才肯定扎了我的人中穴。我平时爱看医书，知道人在昏迷中扎人中还是奏效的。
黄大夫又换了一根长长的大针，在我心口窝处用力扎了下去。这针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不敢呼吸，疼痛难忍，不能说一句话，只是焦急地向他摆手，不让他继续扎下去。
可是他装作看不见我的手势，继续向深处扎。我一开始只觉得浑身出汗，颤栗不己，后来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有一股凉凉的液体流进我的嘴里，原来是有人在给我喂水，并同时有人不停地呼唤我的名字。我心中明白，阎王爷不要我，我终于又挺了过来。
黄大夫己经两天没来了，他怀疑我得了一种特殊的传染病，恐怕自己也传染上，所以躲的远远的，不再管我。没想到正是此举却救了我的命。
在我胳膊负伤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给我涂红药水，这红药水又叫红汞，药中含有水银，而且立刻就又涂碘酒，造成了碘化汞中毒。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病是用药不当中毒引起的，这是我以后在医书上查到的。可能黄大夫至今也不知道正是他促成了我的重病，庸医杀人不用刀，我真希望他以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由于活儿太累，许多人吃不饱，而饿着肚子是无法干活儿的。连长老夏发现后，最后作出一项决定：吃饭不再定量，随便吃，每三天中午一顿改善，每人中午一个一斤二两面的面龙；就是用面摊薄卷些菜蒸熟，像个小枕头那么大。一斤二两面如果不够吃，还可以加窝头，数量不限。我每次吃改善时要加两个窝头。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不仅欢呼了起来。是呀，我们终于可以吃饱了，而且能三天吃一顿白面。这对于我们这些干重活儿的人来说，真是特大喜讯。
早晨吃饭的时候，我一下子吃了五个大窝头，还喝了一大碗粥，这碗相当于平常的三碗。上午我推土的时候，每车我多加了两大锹土，自己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由于过于劳累，中午吃了八个窝头，而晚上则吃了七个。晚饭还没有吃完，人己经睡着了。第二天当上工的哨子吹响的时候，人还在鼾睡。迷迷瑚糊地爬起来，一边揉眼睛一边向外走；眼角的眼屎粘在睫毛上，一抠就会连睫毛一同带下来。现在我的眼睫毛非常稀少，就是那阵长期的海河生活造成的。
睡觉的工棚中间是过道，这过道大约二尺宽一尺深，两边密密地挤满了民工。虽然没有取暖设备，但是人挨着人挤着睡，翻身都感到困难，所以并不算太冷。
每天推土回来，一进工棚，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汗臭味。干活儿时人们穿得是球鞋或者是胶鞋，里面不透气。紧张的劳动使鞋内充满了汗水，一走路直打滑。
好不容易盼到收工了，大家一进工棚就立刻脱掉胶鞋，让泡得发白的脚出来透透气；这四五十双脚一解放，工棚内的味儿真是臭气熏天。说真的，我刚来时闻到这味儿直想吐，根本吃不下去饭。后来活儿太累了，肚子又饿得难受，也就不管那么多了，不但顿顿吃得香，而且越吃越多。
由于人多拥挤，我受到了‘穷人虫’虱子的特别关照；跳蚤早已是家常便饭，一叮咬上准会起一个大包，又疼又痒真难受。而虱子则不然，它咬人时一咬就是一大片，或者沿着衣服的缝边密密麻麻地排起长队，一咬就是一条红线。它是真正的势力眼，专咬穷人，没有听说哪个有钱人招上了虱子。
记得在家时与祖父闲聊，问过祖父虱子为何叫‘穷人虫’，祖父则出口成章，说：“身穿绫锣缎，一天三遍换，别说吃人肉，连味儿都闻不见。”穷人几天都穿一件衣服，不常换洗，虱子当然容易繁殖了。
祖父很爱写诗，他在京时曾用石榴树干做成一个拐杖，并在上面题诗一首：此杖弯曲质最强，流芳千古把名扬，如今落在麟祥手，舒展自如有主张。祖父在我家吃饭时，看到粥稀如水，便说：“数米做成一碗粥，鼻风吹得浪悠悠，好似一片清江水，却无渔翁把钓钩。”
拿祖父作的诗来比喻我们这儿的稀粥非常恰当，再说几百个人每人都要喝几碗粥，熬稠了也根本不够喝的呀！
