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遇强人
一路上我们三个人轮流在下边拉车，另两个人则坐在车上休息。
这天晚上，大约在九点多钟的时候，我们乘着朦胧的夜色，来到了永清南关小学。
大家简单的洗了洗，就打开被子睡下了。
我躺在被窝里布却怎么也睡不着，心中惦念着住在永清城北的姥姥和姥爷。多日未见，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想到这里，反正自己也睡不着，不如去姥姥家看一眼再跑回来，路途没有多远也误不了事。
我打定了主意，起来穿好了衣服，想与瑞民与小毛打个招呼。但看到他们睡的那么香甜，真不忍心叫醒他们，一想又去不了多久，就不叫他们了，自己快去快回吧！
我走出学校教室，拔腿迅速向永清城北跑去。心想过不了多久，就可以见到姥姥姥爷了。
永清南关到北关有五里地，再到姥姥家还有十里地，一共也就十五里地。
我出了城向北走，途中要经过一片一人多高的玉米地。我从庄稼的缝隙中向前走，只听见一片沙沙声。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只有数不清的星星在天上眨眼，四周围安静极了。
我走了大约二里光景，突然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我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拨开一人多高的玉米向前望去，只见前面是一个烧砖的窑，在窑前的空地上，有一群人凑在一起在低声说话。
我毫不理会他们，继续向前走去。在快到他们前面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发现了我，向大家摆了摆手，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一个中年人走到我的面前，压低了嗓音但又严厉地说：“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晚到这儿来？”
我很坦然地告诉他，我是挖河的，前去探望住在邵家营的姥姥，刚巧路过这儿。
这人看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就挥挥手让我走了。
我走出没有多远，就听见那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一个孩子，没事儿。”
可是另外那个人却说：“可能刚才他听见我们的谈话了，万一他说出去怎么办？”
有人说：“那怎么办？”
另一个人说：“就是孩子也不能放过！”
接着就是一阵搬动自行车的声音。我见大事不妙，立刻跳进马路边一个半人深的水沟里躲藏起来，只把头露在外面。
有两个人骑着自行车擦着我身边经过，沿着大路向我要去的方向追去了，骑车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人，为什么深更半夜的聚集在一片庄稼地里，低声密谋什么事，而且还怕洩露出去，我想肯定不是好人。
当时全国武斗之风盛行，许多人借着破四旧的抄家风趁火打劫，尽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既然他们怕别人听见他们密谋的事情，肯定不会干什么好事。
我一个人出门在外，惹不起但我躲的起。我从水沟中钻出来，湿淋淋地爬到另一侧的稻田里，不敢再沿着大路向前走，在泥泞的稻田里，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姥姥家的方向走去。
夜己经很深了，湿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夜风凉嗖嗖地吹过来，冷得我浑身发抖。
我跌跌撞撞地摸到姥姥村头，围着村子转了一圈，看看有没有可疑的情况。
村子里很安静，偶尔传出几声狗叫。我沿着小路走，在村子东南角的一间小草屋里，见到了惊魂未定的姥姥和姥爷。
原来刚才那两个人己经来过了，见到姥姥家没有来人，想可能是别人家的外甥，就离开了。临走时关照姥姥，如果有人来就不要放他走，否则他们就不客气了。
一听此话，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千万不能给姥姥添麻烦，就想立刻赶回永清南关的小学校去。
姥姥和姥爷说什么也不放我走，说他们目前可能在到处找你，如果你回去碰上他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姥爷告诉我，最好在他们这群人都散去，也就是天快亮时候走，那时最静，街上人最少。又说最近这里很乱，尽出事。前两天有个姑娘失踪了，据说是被人害了以后投到了烧砖的窑里，无影无踪无处查寻。
既然是这样，我决定暂且呆上一夜，睡觉之前先到村头看看动静。
我悄悄地走到村头，倚着一棵大树向远处张望。
突然，从树上传来一声凄厉的号叫声。原来这是猫头鹰的叫声。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种鸟的叫声，在静静的深夜里是那么瘆人，不禁浑身打了一个冷战，觉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我穿着一身湿透的衣裳，夜风一吹，觉得很凉。又猛地听到猫头鹰的叫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心紧张地像要跳出来。
我突然觉得肚子一阵疼痛难忍，赶快找了一个地方刚刚蹲下，就窜了一泡稀屎。
回到姥姥屋内，姥爷说我的脸色惨白惨白的。姥姥心疼地摸摸我的头，让我把湿衣服脱下来，她老人家自己坐在火炉边，一件一件地给我烤衣服。姥爷让我先睡，他老人家不敢睡，恐怕睡着了来不及在天亮之前叫醒我。
就这样，两位老人一夜未睡，在东方刚刚露出一点微红的时候，把我叫醒，叫我立刻赶回去。
我一骨碌爬起来，穿上姥姥用一夜时间给我烤干的衣服，悄悄地出了门。临别前，我在两位老人的面颊上各亲了一下。
秋夜的黎明静悄悄地，只有一些秋虫在低吟，有几只小鸟迎着晨曦快乐地唱着歌。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小路向南走，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赶到了永清南关的小学校。
