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迷在网上论战，说我要干涉比赛进程。站在球场外的人是不可能干涉比赛进程的，关于专业的讨论、关于我说话方式的善意的批评，我都能接受。但你别忘了你是在家里看电视，我是在现场，我跟着球队出征，有一种感觉——我是这个团队里的一员，一个战壕里的士兵。就像“第五次反围剿”那样，明明不能这样打仗，队伍在流血牺牲，你不可能再那么理智客观。如果我是留在中央台里做解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在现场看得太清楚了，我忍了很久，到下半场还落后、还不换人我才说了一两句重话。在我旁边，我们的技术人员、足协的工作人员早就骂翻天了，足协的官员跟我说：健翔你下半场就给我说，曲波和谢晖是中央电视台足球队的水平，那个棒槌！70分钟还不换人，实在过分。
“十强赛开始之前，米卢是在一片骂声中生活的，有几个人是替他说话的？我一直说不要看热身赛，要看他的经验，他是应试高手，这些观点都是我提出来的。上海4国邀请赛的时候，谁都喊他下课，我说还是要压宝在他身上。我们总要分什么保米派倒米派，谁是墙头草？不是我。他打了两场比赛大家又把他捧成神，以捍卫神的姿态证明自己革命。我不合时宜地指出他有问题。有些人愚蠢、愚昧，把自己当成捍卫伟大领袖的红卫兵了，以捍卫领袖证明自己高明。
“我把中国足球当成自己的生命，我在新闻发布会后恨不得上去抽他的嘴巴，董路和李承鹏拦住了我。他在侮辱我的生命，中国能进入世界杯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你在拿我的梦想开玩笑，你在糟蹋我的情人。这与别人无关，是你我之间的矛盾。
“那场比赛之后，许多网站搞民意调查，支持我的人占多数。从来没有一个主持人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有人说这论战我是受益者，我的知名度提高了，这样说的人不知道身处旋涡中的痛苦。”
中国足球50年里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球
“天才说”在我们的体制和话语模式下并不合适，黄健翔也不敢说自己是“天才”，但他的出现的确改变了中央台以往足球解说的沉闷，几乎立刻被观众接受。他把这种成功归结于个人性格和学习的经历：“我在外交学院上大学，课程涉及外交、政治、历史，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用英语上新闻课。这个基础是很结实的，我写新闻稿或处理一个新闻素材，一定会很符合国际新闻的结构和标准。我从小就喜欢看报纸看电视，很早就开始看《体育报》、《足球报》，从大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开始做导游养活自己，导游的经历让我和人说话不紧张。说好听一点叫比较自信，说难听一点叫自信心膨胀，狂妄。我们进入电视台赶上了好的时代背景，1994年大家对我们的要求不一样，那时体育频道开始用一批新人，体育频道在开始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和以往没有太多参照，观众比较宽容，对新生事物的出现很欢迎。等再来一拨新人的时候，大家就会拿我们做参照，标准就高了，就比1994、1995年苛刻了。”
1995年美洲杯是黄健翔第一次在直播节目中解说足球，在此之前他给荷兰甲级联赛和一些足球集锦节目配音。第一次现场解说重大比赛是1996年欧洲杯，在温布利球场解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比赛。温布利球场在历史上的地位，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颇有历史渊源的对抗，第一次感受到外国球场的气氛，这些因素把黄解说弄得如醉如痴：“有感觉的人到那里根本不用思考你在说什么，你就撒开来说吧，就像被通了电一样，用白岩松的话说这叫高峰体验，用时下流行的话叫high了，那种自如的状态就是high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大赛中央台都能在现场有一个转播席位，1998年世界杯决赛，罗纳尔多做没做准备活动、会不会上场、他的状态怎么样，都是黄健翔在国际广播中心的小房间里播报的，那与现场的感觉大不一样。
1997年中国队参加十强赛之前，黄健翔参加过一次《体育沙龙》节目，他拿出一面国旗很激动地哭了，一方面那是他对足球的感情，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十强赛一场都不让他说。那一年分组抽签之后，他预感到中国队没戏。但2002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第一场球是他说的：“2001年经历那么大风波，2002年世界杯还是由我说，这就行了。我在世界杯上解说，有一阵恍惚觉得自己不是站在球场上，而是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我赢了，我站在那里。对手是愚蠢，是愚昧，是无知。中国人在世界杯上的第一场球是我说的，最后一场对土耳其的比赛也是我说的，我告诉你，这是中国足球50年里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球。