每三天中午吃一顿白面，有时吃面龙，有时吃别的什么。那天中午收工回来，我们一群人一起往回走。我问大家：“你们猜猜，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刮得是东南风，每个伙房飘出来的饭菜的味道会顺着风飘出几里远。我走到正对着我们公社伙房的方向，用鼻子闻了闻，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味道。我仔细一琢磨，噢，对了，是炸油饼的味道。以前在北京早晨吃早点时经常吃，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我马上对大家说：“你们谁敢跟我打赌？我说今天中午吃油饼！”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七嘴八舌地嚷起来，都说这是绝不可能的，吃什么也不可能吃油饼，因为以前从来没吃过。于是大家都想跟我赌。说如果不是油饼则把我的面龙让给赢的人，如果是油饼则输的人把油饼让给我。
我们很快走到驻地，来到伙房前一看，真的是油饼，每人两个，不仅喜出望外。刚才执意要跟我打赌的几个人，这时早己馏得不知到哪儿去了。
这时有人问我是怎么算出来是吃油饼的，我如实地告诉他们，不是算出来的，而是靠鼻子闻出来的，他们都非常惊讶。
工程己经到了最艰苦的阶段，用行家的话来说叫掏腮。什么叫掏腮呢？当挖河到了最后阶段，别的地方的土己经挖完了，只剩下河底和河坡之间的那块土，地方窄，土层厚，坡度大，土方特别多，人却无地方站，大家挤在一起，搞不好就会窝工，影响进度。
怎么办呢，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搞加班加点。早晨起床提前到凌晨二点甚至更早，晚上加班甚至到１１点；人的体力己经达到极限。
有一天凌晨，起床的哨声早早地把我们赶到工地，还不到二点钟，我们就摸黑推起了小车。早晨也没有让我们回去吃早饭，等到中午两点才让我们回去吃饭。大家饿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一回到工棚，拿起冰硬的窝头就吃，真是狼吞虎咽呐，一下子就吃了整整十个大刺窝头；为什么那么多刺儿呢？因为我们没有按时回来吃饭，早饭时的窝头放到中午，又干又凉又硬，裂开的皮像带刺儿一样。但是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吃完了还想吃，但是肚子里实在是没有地方了。吃完了想站起来都非常困难。真是一下子饿个透心凉，又一下子撑得动不了地方。
有人说这样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身体会严重受伤。可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我们没有能力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就像是一架机器，只要没坏到不能用，能凑合干活儿，一合闸你就得照常运转。
虽然工期予定是７０天，但是每个连队都想抢速度，争第一。这样工程就提前完成了。
我们连队虽然没有争到第一名，但也不是最后一名，只用了４５天就提前完工了。
听到可以提前回家的消息，大家高兴地夜里睡不着。有人便开始讲故事，有人哼起家乡小调儿，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海河工地就是这样，不养闲人。来时人员一到，马上开工。工程一完活儿，立刻撤出。
踏上归途
当夜，吹哨排队集合，领取伙食节余款。每人２元３角钱，每人领４斤玉米面。
我把枕套拿出来盛玉米面，而有的人则把裤子的两条腿扎住，用来盛玉米面。最后每人分了五个窝窝头。
民工们拿到了钱、粮以及路上的口粮，再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呆一分钟，马上打点行装，连夜启程。
１１月份，时值初冬，异常寒冷。北风夹杂着毛毛细雨钻进人的脖子，钻进人的全身。我只有一身衣裤，早己成了补丁叠补丁，几乎认不出原来的颜色。我没有袜子，一直是光脚穿球鞋。毛毛细雨浸透了我的衣裳，行路劳累的汗水从里向外浸出来，与雨水混合在一起，北风一吹，简直透心凉。