一进门，瑞民二人正在说着什么，看见我回来，非常生气，责怪我不该妄自行动，被子尚在怎么人却失踪了呢？他们哪里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夜是多么惊心动魄。
回家的路上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看着两人那疑惑的目光，居然对我讲的一切还将信将疑呢！
天赐佳肴
三弟伟民小学毕业了，学习成绩优异，全是满分，但是不许升学，只得参加农业劳动。家中又多了一个劳动力。
最小的弟弟晓民在这年的秋天成为一名一年级小学生，天天早晨按时上学去。
当时正处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期，在收成最好的大队，每人每年的粮食定量最高可达４２０斤。但是像我们这样三流的大队，每人每年只有２８０斤，但是我们家工分少，还达不到这个数，只有２００来斤。
农村的重活儿累活儿都是我们这些壮劳动力去干，但是分这点儿粮食，像我们这些强壮的男劳动力，连半年口粮都不够，人们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节约粮食，凑点儿钱就去买白薯干，买豆腐渣，买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任何东西。
唉！这些年来，真是把人都饿怕了。
秋天分粮食的时候，妈妈总是非常小心，如果掉在地上一个玉米粒儿，她也要弯腰把它拣起来。
秋天分粮食的时候，分了些谷子。谷子去掉皮才是小米。
妈妈对我说：“听说谷子放多少年都不长虫不变质，我想收起点儿谷子来，如果到最后实在没粮食的时候，在最困难最没有办法的时候，咱们再把它拿出来，在紧要关头一定能管大事。”
我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那年实在没有粮食的时候，爸爸到东韦坨大舅家去借了一斗谷子，我们磨成了谷面，凑合了好几天呢！
妈妈称了十斤谷子，把它装进一条口袋，用线把口缝紧。我对妈妈说：“这口袋就交给我保管吧，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不会离开它。”
我把这口袋谷子上一个套，做成一个枕头，天天守护着它，唯恐将来挨饿，到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把它拿出来。
就这样，这袋谷子我把它带在身边二十多年，直至最后被岳母发现，把谷子倒出来喂了她的老母鸡。
我家的小黑狗经过了一年的喂养长成了一只大黑狗，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狗。
我从小就训练它，最早是给它起个名字，每当叫它的名字的时候，才给它一点儿吃的，这样时间一长，形成条件反射，每次叫它都会乖乖地跑过来。
它认可自已的名字之后，我又训练它做各种动作。先教它打滚儿，我用手帮助它在地上打个滚儿，喂它点儿吃的，这样重复做几次，不一会儿它就学会了这个动作，只要你用手一指它，命令它滚一个，它就会连续不断的在地上连打几个滚，接着它又学会了敬礼、作揖、叼东西，只要你想教会它什么，它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
刚开春，粮食又没有了，大家整天为填饱肚子发愁。
这天晚上我收工回到家里，一进门，爸爸向我摆摆手，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叫我不要声张。我正在诧异出了什么事，爸爸说，今天回家的时候，一进院子就看见这只黄狗在欺负咱家的小黑狗，爸爸非常生气，就用一根小棍朝着狗的头部敲了一下，没想到这条狗竟然倒下死了。
爸爸一看祸惹大了，一不做二不休，把这只狗的皮剥下来，做了一锅肥美的狗肉。
回想起来那次的狗肉好香啊，我们这群饥饿的孩子，是生平第一次吃那么好的狗肉，真是终生难忘！
那张狗皮爸爸拿到蔡庄表姑家做了两个皮领子，爸爸留了一个，表姑夫留了一个。妈妈把它缝在一件皮袄的领子上。
姥姥姥爷
姥姥和姥爷两人远在永清的乡下，一直麻烦四舅照顾，妈妈非常挂念，于是就写信告诉四舅，在大秋过后，用一辆小驴车把姥姥姥爷送到这边来。
那天傍晚的时候，四舅赶着一辆小驴车来到了我们这里。妈妈看见两位老人远路前来，非常高兴。我和弟弟赶快帮着搬东西，爸爸扶着姥爷，妈妈搀扶着姥姥，大家高高兴兴地走进屋去。
姥姥姥爷出身于地主家庭，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于６６年８月２０日被红卫兵赶出了北京城，回到了原籍永清。
两位老人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只得依靠二姥爷一家照顾，生活的非常艰难。这次能来到妈妈身边，我们都非常高兴。
以前我们相隔不久都要去看望姥姥姥爷，我每次都是从早晨一直走到晚上，七八十里的路程一直是步行。我身上背着妈妈给姥姥带的东西，一般是水果或是妈妈做的食物，有时是新做的棉衣棉裤，每次都是在姥姥家住上一夜，第二天再返回。这次把姥姥姥爷接来一同住，就不用我每次探望时要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了。
妈妈立刻做最好的饭菜招待四舅，大家聚在一起又说又笑，非常高兴。
四舅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要回去了。临别前姥姥握着四舅的手，有些依依不舍。吃过早饭，四舅赶着小驴车回永清了。
妈妈把姥姥和姥爷安排在热炕头休息。虽然我家的小土房很小，但是一家人聚在一起也其乐融融，增添了不少乐趣。
俗话常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我不知道这句话说的是否对，但有时却非常灵验。
妈妈照顾姥姥和姥爷无微不至，按说两位老人可以享几天福了；但天有不测的风云。姥爷在来到我家八个月后，突然患了中风不语，半身不遂之症。两个月后，姥姥竟然也患了此病，两位老人双双瘫在炕上。
以前在永清时，两位老人奔波劳碌，天天拾柴做饭一天忙到晚，居然什么病也没有；没想到来到我家不用劳累了却双双患病。
