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也已经发表。所以大家爱上了数学,晚上不睡觉做数学题被大人称为有出息的表现,颇有一些同学拿这种经历到处演讲,获得尊敬。上次还看到一个当初专门不睡觉做题的老同学,想起他演说词中的“累了,就用冷毛巾擦把脸,无论如何要攻克难题”就想笑。现在,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和一些同伴喜欢制作模型——要是有一大笔钱就好了,就可以买少年科学杂志上介绍的那些材料了。我积攒的钱有限,有半年时间里不吃冰棍也只攒了不到两元钱,花上两毛二买了本童话书《小伞兵和小刺猬》,三毛五买了本叶永烈的《丢了鼻子以后》,八分钱买了本小人书(忘了名字了)后,狠狠心花了七毛二按照杂志上的地址邮购了一个小小的电池发动机,以便完成我的航模制作。说起来,我制作的航模由于有了这个电机而在同学、伙伴中出了不小的风头,让我得意到了现在。

            后来,就爱上了集邮。如果我要是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就好了。

            1980年,我揣着仅有的两块钱第一次站到集邮柜台前——在那之前,我的集邮只是搜集旧邮票,不知道有买新票一说——看到了刚上市的几种邮票,喜欢得不得了。便掏出钱来,买了“庚申年”和“爱因斯坦”(都是单张一套)的四方联。“庚申年”就是现在价值不菲的所谓猴票。1983年,我的好朋友董涛随父母搬家到南京,依依不舍,我将猴票四方联送给了他做纪念,他送了我一张“开国大典”——现在这朋友已经十六年没消息了——你在南京还好吗?

            再后来,上了高中大学,爱上了读书。

            所有爱书人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记得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刚上市的时候,大雨,我买了书骑自行车回家,身上几乎湿透了,但书却没有一点儿损伤,我猫着腰骑,把书搁胸口了,自然湿不着。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套上下两本的书价格是两块五毛五。同时买回去的还有莫泊桑的《一生》,价格是九毛九……

            现在,我坐在家里,回想前半生,发现自己最大的欲望是对金钱的欲望。如果问“你爱什么”的话,我的回答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大卫或者“蛊惑仔”中万梓良扮演的洪兴老大一样“MONEY  ,MONEY,  MONEY。”

            有了钱,当年我就能买杏吃以核为玩具,给爷爷买烟抽留下烟盒,买大电机,买模型材料,买牙膏然后奢侈地只留下盖子,买邮票,买书,买……钱能干什么就不用我废话了吧?

            谁害怕王小波

            我不准备多谈王小波的小说,虽然我把他已经出版的全部小说看了不止一遍。初读王小波的小说的确令人激动,但随后逐渐发现,王小波并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除了《黄金时代》外基本乏善可陈。只说广受称赞的《红拂夜奔》吧,很多人(评论家、读者)对其中的想像力从不吝惜赞美的语言,但它实在不是一篇好的小说,里面所有的人物不过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在这一点上,个人觉得,王小波和萨特有相似之处,人物不过是他们的道具,并不真正具有自己的血肉。

            而人们更为认同的是王小波的杂文。

            首先,得罪了,我觉得,王小波的杂文并不是篇篇顶好——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使自己的文章每篇都讨所有人的高兴。我本人比较不喜欢他的两篇文章:《卡拉OK和驴鸣镇》和《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在另外的一些篇什里,也时常能看到他的怯处。仅举一例:

            在《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的》一文结尾,王小波这样写道: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觉得有了一技之长。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说服,我也准备收点儿费,除写作之外,开辟个第二职业——职业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却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给自己作广告。而是要说明,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本文所示就是其中的一种: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我有意见的是这句话“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我认为文中他劝自己外甥的那些话一点儿都不黑色幽默,完全是活生生的现实。王小波这么说,如果是为了躲避什么暗箭的话,我可以理解。但这并不可笑——当然,黑色幽默也不一定真的能让人笑出来。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是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对王小波来说,有什么要紧呢?