我们从工地出发，经过上古林，小站，一路迎着北风向前走。冬夜的风和雨，无情地吹打在我们身上。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快点赶回去，早点儿回到家，就会早点儿见到我那可怜的爸爸妈妈。
走啊走啊，终于走进了天津。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了天津西站。
天津西站地方挺大，我们一行人来到这儿装束与众不同，格外抢眼。我拿出我的饭碗向西站餐厅的师傅要了一碗热水，就着水咽下我那冻得冰凉的硬窝头，两个窝头一会儿就吃完了。我正在喝那剩下的半碗水，桌子对面来了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孩儿，一头长发披肩，真是非常漂亮。
她在我的对面坐下，向远处挥挥手，餐厅内一个戴白帽的青年端来一个大盘，里边是一条足足有一尺多长的大鲤鱼。她把一条白色的餐巾放在腿上，抬起头来向我微微一笑，然后不慌不忙地用起餐来。
我觉得我的脸在发烧。我迟疑了一下，站起身来，向远处的一个空位走去。这时，大岗头村的陈文宝走过来对我说：“我敢打赌，她一定吃不了这条鱼。”他用眼睛瞟着那个女孩儿。可是不一会儿，那个女孩儿把一条大鱼全吃光了，只剩下一点儿汤，她用餐巾擦擦嘴，扭身走了。
陈文宝跑到那个鱼盘前，端起盘来把里面的鱼汤舔了个干干净净。一边舔，一边直嚷：“真他妈的香！”餐厅的那个男服务员走过来，耐心地站在旁边看着他的怪样，忍不住问道：“怎么样？你也来一条？”
陈文宝放下盘子,结结巴巴地问他：“这,这鱼多少钱一条?”
“七块八。”服务员不紧不慢地回答.。
“那么贵。我，我没有钱。你，你们这儿还，还有什么？”
“有面条。”“那，那给我来三斤。”
“来多少？三斤？”服务员惊讶地反问，怀疑自己听错了。
“对！就来三斤。”陈文宝点点头，瞪着眼睛回答。
一会儿工夫，服务员端来了一个瓷盆，里面是浇面的卤和一个汤勺。
服务员刚转过身去，陈文宝端起盆来一饮而尽。我赶紧上前去制止他：“别喝了！一会儿面条来了你还怎么吃呀！”
可是陈文宝舔舔嘴唇已经喝完了。并说：“我说怎么觉得有点儿咸呢！”
一会儿，饭务员端着满满一大盆面条来了，一看卤没有了，便问卤哪去了？陈文宝指指肚子说：“在这儿哪！”服务员简直哭笑不得，说：“没有卤怎么吃呀？”陈文宝说：“反，反正到肚子里也得掺合，先吃后吃不一样吗？”
说完，狼吞虎咽的把那盆面条全吃光了！
我禁不住问陈文宝：“你过去难道没有吃过面条吗？”
“我从来没有吃过面条，也没有人给我做。”陈文宝一边说着一边摇头，那憨厚的样子我了解他，从来不会说谎话。
离开工地时，西村的民工把吃饭用的两个缸盆和几个大碗扔了，因为它们太沉了。一路上几百里地，路途颠簸说不定会碰碎了。黑子看着扔了可惜，随手拣来放在我的小车上。
我的小车上除了铁锹、行李和草帘，还有这几十斤的餐具。
我们离开天津西站继续向西北方向走，一直又走了两天一夜，在黄昏该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终于赶到了家。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不禁喜出望外。
到了村头，黑子把放在我车上的几个大碗和两个缸盆全部拿到他的小车上，一声也没吭，回家去了。
三叔看了，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我为他白推了几百里地，连个道谢的话儿都没有。
回到家，爸爸妈妈见到我突然归来，乐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对着我左看右看。我拍拍xiōng部，满不在乎地对妈妈说：“您看！我比原来胖多了吧！海河那儿饭随便吃，而且活儿还不累，我已经１０６斤了！”
为了不让父母为我担忧，我把海河工地说得非常好，丝毫也没有提及生病的事，更没有提那里的劳动强度有多大。‘子孝父心宽’，这个道理我还是懂得的。
我把从海河工地带回来的２元多钱和４斤玉米面交给妈妈，伙房发得那五个窝头早己在路上吃光了。
家中晚饭是一锅白薯粥，这正是我最爱吃的饭。我一下子喝了三碗白薯粥，一边喝粥，两个眼皮却直打架。
实在不行了，我把碗一推倒在炕上便睡。朦胧之中，我觉得妈妈为我脱了鞋，可什么时候为我洗的脚我就不知道了。
这一觉，我一下子睡了一天一夜。