爸爸和妈妈急的到处请医生，但是终无回天之术，姥爷在患病四个月之后，终于离开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悲痛，在火葬厂火化之后，我们捧着骨灰回到了家。
姥姥的病情却比较稳定，在床上一躺就是２０年，这么多年一直在爸爸妈妈的辛勤照顾下平平安安，简直就是个奇迹。
１９９０年春节过后，姥姥溘然而逝，终年九十一岁。
小江被打
７０年决算结果公布了，我们全家五个劳动力，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第一次余款５１块五毛八分。但是虽然余款，并不发给你现金，而是与其它欠款的人对折。
伯父欠款７０多元，我们用余款与伯父顶了账，这样伯父可以少拿点钱。
７１年的春天又到了，由于饥饿，大家觉得时间过得真慢，简直就是度日如年。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房后面桑树上的桑葚成熟了。
我家的小土房后面是四棵大桑树，靠东边还有两棵更大的桑树。紧挨着我家房子的那两棵是本村党支部书记牛铁杆的，其余的是老牛蛋的，听说都是在土改时分的。
我们村子里还有许多家有桑树。每年一到夏天，当桑葚成熟的时候，有的人家就把桑葚摇下来，装在筐子里，走街串巷去叫卖。从桑葚开始成熟到最后结束，一直可以卖上两个多月。
这村儿的白桑葚又大又甜，在这附近的十里八村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两个多月也可以卖不少钱呢！
从桑葚成熟开始，杏、桃子、李子、沙果、梨和各种枣儿这些果品就陆续成熟了。
我们村子周围都是果树，不下几千棵，这些树都是二爷爷年轻时栽种的，又选了优良品种嫁接的。老人家一生酷爱树木，简直入了迷。
我有幸见识到了什么叫水果树，它长得果实很像李子，但是成熟后里面是一兜水，甜蜜无比，全村只有一棵树，现在老牛蛋的院后。
一年到头来，能享受这些美味的果品也是不错的。看管果树这个肥缺，是许多人想得都得不到的。老牛蛋看准了这个机会，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松手，多年来，他一直占据着这个职位，利用这个职位，他捞取了不少好处。
农村的风有时很大，一阵风过后，有些成熟的白桑葚就会从树上摇落下来，掉到地上。有几只鸡在树下转来转去，看见落下的白桑葚便一拥而上。
拇指大小的白桑葚汁多蜜一样甜，有时人肚子饿了吃上几个就能顶一阵子。
我的小外甥小江，来到我们家己经快两年了。双眼皮大眼睛，是个满神气的小家伙，很惹人喜爱。
由于家中吃的东西实在少的可怜，这小家伙很聪明，有时就跑到我家房子后面，去拣树上掉下来的桑葚吃，由于桑葚的糖分很大，抓在手里粘乎乎的，有时吃不了几个，就搞得脸上脏乎乎的，一看简直就像个小花脸。
这天小江又到房后面去了，正好碰上村党支部书记的老婆在那里，小江不认识这老妖婆，刚刚两岁多的孩子能知道什么呢。
风摇树动，当树上的桑葚掉到地面上时，小江不顾一切，上前就拣。
没想到这老妖婆看到小江前来拣桑葚，破口大骂。骂完还嫌不解气，拿起一根扫帚的竹枝朝着小江就抽打。老妖婆的竹枝高高地举起，狠狠地抽打在小江左侧的面颊上，划开了一道两寸多长的口子，鲜红的血立刻就顺着脸流下来。
小江没有吃到桑葚，却遭到一顿毒打。‘哇’的一声，小江疼得咧开嘴哭了起来。
小江是个才两岁多的孩子，能知道什么！再说在地上拣个桑葚吃，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能有什么罪过！只因为我们家庭政治成份不好，就应该受岐视，就应该遭此毒手吗？真是太过份了!
这老妖婆看见小江脸上的血流个不停,.在地上抓了一把土给小江按在脸上。
这时，妈妈听到哭声马上跑过来，一看是支部书记的老婆，哪里敢惹，强压住怒火却要向老妖婆道歉。
被人打了，还要向打人者道歉，这是什么逻辑？天下还有公理可言吗？但是在当时，支部书记就是土皇帝，谁人敢惹！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听说支部书记为了讨好上司，把爷爷那紫檀木的大龙床２０元钱就卖给了县公安局某人。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本是无价之宝的龙床只２０元钱就送礼了！
事后小江的脸上结了痂，脱落后留下一道将近三寸长的闪亮的疤痕，在左面颊正中非常明显的位置上。
可怜的孩子，天真无邪的孩子能有什么罪？竟然遭此毒手！
姐姐非常想念小江，经常来信问起小江的情况。妈妈于是带小江到宫村去，照一张相片给姐姐寄去。
宫村离家十里地。妈妈背上小江，一步一步地来到宫村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给小江照了一张全身相，花了２块４毛钱。照完了相，妈妈又背着小江回到了家。
为了照一张相片，妈妈步行往返达２０里，那时的交通是多么不方便。
如果姐姐这张２寸相片还保存着，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江穿的长裤左膝部位明显地补了一块补丁。在当时，这是妈妈所能找出来的最好的衣服。
想想看，给几千里外的姐姐寄一张孩子的相片，谁不愿意寄去一张最好最漂亮的相片呢？但是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我们根本找不出一件像点样儿的衣服，回家多年来一直就穿以前的旧衣服，谁也没有钱做新衣服，所有的钱全用来买高价粮吃了。
小江回老家跟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怜的孩子那么多年只照了唯一的一张相片。现在的小孩哪个不是生下来就照几卷呀！百日照，明星照的，一年不定照多少呢！写到这里，我的眼泪竟然夺眶而出。
多么可怜可爱的孩子啊！不应该有这么悲惨的童年！
小江这孩子跟我们在一起从小就吃不到什么有营养的东西，个子长得矮矮的，大脑壳小细脖，典型的营养不良。妈妈非常疼爱小江，但确实又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于是每当吃饭的时候，妈妈就给小江煎两个鸡蛋。
最小的弟弟晓民看见了，嫉妒地问妈妈，为什么偏心眼，总是给小江做鸡蛋吃。
