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典型的激进女性主义言论是这样的：有人说，女性运动是有始以来第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而我们认为敌人就是社会和男人。(Pearsall, 137) 在第四次世界女性大会上，有一位老年女性发言说，记得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在女性的集会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位女性高声问与会女性：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齐声
回答：男人！
不仅是激进女性主义这样看，就连萨特都认为女性运动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他曾说过：“迄今为止，阶级斗争是由一部分男人针对另一部分男人而展开的。它本质上是男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与权力或经济相联系的关系。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却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女性斗争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引伸出来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女性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而每一个女性只要通过加入这场运动，使它成为规模更大的斗争，她们就能从中获得益处。”(转引自波伏瓦，牧原编，第80-83页)
激进女性主义也承认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女性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但她们认为，女人主要的敌人是男人而不是体制。根据她们的考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文化中即有厌女症的表现，而这一文化正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发祥地。在所有已知社会中，性别关系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关系；这一权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统治女性；性别统治是那么普遍，那么无所不在，又是那么彻底，以致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被广大的人群视而不见；它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最为普及、渗透力最强的意识形态，它为权力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走得不够远。如果拿激进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比较，平等和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于前者来说要大大超过后者。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男权制压制女性，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这一体系不可改造，只能将其根脉根除、消灭。不仅要推翻男权制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结构，还要推翻其社会、文化制度，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学院。激进女性主义长时间以来一直拒绝学院传统，视白种西方男人精英政治是有问题的，是维护统治结构和等级的。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性别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结构是并生关系。它既不能容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而是主张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分离出去。因此，这种观念立场有时又被称为分离主义。
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女性主义极为关注的领域。激进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麦金农的名言是：“性对于女性主义就是工作之于马克思主义：既属于自己，又被剥夺。”（Meyers, 65）为女性争取堕胎权是激进女性主义活跃的主要舞台。
对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没有能够解释生理性别是如何变成社会性别的。如果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有问题，是生理原因使他们变得残忍，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被批评为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缺点。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1)
1、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
从19世纪到1960年代，女性运动中活跃着另一个大流派，那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它认为，女性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将得到根本的解决。女性解放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进入社会主义劳动市场。“阶级统治将永远消亡，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也将随之告终。”（倍倍尔，第472页）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其基本论点是：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它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可能。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常常引用的经典著作。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一经济秩序的社会组织。女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它主张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由于女性在男权制下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来自私有财产制，改变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体系这两个制度的一方，就会导致另一方的改变。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把“阶级”仅用来区分与生产资料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过于狭窄，女性也是一个阶级；它试图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并认为使女性摆脱压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异化和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社会上男女阶级的划分归于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战略是性别特性的变革和生育的变革。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强调男女两性区别的。它主张不应当有一个独立于全体政治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并认为独立的女性主义政治必定是一种错误的普遍概括 (false universalising)。它更反对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 (Lesbian separationism)，认为这种分离主义的基础是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平等与公正的争论中是站在平等一边的，它认为女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统地处于不利地位，这不是个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变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不能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和所谓“公平竞争”，而是要为女性争取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特殊措施，以此争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现实斗争要求就是男女同工同酬。
在许多欧洲国家，19世纪末的女性主义主流思潮同社会主义思潮有巨大的区别；前者只是在现存的体制中要求两性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后者则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但是，在英美两国，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往往结合在一起，她们将女性主义建立在社会公平的要求上面，而不是单纯建立在对男权社会的分析之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将女性主义的斗争融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当今世界上男人控制女人的状况，加强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如果抛开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男权的斗争都不可能成功。总之，她们非常强调同阶级压迫展开斗争。
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男女同志原本是协调一致的，从30年代开始，一些党内高层领导中的女性提出应当重视女性问题，她们的提法是：要反对阶级统治秩序之下的男性统治。她们批评党内的一些男性成员是性别主义的，歧视女性的，总认为女性问题是琐碎的，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她们的观点使党内的男性成员开始重新检讨自己思想中的性别主义偏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四种结构——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在家庭中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将男权制的心理加以转变，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米歇尔 (Juliet Mitchell) 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她发表的《女性，最漫长的革命》成为女性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她在书中提出，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是通过四个领域来进行的，那就是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她的思想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认为这四大压迫结构既是相对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她还主张分析和汲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有益成分，为女性主义所用。
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家本斯通 (M. Benston) 和莫顿 (P.Morton) 发表了一个重要观点。她们是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这一问题出发提出她们的观点的。她们认为，这种根源具有“经济”或“物质”性质，可以归因于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女性的经济活动包括缝补浆洗、做饭育儿，可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掉了，从未进入过市场，因此这些产品和劳务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沃格尔，1987年) 前苏联的经济学家算过一笔账：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亲和家庭女性，全社会要付出的代价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 (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中国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测算，若把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按照本斯通和莫顿的观点，每个家庭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的实体，因为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在技术上是原始的，并处于货币经济之外。这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也就是必须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并以此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2)
按照这一逻辑，女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和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