河西赴宴
秋收过后，粮食陆续分下来了。全村人均每天８两４，这不是面粉而是原粮。
我虽然去挖河省却了一点儿口粮，但是我挖河回来后生产队仍然给我记每天三分。正常的男劳动力每天１０分，也就是我干三天不如别人干一天的工分多。
虽然我们家中男劳动力多，干得活儿也是最苦最累的，但是工分却挣得最少。秋后分粮食的时候，工分的多少要占很大的比例，我们家的口粮每天只有6.5两。
我去找大队会计汪坝理论，为什么我挖河能顶一个壮男劳动力，回来后不给我相应的报酬呢？
汪坝见我问的有理，无言以对，理屈词穷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你个臭地主狗崽子还想翻天不成！给你点就算不错，如果你再不老老实实的就小心你的狗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那样恨之入骨，无缘无故他已经对我爸爸打骂多次。难道只因为自己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吗？
粮食分配计划公布之后，三叔于是又把最后一个女儿嫁出去了。去年嫁了一个，今年又如此这般。在这会儿出嫁，口粮就理所当然留在家里了。饥饿促使他想出了这种办法，四个女儿全嫁出去了，明年怎么办呢？
婚礼定了良辰吉日，一晃就到了佳期。办喜事那天，请我们这几个弟弟去赴宴。
我们哥几个兴冲冲地沿着村西的大路向前走，经过一片片的庄稼和成行的梨树，前面就是大清河了。
这条河是固安县与涿县的分界河，一过了河，就是涿县地面了。
听说河边的人性子野，我们正西就是望海庄。传说那年发大水，河水一涨就接近了两岸的堤沿。从上游冲下来许多木料、家具，也有被淹死的人。有些水性好的年轻人就去打捞这些财物，往往会有些意外的收获。
那天从上游冲下来一个大木柜，几个人合伙把它捞了上来。打开一看，不由愣住了：里边有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还有许多值钱的财物。姑娘看见被人搭救，趴下就磕头，并表示谁救了她，她就嫁给谁，并说这是父母亲的遗愿。
一看这情景，几个救她上岸的年轻人便嘀咕开了，谁都想得到她，但是又不能单独得到她，便激烈地争吵起来。事后几个人分掉了财务，姑娘却不见了。当然这只是传说，谁也没见着，但足以使人不寒而栗。
我们走了三四里地，来到了河边，岸边靠着一条船，一根手指粗细的铁索拦在河上，摆渡的人却无影无踪。
我们战战兢兢的上了船，一站上去，还未动一步，船身就摇晃起来，好像故意欺负我们这几个陌生人。
我壮着胆子用手向后拽那根铁索，船徐徐向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岸边。只听见船下哗哗的水声，渐渐地驶到了河中央，这里水流湍急，我用力拽那根铁索，但是船身已经被水冲得横了过来。
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努力使我离开铁索，如果我这时候一松手，船就会立刻顺流直下，况且船上连个桨也没有，只有一根拦挡铁索的立桩。河对岸这时有人看见了我们的危险处境，高声大喊：“别松手！千万别松手！抓紧用力向后拽，用力！”
我这时看见河水打着漩涡，飞快地从我脚下流过，看着看着，竟然眩晕起来。我赶快闭上了眼睛，心跳骤然加速，双腿也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
这时对岸的人又高声喊起来：“快拉呀！别愣着！使劲快拉别害怕！”
我睁开眼睛，看清了河对岸喊话的竟然是两个岁数不大的女孩儿。心中有些不服气，怎么一个大小伙子还不如两个女孩子呢！
豁出去了，我不再看那脚下飞快的漩涡，眼睛盯住河对岸的终点，一下一下又一下，鼓足勇气用力向后拽。终于到了岸边，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两个女孩也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当然，我不过才十六岁，并不比他们大。她俩相视一笑，扑通一下跳进木船里，用手拉紧铁索，对我们说：“快上去吧！我们给你稳住船。”我们几个男孩子不好意思地上了岸。