还没有等妈妈说话，聪明的小江张开小嘴让小舅舅看，并说：“你看！我长的就是鸡蛋嘴！”说得大家全笑了！
许多年后，当我再次看到小江时，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昔日的小不点儿，竟长了个一米九三的大个子！成为一个相貌堂堂伟岸的男子汉！不仅如此，还成为了最有出息的人，成为我们全家唯一的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了首都北京工作，成为了一名高级工程师，并找了一个美丽的妻子，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真是不简单呀！
庭院春秋
每天上工的钟声一响，大家便在井台集合，然后由队长分配去干什么活儿。一般像我们这些壮男劳动力，安排一些较重的活儿。
在劳动中，我认真地学习各种农活儿，有些农活儿要求技术性很强，我就仔细地观察老年人怎样做。
如果谷类作物出苗过多的时候，就要求用挠子把它们间苗。这时要求很严格，一二三的糜子四五六的谷，一尺一棵是玉米白薯。
糜子如果去了皮就是黄米，是一种粘性很强的作物，把黄米磨成面就可以做粘糕或是做艾窝窝，很好吃。但是间苗时则要求每堆只有一至三棵，谷子却要求每堆有四至六棵，老玉米至少要一尺远一棵，甚至更远一些，白薯也一样远。通过劳动中学习，实际锻炼，这些活儿我都能很好地完成。
有时遇上阴雨天，不能出工，我就和弟弟在家中泡些柳条，编篮子编筐，或者用高粱杆串排子，扎扫帚。二弟建民和三弟伟民手非常巧，不仅学会了编筐扎扫帚的活儿，还会用一些木条做成非常漂亮的小椅子，二弟还可以打一些普通的家具。
有一次，生产队给外边加工大筐盖，每个加工费一毛钱。这筐盖每个长一米，宽六十公分，质量要求很严格。我和弟弟三个人都会编，而且编的又快又好。村中的许多人都非常羡慕我们。通过几天的紧张劳动，我们兄弟三人得到了１７元加工费，是当时村中最多的。
房前的空地上，我们利用有限的空间，种了许多蔬菜。
春天刚刚来到，我就在房前种了三畦小油菜，２０多天后，小油菜就可以做菜吃了。这时我在小油菜的空间种了许多烟。因为爸爸会抽烟，种些烟供老人吸，免得上集市上去买。当烟长高后我又在烟的空间种些白菜，一共种了２００棵。我和弟弟每天挑水浇菜。这些白菜长势很好，够我们全家吃上一冬天的。
我挖了一个深深的坑，里面倒进两筐羊粪和烂树叶，地表是半尺厚普通的土。
我把南瓜籽种在地表的土中。一个星期后，南瓜钻出来一个小芽，然后长出一对绿叶，当长出第六个叶子的时候，猛地在长一个叶子的位置上，窜出来三个大大的叶子，墨绿色的叶子使人感到非常惊讶，而且叶柄又粗又壮。
很快，当它长到一米多高的时候，开了许多黄色的花，并结了一个小南瓜。我在这个小南瓜的前面留了一个芽，其余的全部掐掉。这叫闷活尖，这样能把力量全部集中在那个小南瓜上。
半个月过去了，我每天浇它一桶水，这个南瓜己经长得一尺多长了。这天早晨，风吹得树叶沙沙响，我忽然听见咔嚓一声，赶快跑出去一看，由于南瓜长得太快太大，从秧上掉下来了，一称竟有２１斤重！
我把裂开的瓜秧绑好，固定在枣树上。几天过后，留下的那个芽又结了一个南瓜，我把所有的芽全部掐掉，让养料集中供给这个南瓜上，当这个南瓜长得足够大时，我做了一个托架固定在枣树上。
秋天过去了，秋霜把瓜秧打成金黄色，慢慢地枯萎了。我把南瓜从枣树上摘下来，好沉啊，一称竟有８６斤４两重！
邻居们都说这个瓜真大，有些人来向我要瓜籽。我把瓜打开一看，里面的籽又大又鼓，非常饱满，每个都要比普通的重几倍。邻居们暗暗称奇。
姐姐一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孩儿。小江来到我们这儿己经两年了。小江的大姐川川，二姐东东；姐姐想把东东送过来，与小江熟悉一下，过两年等到东东上学时，再把他们一块全接走。
姐姐来信叫我去北京把东东接回老家来，东东是由姐夫到北京开会带过来的。
我来到了位于北京东四的汪芝麻胡同十六号。这是一个大院，在胡同深处，位置很隐蔽，是三机部招待所。
我来到传达室，告诉工作人员我要找谁。负责同志打电话叫来姐夫，由姐夫亲自来把我引进去。我心想：这里戒备还挺严的呢！
姐夫看见我来了非常高兴，带我到东四附近的一个餐馆吃饭。我记得当时要的菜是水晶肉肘，焦溜肉和一条鱼。这是姐姐结婚时去四川饭店之后我生平第二次进饭馆。
饭后我们回到招待所，我发现姐夫在与同事们谈话时，总觉得有一股非常神祕的感觉，使我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为什么呢？
东东是个很懂事很乖的女孩儿，虽然只有五岁，却非常讨人喜欢。
我带着东东回到了固安，在县城的十字街头，偶然碰见了原来海河工地当县团广播员的王清芳。她一见到我非常热情，把我们接到她的工作单位。这是位于十字街头的一个商店，她在里面任售货员。
小王满面春风地把我介绍给她的几个女同伴，并留我们在她那儿吃了午饭。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便背着东东，步行２０多里回到了家。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身为副统帅的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驾机逃跑，坠毁在蒙古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当时国内执行的是明松暗紧的政策，姐夫他们在北京开会就是因为此事。历史上称之为‘九一三事件’。
我当时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农村孩子，从来看不到报纸，只知道埋头干活儿，对这次发生的严重的政治事件一无所知。
特大冰雹
我在１９６７年秋天参加了根治海河独流碱河的第一期工程，随后在１９６９年春天，又连续参加了六期海河工程。其中有赵王新渠工程，大清河筑堤，北运河、蓟运河工程，还有清河农场附近的茶淀工程，但是芦台附近的张凤庄工程，却使我终生难忘。
１９７１年的秋天，正当高粱晒红穗的时候，我们一行人作为海河大军的先遣部队，来到了芦台附近的张凤庄。
这地方离海很近，我们经过村子时，正碰上一群人在盖房。
他们这个地方盖房很特别，不用砖，用什么呢？用土。