中国队再也进不了世界杯了，50年内。打土耳其，8分钟被打进两个球，我很平静。我没有幸灾乐祸，我是中国人，我要脸，但我心里有快感：这是你们应得的。They deserve it.世界杯输9个球的时候我也没有骂米卢，没有落井下石，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水平。但这让我超脱足球想得更多，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要遭中国人遭的罪，就在于我们的劣根性。我们不要求你进16强，只是想能经常出线，能参加世界杯，这是比较现实的期待。与日本、韩国相比，我们的身体条件好——比他们高比他们快比他们壮，可为什么我们踢不过人家？就是骨子里、脑袋里不行，精神层面上不适合踢球。这不是足球圈能承担的。放到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来看，中国人不配踢足球，我们和日本、韩国相比没有那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无私无畏为集体奉献的精神，和拉美、非洲相比没有个性狂野没有激情自由，我们哪一头都不占。我们是表面上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有体。我们不适合搞这项集体运动，对中国人来说，足球要上11个人，太多了！要上三五个人，可能还凑合。
“我希望中国足球赢，希望他们回回出线。足球火，关注的人才会多。不说中国队的比赛，我就会很随便，充满乐趣，我最大乐趣就是看球。我干这行就是赌一口气，原来我看球的时候总觉得别人说的不好，那我就自己说上了，这成了我的饭碗了。如果我离开这个行当，以后还要听别人说，还没我说得好，那不更受罪。从2001年9月7日那场比赛之后，我对足球解说的热情与态度发生了转变，我觉得我能更轻松地看待足球了，并且能把这种轻松与愉悦、这种享受足球的感觉传递给观众。我在转播中时常是带着微笑的，这样的变化一半是被动一半是主动的。在那场比赛之前，我把足球看成是我的生命，用我的心去对待；在那场比赛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我的饭碗，我养家糊口的饭碗。这碗饭我吃得最好。但不要太痴了，不要变成程蝶衣，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说你好呀。金庸大师说过，人难免遭到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有不属于你的荣誉，也有求全责备，特别低级的人身攻击我不在意，但一些有文化有层次的人恶意去伤害你，那是很伤人的。我把心思收回来一些就无所谓了，这只是一个饭碗而已。那场比赛我有技术上掌握不好的地方，但语言流畅、用词考究，好像又high了一样。我要总结就是，中国足球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太拿它当回事，反而受到伤害，不拿它当回事，活得很安静幸福，没那么多烦恼，依旧做我的名牌主持人，大型比赛还是得由我来说。我变得年轻了，时尚了。我原来不怎么在意挣钱的事情，但2001年之后开始在意了。我要生活得更好。聪明人、好人总该比笨人、蠢人活得更好一些。”
体育解说是艺人行业(1)
1996年，黄健翔担负《世界体育报道》中“足球总汇”这个栏目，他后来在节目中说，对足球来说，这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太短了，看来我们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足球节目。这就是《足球之夜》的预告。
1999年黄健翔正式退出《足球之夜》，这里面有业务上的原因：“我1998年对张斌、建宏他们那种穷追猛打似的方式提出了质疑，这样下去这口锅会毁掉的。不要把足球都说成黑的。《足球之夜》影响力逐渐衰竭，有足球热退潮的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创作力量上的问题，这个节目早该转型，应该下去拍记录片，像《体育人间》那样，不要老骂足球的表面现象，那是因果关系中的‘果’，要探究根本性的问题。”
除了担任解说，黄健翔参与的《三味聊斋》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2002年世界杯前期节目中的一个板块，很短寿，只播了两个月，但迅速走红。
黄健翔说：“其实在9月7日那场比赛之前我没兴趣做其他节目，我就想纯粹做足球解说，大家看比赛听我解说能成为一种习惯，不厌烦我，能说10年、20年，一直说到我退休。我不喜欢在镜头前说话，我希望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不要看到我的人。但在那场比赛之后，我转变了人生态度，说话的角度也不一样了，我能做到轻松愉快、让大家爱听，《三味聊斋》受欢迎，就是说话方式有所改变，有点儿像《锵锵三人行》。世界杯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阅历丰富了，2003年上半年我提出了一个节目方案，做一个体育的谈话节目，体育需要谈话节目，一周做一次，然后过渡到一周两次，周一和周五，但这个提案被否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