那俩个女孩儿拉着铁索轻轻一用力，木船非常听话地调了个头，其中一个高个的女孩儿向我一吐舌头，作了个鬼脸。我知道她是在嘲笑我的无能，脸一下子红了。两个女孩儿咯咯地笑着，船儿轻轻地向对岸漂去。
我们到了姐家，主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闲言少叙，摆上桌子就吃饭。
乡下最奢侈的席面要算是婚礼上的‘十二八’大席了，就是上的菜用八个大碗四个小碗八个盘子，一共是十二个碗八个盘，所以称作‘十二八’大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合，亲家一让就开始拿筷子吃起来。
主人没有想到，这几个男孩子饭量如此惊人，不一会儿，像风卷残云一般，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
农村的规矩是不剩下不算够，姐夫一看给吃得露了底，不好意思地跑进屋商量，出来后把我叫到一边，问我再上点年糕是不是合适。我一看全明白了，马上说大家都已经吃好了。姐夫还是端出一屉年糕让大家品尝。
我的几个弟弟还有五叔家的几个弟弟，还是毫不客气地把这些年糕全吃光了。
这件事情过去许多年了，有一次遇见了我这位姐姐，提起了当年往事，她说那次的婚礼上，哥几个吃饭就像饿狼一样，眼露凶光，样子都让人害怕，那个年月，这几个孩子也真怪可怜的。
卖羊还债
年终决算又到了，一张榜公布，我们家又欠下７８.６２元。全家人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却欠下这么多钱。爸爸妈妈赶紧东拼西凑，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还差５.５元钱，实在是再也凑不上了。
爸爸和妈妈商量了一下，决定把那只小黑羊卖掉，还上决算款。
说真的，让我卖掉小黑羊，我还真有些舍不得。自从春天妈妈花２元钱买来这只小黑羊，已经有半年多了，它已经是我们家庭成员中的一员。每天我们都是给它割最鲜嫩的青草。目前它已经长到３０斤零半斤了，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它就可以生小羊了。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卖掉这只小羊，才能还清决算款。像我们这些‘黑五类’，是绝对不敢欠生产队一分钱的。
这天是一个非常睛朗的日子，但冬天的早晨是非常寒冷的。我和三弟伟民二人，一人牵着小羊，另一人赶着，向着八里外的东湾集市走去。
小羊好像知道了我们的动机，不情愿地向后拽，弟弟在后边拿着一根细小的树枝不停地摇着，但是并不抽打在小羊身上，只是促使它快走。
我们终于来到了东湾儿。羊市上羊很多，但是我们哥俩是第一次卖羊，而且以前从未卖过任何东西，所以这羊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卖掉。
我们楞在那里东看看，西看看，但是直到中午快散市的时候了，还是没有人理我们。我有些急了，如果今天不能把羊卖掉，回去可怎么向爸爸交代呢？因为今天大队会计让我们必须交清决算款呀！
于是我就大声地喊了起来：“卖羊喽！卖羊喽！”
“谁买我的这只小羊啊！”三弟也跟着喊了起来。
我们刚吆喝了几声，这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走到我们面前，用手摸了摸这小黑母羊的后背，说：“这羊不大还挺肥实。”
我赶紧说：“对，这羊己经３０斤零半斤了。”
这老头儿说：“你这羊卖多少钱呀？”
我说：“这羊卖１０块钱。”
老头儿又说：“我只给你５块钱。”
我对他说：“春天买时２块钱只有７斤２两，现在３０斤还多呢怎么才给５块钱？”
这老头儿非常狡猾，在交谈中知道我们是第一次来卖羊，就是不肯多给我们一分钱。眼看着羊市上的人越来越少，今天如果卖不掉是绝对不行的。
于是我就对老头儿说：“如果你要买最少要给５块５毛钱，这样才能凑上决算款。”
老头儿同意了，但是给钱时却只给了５块２毛钱，我说不行；他却说卖羊要上税，那税钱他去上，所以那三毛钱就不给了。
于是，这只３０斤零半斤的小羊只卖了５块２毛钱。老头儿牵着小羊走的时候，我和弟弟听着那小羊发出凄惨的叫声时，不由得全哭了。
要知道，这是多么好的一只小羊啊，非常懂事。全家人辛辛苦苦地喂了这么久，才多卖了３块钱，如果不是必须交决算款，我们是决不会将它卖掉的呀！