先由两个人拉着一个石碾子在地面上压。因为这里的地面表层有一层小草，根系很密。压过几遍之后，由一个人用铲子，是一种专用的大扁铲，把压过的地面切成一块块长约一尺半，宽约八寸，厚度有四五寸的土块，并用扁铲把这一块块泥土底朝上翻过来，晾干。然后再把这些土块码放成一垛一垛的，等到这些土块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开始盖房了。
他们这里一般都是盖两间房，而且这两间房只用三根长长的檀条，从这边的墙搭到那边的墙，中间也没有房柁，也是一堵土墙。
人们首先把那些晾干的土块码成长条，用干土在上面撒一层，然后再码土块；这样一层干土一层土块地码上去，一直到顶，这叫干打垒。
墙垒好了，当四面的墙与中间的截断墙都垒好之后，在山墙正中放一根檀条，两边各放一根，只放三根。然后再把高粱杆或者芦苇捆成七八寸粗的圆柱形长条，捆得紧紧的码放在檀条上，横一层竖一层再横一层，这样并排码放三层之后，上面再铺上芦苇叶和泥巴，这样房顶就算盖好了。
在干打垒的墙壁外面，把许多高粱头一层一层地头朝下用泥抹在上面，就像穿上蓑衣一样，可以减少雨水的冲刷。于是，这新房子就盖成了。
这地方木料奇缺，经常一个村子也看不到一棵树，所以盖房时用的木料很少，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也可能是人民生活太困难太艰苦的原因吧！
我们十几个人来到了搭工棚的地方，这个位置正好是一望无际的一大片高粱地。这里的高粱长得非常好，高粱杆又粗又长，又红又大的高粱穗在微风中摇摆，真是一片即将丰收的景象。
我们来的这些民工都是庄稼人，大家看到这样一大片即将收获的庄稼，不等成熟就毁掉，觉得非常可惜。于是就向领导建议，能否将工程开工日期推迟半个月，那时这一大片正在灌浆的高粱就可以收割了，否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呀！
报告打上去了，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将工期推迟半个月，我们先在旁边搭一个简易的工棚凑合几天。
这天天气非常炎热，简直热得大家喘不上气来。工棚的顶是塑料苫布的，里面像个大蒸笼，大家实在热得受不了跑到外面来，火辣辣的阳光直接照射在皮肤上，将皮肤灼得通红，人人的皮肤都像烫伤一样，针扎一样疼，一点儿也不敢碰。简直热得邪乎。
吃过晚饭，大家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情绪非常反常，不知怎么回事，我也觉得烦燥不安，直到半夜才昏昏沉沉睡去。
我睡着没有多久，忽然觉得憋得喘不上气来，把我一下子憋醒了。怎么搞的，气压竟然会这么低。
我一翻身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气。工棚里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觉得透不过气来。大家都莫名其妙地醒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色黑沉沉的，四周死一般寂静。
突然，夜空中寒光一闪，紧跟着一个大劈雷在我们头顶上炸响。我马上爬起来向外看，没有一个雨点儿。我正在纳闷儿，只听见不远处‘咚’‘叭嚓’一声巨响，不知什么东西把伙房做饭用的大案板砸裂了！
紧跟着又是‘扑通’一声，我定睛一看，只见一个像小暖瓶大小，外形像狼牙棒似的纺锤形大冰雹，正落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把地面砸了个大坑。
我顾不得多想，迅速拿起两个双层草袋子，用一只手紧捏着草袋子的边缘，另一只手托着顶在头顶上。
‘噗’的一声响，一个大雹子砸在铁皮暖水瓶上，暖水瓶立刻被砸扁了，只见冒出了一股热气。
这一情景在场的人都看得真真切切，全傻了眼，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慌乱之中，人们不知拿什么顶在头上才安全。有的人顶着一袋面，有的人顶着个脸盆，也有的像个没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看着那惊慌失措的样子，仿佛己经到了世界末日。
我们村的红头来抢我顶在头上的草袋子，拽了两下，没想到我捏得紧紧的，纹丝不动，看看没有得手，他随即拿起一个木匠用的工具箱子，也顾不得里边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工具，不顾一切地顶在头上。我亲眼看见有一把凿子正掉在他赤裸的脚面上，他竟然浑然不知，没有任何感觉，只是瞪着两眼看着前面的情景发楞。
‘扑通’‘嘭！嘭！嘭！’硕大的雹子落在我们头顶上的苫布上，把苫布砸成了一个个碗口大的窟窿。有的雹子落在我们这些人中头顶着的脸盆，水桶和饭锅上面，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雹子。有的人没有来得及找到遮挡的东西，只是用手抱住头蜷缩在角落里，被雹子砸得哭嚎起来，那凄惨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我听着那声音，感到既恐惧又紧张，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连长老夏睡梦中被惊醒，突然遇上这来自空中的‘重磅炸弹’，吓得不知朝哪儿钻才好，急中生智钻进了一个墙洞，但是只把脑袋钻进去了，屁股却露在外面。
也就是大约有一个小时光景，眼前几道白光划过，随着几声隆隆的闷雷，外面的‘扑通’声变成了淅沥浙沥的小雨声，只下了一小会儿，雨便停了。
大家惊魂未定，探头探脑地向四处张望。看看确实没有动静了，才悄悄地缩头缩脑地走出来。
我听见连长老夏在高喊：“快拉我出来！快拉我出来！”
我跑过去一看，昨天用澄浆泥刚刚堆得一段松软的泥墙，被老夏用头顶了一个洞。当时一着急，头虽然用力顶进去了，可现在自己却退不出来了。
我帮助他把头拔出来，一看，哎呀呀，弄得满脸污泥，简直狼狈不堪。老夏拔出头来，用手捂住屁股大哭：“哎呀！我的屁股呀！”我凑过去一看，老夏的屁股又红又肿，简直快被砸烂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暗自庆幸躲过一劫。
我看见满地大大小小的雹子堆了足有一尺来厚，旁边盖工棚时挖得约二尺来深的沟，己经被雹子填平。