            关键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东西,他的小说不出色,但是完全可以当杂文来看。萨特不是好的小说家,但萨特的思想可是第一流的。

            但王小波就是一个思想家吗?我也不这么认为。

            思想家有什么了不起吗?如王小波,成为一个好的传道者已经很好了。

            他正是这么一个好的传道者。

            综合起来,通过王小波的文章,我闻到了这么一些“道”:人是重要的,应该得到尊重的;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是个个不同的;人应该有不与人同的权利;有些人有说话的权力,有些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说话自由的人肯定也是有想法的;我们无法用一种文化去取代另一种文明;文学不仅仅有一种标准……

            这些东西真的很难理解吗?并且,真的需要以他的方式表达吗?我想,当一个思想者或者一个传道者需要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述时,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知道不在王小波自己身上。

            王小波传播一些简单的道理,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些道理的来龙去脉。而先知总是寂寞的,只有当他殉道之后我们才能知晓他的过人之处。

            如果说不是创造,那么王小波至少是使两个词组变成了汉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个是“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弱势群体”。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朱总理引用了“弱势群体”的说法,引起了各界的极度重视,如果说“弱势群体”是物质上的不充裕者的话,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当是精神上被压制的一群。我承认,任何一个国家、群体都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在这里,这个群体显得稍微庞大了一点儿。

            更让我困惑的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往往更喜欢充当这一部分“多数”的代言人,在很多场合,很多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腔调,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这沉默的人群的授权,王小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企图充当这个代言人,而只是说自己的文章是写给他们看的。沉默者将永远沉默,但是,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谁会喜欢王小波?谁又会害怕王小波?

            那么究竟是谁使这个传道者以殉道者的姿态而终结?

            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答案。

            告诉我们一些常识的人就这么离开了我们,整整五年。我们会拥有下一个王小波的,对这一点我充满信心。沉默者终究会开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王小波也不是。但,我多么希望这个人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虽然他的身材高大,可我总觉得,站在人群里,他普通得会和你我一样。

            小资漫谈

            有一段中央电视台记者和西北放羊娃的对话:“你每天干什么?”“放羊。”“放羊为了什么?”“挣钱。”“挣了钱呢?”“娶媳妇。”“娶了媳妇呢?”“生娃。”“生了娃,让他干什么?”“放羊。”

            大约五年前在电视里看到,到现在至少又在五篇文章中看到作者引用这段对话。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要发一些感慨,大致的意思有说该放羊娃没有读书,没有理想,眼界太窄等等

            。

            我想,如果把同样的问题问一个CEO,他又该怎么说呢?“你每天干什么?”“发展事业,做大,成为五百强。”“然后呢?”“娶媳妇。”“然后呢?”“生孩子。”“生了孩子让他干什么?”“继续发展事业,做大,守住五百强。”

            说实话,作为个人追求来说,我实在看不出CEO和放羊娃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我要谈的是小资,如果“人皆可为尧舜”这话有理,那么“人皆可为小资”大致也不错。不就是追求点儿情调吗?谁不喜欢情调呢?

            我知道一个下岗女工,和孩子一起靠丈夫的每月不到五百元的薪水过活,家里的竹编门帘旧了,没钱换新的,于是她剪了旧挂历,把竹篾裹成花花绿绿,严严实实,这也是一种情调。鲁迅大致说过类似的话,中国人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个时代。那么对于非富人来说,只有成为小资和想成为而不能这两种情况。比如,金庸小说里最小资的女孩子应该算是《天龙八部》里的阿朱了,这丫头那叫一个讲究啊,用什么样的花露水都麻烦得要命,如果她不死而是出家的话,保证又是一个妙玉。

            即使要嫁人了,和萧峰山盟海誓之后,两个人最浪漫的想法是什么?是到塞外放羊——太小资了。

            如果他们成功地“混”出了塞,生了个儿子;再如果CCTV的记者碰到他们的儿子,你猜会如何?我保证本文第一自然段的对话就会早发生一千年啦。

            试问天下之大,谁不小资?就算不小资的,起码也是老资吧。

            我把这个问题问一个熟识的女孩子,她断然否认自己小资,其实否认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