我和三弟回到家中，妈妈听说我们把羊卖了５块２毛钱，非常高兴，连声说卖的不少，第一次卖羊真不简单。
原来我以为爸爸妈妈一定会嫌我们卖的便宜呢，没想到妈妈丝毫没有埋怨我们的神情，把钱交给爸爸，让爸爸尽快给生产队送过去。
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无论去做什么事，她总是不断地鼓励我们，使我们做事充满信心。我对这第一次卖羊的印象非常深刻，在以后的多次上集市买卖东西，我再也不胆小了。
丧尽天良
小麦在播种一周以后，麦苗便陆续长出来了，天气越冷需要的时间越长，有时甚至10天以上。在封地之前要普遍把麦苗浇一遍水，俗称“打冻水”。
浇地是个苦差事，不管是白天黑夜，浇地的机井泵一开，就要把几百亩麦子全浇完才罢手，刺骨的寒风一吹，没地方藏没处躲的，尤其是夜里，又黑又冷，有时掉进浇过的地里，弄得满身是泥，甚至搞得连鞋都湿透了，北风一吹，冻成个大冰疙瘩。
到了后半夜，肚子饿的咕咕叫，为了不吵醒家中的爸爸妈妈，我夜里从来都不回去找吃的东西，况且我家一般很少有什么可吃的。
这天，北风呼啸，异常寒冷，与我一块浇地的另一个人借口生病不来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又看机器又改畦口，根本忙不过来。
队长忠曾大叔知道后，决定与我一同来浇地。夜深人静，我们却聊得很投脾气。
他非常同情我们的遭遇，但敢怒不敢言，村中的实权在支部书记手里，掌握着财政大权的会计与他是一丘之貉，他们一手遮天，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忠曾大叔告诉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北京我爸爸的单位来人了，给我们留下了三百元安家费，另外去年决算欠款111.96元也都由单位给补上了，我姐姐从四川成都几次向家中汇款，每次汇30元，但是我们根本连影子都没有看见过。
我清楚的记得，去年决算欠款111.96元，大队会计逼着立即交清，不交不分给粮食，爸爸东奔西走到处借钱，总算在规定期限之内都交清了，可这钱至今我们还没有还上。
爸爸单位留下的钱和姐姐寄来的钱都哪去了呢？
原来都让大队会计贪污了，他利用职务之便把我们的钱全部窃为己有，并利用这些钱盖起了三间新砖房。
我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身为大队干部的他却趁火打劫，把我们的钱全霸占了，甚至把姐姐寄给我们的钱全部冒领，并且故意给我们最低的工分，多次毒打爸爸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
真是丧尽天良啊！天下公理何在！
回家后我把这些事全部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不相信竟有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丧尽天良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爸爸决定在不暴露忠曾大叔的情况下，向村支部书记询问此事。
第二天，爸爸找到村党支书牛铁杆，他一直否认曾有此事，并说北京从来没有来过任何人，更没有人给过一分钱。
支部书记说没有这么回事，别人更不敢乱说，爸爸无可奈何的回来了。妈妈安慰爸爸说：“纸里包不住火，这事儿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别着急，早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最高指示
这天收工后，我看见村里来了很多人。她们都剪着齐耳短发，穿着一身绿衣服，戴着红袖章，却穿着草鞋，一身泥土。
据说这些人是从江西井岗山来的，全国大串联，她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从江西一直走过来的。
为什么可以免费乘车却要走过来呢？