真奇怪，下那么大的雹子雨却下的很小。再看四外，一眼望不到边的那么好的一大片高粱，已经踪影全无，像抹墙用的麻刀一样被砸得稀烂。
忽然，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原来是牛驼公社的表舅吉尧，他也来挖海河了。这次他们公社的地段挨着我们，由于被大片的高粱挡着看不见，这会儿高粱被砸平了，视野开阔了，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太好了！我一个箭步窜过去，这深更半夜的，正发愁没有地方呆着呢！
我们亲热地聊了一会儿，就钻进了表舅的被窝。俩人合盖着一床被子，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牛驼公社的工棚上面是帆布顶子，所以雹子没有砸透。可怜我们连队的那些人，没有地方呆，大家挤着在露天坐了半夜。
第二天，听路过的人说，静海县当夜被砸死了八个人，张凤庄村子里的许多民房被砸得只剩下四堵墙了。
这是又一次死里逃生。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下大雹子的亲身经历，也不会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表舅吉尧所给予我的帮助。
遭人暗算
我与红头第一次分在一个班，而且我们两人都被选为组长，各带领一队人马干活儿。他带的人推上层土，我们推下层土，一干起活儿来，他暗中就与我较劲儿，想比一比到底谁能干。
我干活儿并不惜力，也不在乎比不比，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飞快的装车技术和灵巧的推车方法并不比任何人差。
我们俩是一个村的民工，我的能干并没有得到他的赞许，招来的却是嫉妒的眼光。吃饭的时候，他故意用筷子敲碎我的碗，害得我不得不向别人借碗用。
记得在冬天没有农活儿的时候，大家又要聚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只不过这次我们几个人被单独放在一间房子里学，而且我们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这群人开会学习的时候，除了几个弟兄之外，还多了红头和二蛋。
开会学习时，红头不断地用手摆弄我的耳帽。这是一个棕色的耳帽，很好看，戴在耳朵上又舒服又保暖，刮大风耳朵也不会冷。这个耳帽是妈妈以前给我织的。
散会后，我发现耳帽的边缘有一个被撕开的口子，有了这个口子，耳帽就没法戴了。
我不知道红头这人为什么这样做，他这个人天生爱嫉妒，看到别人有的东西他没有，就想办法搞坏。我看了看己经坏了的耳帽，又轻蔑地瞧了他一眼，红头的表情极不自然，我没有理他，这种人不配与我理论。回到家，我用线把耳帽缝了一下仍然可以用。
当这期工程结束，就要返程的时候，我绑车用的两根长竿不知被何人偷走了。而红头决定与二蛋合绑在一起，我想把自己的车与他们绑在一起，却遭到他们的拒绝。这就意味着在回家的五百多里地这遥远的路程，我只能一个人走完，这是红头有意安排的。
正在这时，有人向我推荐了来自西宫村的徐书元，此人１９岁，比我小一岁，据说名声不大好听，有人说他奸懒馋滑样样具备，还外带手脚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与他绑在一起，都离他远远的。
徐书元找到我，想把我们的车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一路换着拉车回家，也可以轻松点，我勉强同意了。
但是我们没有绑车用的杆子，我灵机一动，在即将拆毁的工棚上抽出两根长竿，把我们俩人的车绑在了一起。
快要出发了，红头让我把车靠近他和二蛋的车。
我过去一看，他的车正好放在连队办公室门口，而我的车是用拆工棚的长竿绑的，只要推过去，就会被认出来，那就前功尽弃了。
我一看他在与我使心计，就没有理会他，车也没有推过去。
吃过早饭，大家就拉着车出发了。我去招呼红头一起走，到连队办公室门口一看，他们的车早就没有影儿了，听说还不到半夜他们就跑了。我们是一个村子一同来的，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我拉着小车向前猛跑，路上徐书元说他肚子疼没法拉，让我先拉着他走，等他好点再来换我。
从芦台我一直拉到永清，走了一天一夜，累得我精疲力尽，脚上也磨了个大泡。如果我自己推着小车单独走也不会累成这样，凭我的体力完全可以坚持，我自己心中有数。但是我还要拉着两辆小车和一个病人哪，离家这么远我怎能丢下他不管呢！
徐书元一直躺在车子上睡觉，从芦台出发就没下车，我拉着他一天一夜跑了差不多四百里地，一口气跑到永清。
当车子拉到永清城关饭馆的时候，徐书元在车上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跳下车来，对我说：“我想在这儿吃点儿饭，借我点儿钱吧！”他说他没有钱吃饭，我想既然在一起，吃顿饭也不算什么。
我这个人比较仗义，不好回绝别人的请求，便请他吃了一顿饭，他一边吃一边说，到家后马上把钱还给我。
我特意多要了几个菜。因为我连续奔跑这么远什么也没有吃，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徐书元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肚子疼的样子，比我还吃的快吃的多。
吃完了饭，徐书元站起来一抹嘴，说这两辆车不能绑在一起了，必须拆开。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一点劲儿也没有，只能推动一辆车，如果要拉我是绝对不行的。说完就坐在地上耍赖，怎么也不肯再走了。
没有办法，我看他不走了，赖在地上不起来，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只得把车拆开了，各人推各人的车。
没想到我刚刚把车拆开，徐书元推起车子就跑，把我远远地拉在后面。这时他也不嚷肚子疼了，简直比兔子跑得还快。
看来他一路上一直在装病，躺在车上呼呼睡大觉，把精神都保养好了，眼看着就要到家了，恐怕我让他拉我，便把车拆开自己推着跑了。此人真够卑鄙的。
我这人一直要强，怎肯让这种人把我甩在后面呢！便一鼓作气追上他并超过去，利用半天的时间从永清跑到家，才只有中午一点多钟。
我坚持着用最后的一点儿力气，凭着顽强的毅力跑回家。从芦台到家，五百多里地只用了一夜一天半。
到家后，妈妈见到我真是又惊又喜。因为红头他们的车是上午到家的，他们告诉我妈妈，我不知上哪去了，妈妈听了后心中非常着急非常掂念，看我平安回来，不禁喜出望外。
我到家后觉得脚有些疼，就想把鞋脱掉烫烫脚。我低头一看，脚面肿得像个大馒头，鞋己经根本无法脱下来了！
妈妈用颤抖的双手托着我的脚，用剪子把鞋帮剪开一看，红色的血和肉己经与鞋帮鞋面粘在一起，向下一脱鞋，疼的我直咬牙，汗水伴随着泪水流进嘴里，咸咸的，略有些苦。
妈妈双手哆嗦着捧着我的脚，心疼得掉下了眼泪，口中喃喃地说道：“这个傻孩子，怎么会累成了这样！”
我的两脚都肿了，而且肿的老高，像个发面馒头。妈妈用热盐水烫也不见消肿，没办法，我只得在炕上躺着，双脚不敢沾地。
当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刚想歪在炕上睡个好觉，这时突然从窗外闯进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村治保主任牛二皮。
他进门来，两眼一瞪，大声喝道：“小大春，你明天去文安南艾头挖河去！”我伸出两只红肿的脚让他看，说：“我今天才回来，怎么也得歇两天呐，再说我的两只脚肿成这样，怎么能干活呢？”
牛二皮毫不客气地向我大声吼道：“少废话！让你去你就得去，不去不行！要死也要到工地那儿死去！你不去就让你爸爸去！”
我就是真的死了，也无论如何不会让我那年迈体弱的老爸爸去啊！
就这样，我从海河工地回家后没有休息一天，就一瘸一拐地到南艾头挖河去了。
文安之行
固安县南边是霸县，过了霸县再向南就是文安县了。
有人说：文安洼，文安洼，十年九涝无庄稼，不收庄稼摸鱼虾，饿得野狗满街爬。
文安县是个地势低洼的地方，所有的村子都建在高高的土岗上；一发大水，一片汪洋。稀稀落落的村庄则像一个个的孤岛，村中的人们生活很苦，住的房子都很简陋，大部分是土堆的小房，砖房很少。
我们村的两辆大车拉着乱七八糟的挖河的工具和一些行李，来到了距离王老疙瘩村五里远的一个村子，天色已经黑了，大家决定先住下再说，车把式便去前边号房子。
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叼着烟袋走过来，带领我们来到了大队部。
大队部的门没有锁，老头儿用脚一踹就走了进去。
我跟在后面进去一看，这哪叫大队部呀，这所房子的两扇房门是两块用芦苇扎起来的篱笆门，两间房子都没有房顶，只有四堵土墙；屋里除了一个土炕，什么也没有。锅台上锅的位置只是一个大窟窿，根本也没有锅。
我听说这老头儿就是大队长，我便问他：“老队长，您这儿是大队部吗？”
老头儿把烟袋锅子在自己的鞋底上磕了磕烟灰，抬起头来慢条斯里地对我说：“是啊，这儿就是我们村的大队部。”
我又问：“那么，我们这些人今天想住在这儿，您能给想想办法吗？”
“没问题,你们在这儿等着.”
老头儿向我们摆摆手,让我们在原地不要动，他打开门，向村里走去，那摇摇晃晃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
初冬的天气是寒冷的，呼啸的北风夹杂着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天气越阴越沉，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找不到住处，那这一夜的罪可真够受的。
我的脚面肿着，不能穿鞋。右脚肿的比左脚要厉害的多。临来时，妈妈含着眼泪，用一条剪下来的破裤腿把我的右脚包好，没办法穿鞋，就把剪掉鞋帮的那只旧鞋用绳子绑在脚上，站的久了，只觉得脚面发胀，里面一拱一拱钻心地疼。
大雪终于下起来了，雪片越来越大，天色已经完全黑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进了我的脖子，觉得凉丝丝的。
脚己经冻得有些麻木，我不停地来回跺着我的双脚，大家都等的有些不耐烦了。有的人低声骂了起来，抱怨这鬼天气，有的人则嫌这老头儿办事太磨蹭。
北风呼啸着吹过来，雪下得越来越大，远远望去，整个大地裹上了一层银。
老头儿终于晃晃悠悠地回来了，他那大毛靴子踏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老队长对大家说：“先来六个人跟我走，其余的人我一会儿回来再带你们去。”
我和二弟等六个人跟着老头儿一直向东走，不一会儿，来到了这村最东边位于路南的两间小土房前。
我看到这两间房完全是用土坯垒成的，四外的墙壁和房顶都没有抹白灰。房顶长着一尺多高的已经干枯的茅草，在北风的吹动下簌簌地抖动着。
老队长带着我们来到了这家门前，拍了两下门，喊道：“三丫儿，人来了，一共六个。”
话音刚落，大门开了，一个穿着红袄的少女走了出来，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光景，额前留着整齐的刘海儿，梳着一条长长的大辫子，人长得很俊俏。看见站在最前面的我，嫣然一笑，露出两个酒窝儿。
“大哥，快进来吧！”三丫儿打开门，微笑着将我们让进屋里。
我们这六个人，每个人都歪着脖子扛着个大行李卷儿，争先恐后地往屋里挤。三丫儿一手掀着布门帘，一手捂着嘴不住地‘哧哧哧’地笑出了声。
老队长向三丫儿摆了摆手，算是跟她打了招呼，迎着风雪向远方走去，他去给我们其余的那十几个人安排住宿。
我们几个人把行李扔在炕上。这是很普通的一间房，与里屋只隔着一个布帘。这个靠东墙的土炕小的可怜，长有五尺，宽不足四尺，看来这儿原来只是一个人睡觉的地方，或许就是这个女孩儿睡觉的地方，临时给我们腾出来的。我们六个人把行李堆在炕上，静候主人的安排。
靠近门口有一个锅台，三丫儿麻利地掀开锅盖，招呼我们喝水。看来在我们来到这儿之前，她刚刚特意为我们烧的开水。
我们几个人拿出带来的干粮，就着开水，一会儿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晚饭。三丫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吃，眼睛一眨一眨的，那玲俐的样子很惹人喜爱。
大家吃完了饭，楞了一会儿，三丫儿扭身出去，从外边拿进来一个大瓦盆，对我们说：“这是脚盆，我要睡觉去了。”说完话掀开里屋的门帘，到里边睡觉去了。