原来她们是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这些人手举着毛主席语录，一路高喊着口号，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但风尘扑扑，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非常使人钦佩。
我很想凑上前去打听外边的情况，因为自从离开北京，就与世隔绝了，什么消息也没有办法听到。我刚要走上前去，却听到一个红卫兵在打听去北京的道路。
她问的人是二爷爷，管二爷爷叫老大爷，但二爷爷却说，你们最好去问别人，我是个地主，免得别人说闲话。
没想到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突然勃然大怒，一改刚才和蔼的样子，破口大骂：“早就知道你是臭地主。”二话没说，抽出腰间的皮带，对着二爷爷一顿猛抽。
二爷爷用手抱头，蹲在地上缩作一团。红卫兵还不罢休，用脚把他踹倒在地，用力继续抽打，一直打得红卫兵额头上流下了汗水，老人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嘴角也流出了鲜红的血迹，红卫兵喘着粗气扬长而去。
七十多岁的老人那里经受得住这般毒打，我们七手八脚把老人抬到床上，喂了些水。二爷爷于是一病不起，不久后便与世长辞了。
全国大串联，几百万红卫兵免费吃住，免费乘车，确实风光了一阵，直到复课闹革命，才逐渐平静下来。
冬天来了，北风呼啸，大家听钟声一响，便聚在生产队最宽敞的屋子里，高举毛主席语录，齐声高喊：“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舰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大家喊完了口号，接下来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读了再读，背了再背，当时时间不长，我已经能够熟练的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了。
读《毛主席语录》时，每人发了一个小红本，里面全是毛主席语录。一人读时大家在旁边听，这人读完了一段后别人再接着读，直读到吃饭时为止。
我还学会了一首歌，很好听，歌词是这样的：毛主席浯录发给咱哪，捧在手里心中甜呐，好像到了北京城，毛主席就在咱身边。
当时有许多歌颂毛主席的歌，也都非常好听，我一听就会。
有一天半夜时分，突然钟声大作，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快爬起身来跑到门外。
只见大队干部在高声呼喊：“所有人员马上集合！到公社去开大会！”
许多人睡得迷迷糊糊的，揉着眼睛跑了出来。
人们一边走一边琢磨，究竟是什么事让大家半夜起来开会，这事一定很重要。
大家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公社，听到沿途许多村的广播喇叭在嚷：“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了！全体集合，敲锣打鼓，赶快行动！”
不一会儿，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涌来了。许多人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有的村中把锣鼓全都拿出来了，一边走一边敲锣打鼓，有的人高举着红旗，汇集成一股潮水般的人流。
到了公社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
我们来到公社所在地，真是人山人海，大家兴奋异常。高音喇叭不断的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有时还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曲，一直到天亮。