我们六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很诧异，怎么不管我们了？难道这个小土炕就是我们六个人睡觉的地方吗？别说睡觉了，就是坐也坐不下呀！再说单单我们六个人的被子卷就己经把这个小土炕都占满了呀！
我看着那个大瓦盆说：“这么大的盆洗脚得用多少水啊！”
旁边有人笑了：“傻小子，这是让你夜里方便的尿盆，不是让你洗脚的。”
大家哄得一声笑了，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地方的人说话文雅，如果说尿盆多难听啊。
小女孩儿钻进屋里再没有出来，看来今天我们只能凑合了。被子不能拿出来，行李并排只能挤四个，几个人坐在行李上，背靠着墙；我和二弟的行李没有地方放，只能放在炕帮边的屋地上，坐在行李上，背靠着炕帮，六个人就这样坐着睡了。
没有煤油灯更没有电灯，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也没有什么需要光亮的地方。由于路途劳累，不一会儿，大家陆续都睡着了。
半夜时分，我们正睡得香，我忽然感觉到有一种悉悉嗦嗦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近，接着又发出轻微的浙沥浙沥的流水声，我使劲想睁开朦胧的眼睛，但怎么也睁不开，隐约感觉到有一个苗条的身影向里屋走去。
早晨天刚蒙蒙亮，三丫儿就走过来把脚盆端了出去。大家懒洋洋地不想起来，连连地打着哈欠伸着懒腰，
三丫儿笑咪咪地走过来向大家收钱，每个人每晚八毛钱，照收不误。这里面有两毛钱是要交给生产队的。
我们只得打着哈欠慢腾腾的扛起行李，摇摇晃晃地走出屋门。三丫儿倚在门框上向我们笑着打招呼：“大哥有空儿常来玩啊！”那银铃般的声音久久在耳边迥荡。
我们六个人扛着行李，去大队部找停放在那里的马车。大家一边走一边抱怨，这旅店住的太差劲了，一夜连个腰都没伸直，坐的一个个腰酸腿麻的，不知那十几个人睡得怎样。
过了一会儿，那十几个人扛着行李陆续回来了，看他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准是睡得不错。
没等我们问话，他们自己就七嘴八舌说起来。
昨天那个老队长把他们带到附近的一户人家，一进门，连二的大炕，就是两间的前沿炕连在一起的那种炕，他们十几个人虽说挤了点儿，但是总算都躺下了。但是睡到半夜，大家正睡得香甜时，睡在炕头的那个人，忽然觉得有个冰凉的身子挤进了他的被窝，他睡得迷迷糊糊的骂了两句就又睡着了，以为是炕尾的人怕冷挤到前面来了，也没在意。
早晨该起床了，他才发现挤进来睡觉的人，原来就是昨天的那位房东老大姐。
为了能挣几毛钱，这位大姐把自己的屋子让给了我们这群外地的民工，自己在外边冻了半夜。
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夜，寒风呼啸是多么冷啊，这位大姐在屋檐下冻得转来转去，最后冷得实在扛不住了，这才钻进屋来暖和暖和。这里的老百姓，日子过得也挺难的。
我们把行李扔到大车上，码放整齐，车把式用绳子捆好，一扬鞭子，马车继续向着南艾头方向奔去。
大地一片白茫茫的，雪花随风飘舞，当天下午，我们赶到了南艾头工地。
在一个靠近土坡的地方，我们挖了一个三米见方，一米多高的深坑，上面用两根木棍搭起来，上面再铺上两张破席，这就是我们要住的窝棚了。
我们与赵庄的丁学静父子三人住在一起，丁学静的父亲丁守义找来一些麦桔铺上，就算安排好了。
伙房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每顿饭都是窝头咸菜，晚上有玉米面稀粥。
工地的河道上面有一层冻土，必须用镐刨开才能向下挖土。
大雪还在继续下，道路非常泥泞。
我的脚还没有消肿，每天脚裹着破布，一瘸一拐地推着小车向前走，每走一步，脚面都钻心的疼。
我们的工地挨着大杨先务村的工地，许多人都认识我。四队的斑学珠走过来，看见我的脚肿成这样还必须推车，忿忿不平。我立刻好言相劝，避免更大的麻烦。
晚上收工了，我们来到窝棚前一看，哪里还有什么窝棚，大雪早把那张席子压塌了，连泥带雪都压在我们的被子上。
我们顾不得打饭，先把窝棚整理好，把积雪扫净，再把木棍和席子搭在顶上。等我们整理完毕去打饭时，己经什么都没有了，毫无办法，我们只能挨饿了。
深夜，北风呼啸着裹着雪花连续不断地刮过来，落在我们的被子上，头上。我们的窝棚顶上只有一层席，不能防雨，又没有门，所以等于睡在露天里一样，肚子饿得咕咕叫，越饿越觉得冷，真是饥寒交迫呀。
我们冻得不断向被窝里缩脑袋，最后竟然把被子蒙在头上，呼出的哈气在被子边结成一层白霜。早晨起来一看，被子上面一层白雪还有一层黄泥，棉衣棉裤冻得硬邦邦的，穿在身上冷得直打哆嗦。
在这样的条件下，丁家父子三人和我们共同住了一个半月。
我一直坚持推车，但直到最后完工，我的脚面仍然没有消肿。从那以后，只要我一走远路，右脚面立刻就会肿起来。
南艾头工程终于完工了，但这样的小工程不属于海河工程，也只能在冬季或是夏季挖，春秋季节是要让给海河工程的。
我们把行李和小车装在大车上，连夜向家赶，大车行进在马路上，马蹄与地面接触，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
刚走过霸县，三叔坐在马车的前面，觉得脚压的有些麻，想下车来走走，活动一下腿脚。
三叔沿着车辕子跳下来，双脚一落地，由于脚麻没站稳，一个后仰倒在车轮的前方，两腿骑着车轮；大车还在被马拉着继续向前走，眼看着一场惨剧就要发生。大车把式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张大了嘴不知所措。大家惊讶地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睁眼看着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三叔向右一个翻身，车轮紧贴着后背向前驶过，众人都惊出一身冷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三叔翻身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抬头还向我们笑了笑。真吓人！
真是有惊无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