有时公社开大会是批斗大会，一群人押着“地富反坏右”分子走到台前，每人脖子上插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地主分子xxx，或者写着反革命xxx，让这些人跪在台前，脖子里还要拴着一根细绳，细绳上往往要拴着几块砖，不仅如此，如果交待得不好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挨嘴巴或者挨皮带，有时一斗就是一天，而且群众中途不许退场，谁如果中途退场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许多人写了一个“忠”字挂在胸前，有人则胸前别着几枚毛主席的像章，我见过最大的像章有碗口大小，别在胸前闪闪发光。
积重难返
冬天农活不多，主要是积肥。掏大粪这又脏又累的光荣任务便落到了爸爸头上。
爸爸用一辆小车，上面绑了一根棍子，棍子两端各挂一个粪桶，带着一些工具，在全村挨门挨户串，把每个粪坑掏净。
冬天寒风刺骨，连大粪也冻成一个大冰坨儿，掏不上来，就要用一个长柄带刃的叫刨斧的工具把大粪砍碎，不用力砍不碎，一用力，这些粪渣溅得到处都是，不仅掉进衣服里，脖子里，有时甚至溅到嘴里。但是无论天气有多冷，风多大，这活儿却必须干，每天干多少活儿都要记在一个本子上。
爸爸用铁丝弯成钩子，拧在一根四指长一指粗的小棍上，这样用它来钩住粪桶，避免直接用手接触。掏出来的粪便要与其它粪便掺在一起，才能晾干。单独的人粪是很难晾干的。晾干后再捣碎过筛，就成了比较好的肥料了，这些肥料一般用来种大西瓜。
爸爸一人干掏粪工，一干就是12年。
农村的农活有许多我们都干不惯，但是干不惯也得干。
农村给玉米施肥不叫施肥，而叫“抓青”。当麦秋收完麦子之后，麦茬地里的老玉米就开始生长，当长到一尺左右高的时候，要施一次肥。
用大车把各种肥料拉来卸在道边，人们用背筐把粪运到地里，用手一把一把地将这些粪扔到老玉米的根部，这些粪什么粪都有，牛粪马粪人粪都有，干完活一看手粘乎乎的，沾了许多粪，尤其是有些人粪便没有干，粘在手上恶臭，简直难闻极了。
当地的老百姓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他们有时搓搓手就去吃东西，反而说不脏不净吃了没病。而我则有时恶心的吃不下饭，必须洗干净手后再去吃。
伯父和伯母住在三叔西边一间借来的小房子里，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早已成家立业，有的留在北京，有的在外地，状况要比我们好，只不过五个子女都不在旁边，照顾老人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身上。
每天我和几个弟弟都要到伯父那里转转，爸爸妈妈也天天抽空儿到那里坐一会儿，聊会儿天，我们则看看水缸里有没有水，有没有什么活儿需要我们去干。
每当生产队分粮分柴的时候，我们就帮助运回来。地里那些刚砍下来的玉米秸，湿漉漉的每捆都有几十斤重，我们每人每次能扛两三捆。说真的，压的简直透不过气来，汗珠一个劲儿地往下掉。
有时收了工，天色已经非常黑了，但是我们还是咬着牙继续干，妈妈有时看太晚了就让我们哥几个先干着，自己先回去做饭。有时我们把伯父的柴禾运回家来已经是半夜时分，但是无论多大的苦和累我们都坚持挺下来了。
伯父和伯母是两位非常慈祥和蔼的老人，心地善良，对待我们就像自己的亲儿女一样，关怀备至，经常拿出一些食物让我们吃，我们也把伯父家的大事小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
爸爸妈妈每天吃过晚饭后都要到伯父家去探望，贫穷艰难的生活把两家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农村由于文化落后，很多人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知识。
记得有一次一户农民宰了一口猪，他叫大家去买他的猪肉。
我看见那肉上一层小包包，白色的，数量很多，根据我过去学到的知识，知道这种肉吃下去就会得涤虫病。这种寄生虫病很厉害，很难根治。
我奉劝一些人最好不要吃这种肉，并讲了我所学到的知识，但没有人听从我的劝告，甚至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
几个月后，许多人得了怪病，面黄肌瘦，浑身无力，吃得好多，肚子奇大。
落后的生活习惯与卫生习惯，使人们的健康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