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写进你的文章？如果你写，请不要忘记代我向昆明三中的老师表示个意思：他们过去的学生吕江增，在校时年幼无知，对不起他们。上级说他没有责任，但他心里至今很悔恨。他在阵地上守了五年，不敢言功，只能说是对老师们的教育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报答，必要时他还将毫不犹豫付出生命报效祖国人民！请老师们原谅他……
我是个书生……
---徐德安（干事，原任连指导员）
他确实是个文弱书生，戴眼镜，单瘦、轻言细语地……
我1981年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在教导队任教员。1983年底随领导去五连蹲点。那是个赫赫有名的连队。由于连长调走，工作呈下降趋势。我向一同蹲点的政治部副主任要求，让我到这连队当指导员，保证半年之内把工作搞好。当时已听说要在那一带拨点作战，五连地处最前沿，又是要点，估计打起来定是两军必争之地，会有一场恶战。副主任听我一说，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怎能把个秀才作当头炮！”他这一说，我更起劲要求，宣传科长要我立军令状，我真当场立了一个，保证如何如何。副主任同意了，送了我一套政工条例。
我在五连任职一年多，经历了它最艰苦激烈的战斗时期，人生难得有军旅生涯，当兵也不易遇到打仗，我为有这段经历感到高兴。这个连守八个阵地，当然主峰最苦最险，我要求上主峰，连长刘金才不说话，打好了自己的背包，叫通讯员：走！这才拍拍我的肩：秀才，不是信不过你，是你还没娶老婆，我，有了接班人，还是个带“荼壶嘴”的！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见面，刘连长人都变了形：脸黑了，腰细了，皮带扣缩到最后一个眼上还往下耷拉，衣衫破了好几处。我问“怎么样？”他说：“在上头省心多了，因为后面有你这位秀才坐镇，不是么？”
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教育和感动。
我和副指导员丁全富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我当战士时他就是干部了。有一次我叫他向工作组汇报，他不干。我说：“你不干也得干！”我心里想，你不要以为我资格嫩可以捏巴。
后来，炮排要去参加一次进攻战，他主动要求去带炮排。临走，突然向我敬了个礼，说：“希望你忘记我的缺点毛病，如果我回不来，只请你记住一点，我丁全富生死面前没含糊过！”
我抱住他，眼泪止不住往外涌。
我的灵魂又一次受到震动，受到洗礼！
知识分子自尊心强，生怕别人瞧不起，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1984年4月份，我军开始向老山一带炮击，敌人还炮，我们第一天就牺牲三人。7.12敌人大反扑，我们连部被敌炮火覆盖，所有设施被摧毁。房子---木板牛毛毡房夷为平地，五十头猪、五头骡子无一幸存，只剩下一个原来挂在篮球架上的邮箱，上头有八十多个洞眼。
从炮击开始到7.12，三个半月期间，我们连的阵地每天平均落下八百发炮弹。这期间，我们只有钻洞，真是不见天日！
最大的困难是供应不上，有时几天几夜断粮断水。什么样的滋味呢？我常想起《中国通史》上写的古代征战用敌人的尸体当军粮。以前我不理解人为什么这么野蛮残酷？现在我“理解”了，人在饿极的时候是什么都会往嘴里塞，会咽得下去。当然我们还不会想到吃人肉，但洞子里如有人抓到蛇和老鼠，那是连皮带骨头都不会丢下的。可惜，在我们断粮断水的时候，它们也不来了。
还有一个困难，解便跑得远远的，而且只能在半夜到凌晨三时之间。这个时间敌人还是有零星的炮击，你不要以为人不吃就不拉，怪，照样想拉，好容易憋到半夜，蹲下来，又拉不出。
种种不是常人所能生存下来的恶劣环境造成人心理紧张，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干部镇定、乐观。那时候不需要喊口号，也不需要讲道理，镇定、乐观、表率作用，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这个连队的干部。敌人炮击时，他们总是守在洞子口，有情况的时候，他们冲在最前，当军工运来有限的物资时，他们先分给伤员，再分给战士，最后才是自己……而平时当我作为一个“蹲点”的干部看他们时，看到的只是他们谁讲了什么怪话，谁的爱人来了在炊事班拿过东西，纯属鸡毛蒜皮！
战争，使我懂得了如何识别干部！
我们连有个战士感到日子太可怕太孤独，在执勤时开枪自伤，后来被押送回家。按说，这件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当时的上级懂一点辩证法，反证出绝大多数同志能挺得住熬过来，守住了阵地是很了不起的事吗？可上级不这么看，打完仗下来，这个连的干部都被处理了。
我至今为这件事感到不平！
我留下了，至今还是正连。有的同志说当初你不要求下连，何至于吃那么些苦，何至于这个样？这是实情话。正因为这样，我感到心灰意懒，感到压抑。
部队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风不正，对干部的使用有的只讲听话，讲关系，能打仗的，有本事的，没上面这两条你就得“滚蛋”！一仗打下来，真正作到论功行赏，据我看，不容易！
据我所知，基层干部有一种“看破红尘”的念头，百分之七十想走！
我不知，未来的仗如何打？
副教导员之死
---李代增（副团长，白族）
讲边防守备部队对敌斗争之复杂，我给你讲个例子。
团里通知三营---我当时是三营长，---三营副教导员曹政林从阵地到山下供应点开会。这段路程大约四公里左右，下山一个小时就拢了。
当天，有个战士触雷负伤。曹政林本应和护送伤员的人员一起下山，但他正和文书下棋，残局未了，就叫担架队先走一步，通讯员毕之荣也只得等着他。
担架队出兵后大约不到十分钟，他们上路了。通讯员背支冲锋枪，他只提个收音机。
晚七时多，也就是担架队出发一个半小时后，山下打电话问：曹副教导员怎么还没来？我们问：担架队呢？回答是：担架队已经返回了。
我们一听，坏事了。立刻通知全营高度警戒，严密封锁防区内所有通路。
到八时半，担架队回到阵地，说根本没见副教导员和通讯员。
根据团的指示，我们立刻派出两个连在这个路段上相向搜索。当晚倾盆大雨，天漆墨黑，来回搜索几趟，无所发现。
到第二天凌晨，在离副教导员出发地几百米处，找到通讯员遗体。他被子弹击中头部，胸部也多处有枪伤，被塞在草丛中被一些枯叶乱草掩盖着。在他附近，刺芭林中有几块坑洼，估计是敌人的埋伏地。接着又发现近处矮树林中一块有十多米直径的搏斗撕打场地---泥地被踏得稀烂，有五指抓出的印痕，草棵伏倒，矮树上沾着泥水与血迹。从这里往敌方延伸出一条沟槽，至百十米处，躺着曹政林同志遗体。沟槽和他的遗体旁，全是血！
他全身被脱光，两手掌、两脚板、肩部都被刺穿，几根手指被砍断，腹部被划破……他的右手举过头，拳头握得紧紧的，两眼怒视，毫无畏怯。直到我们找到他，仍压不下他的手臂，松不开他的拳头。
很明显，敌人在那剌芭林里埋伏了很久。他们先击中了通讯员，然后追上未带武器的曹政林。敌人想抓个活的回去，但遇到拼死的反抗。敌人仗恃人多势众，将他擒获，拖了好长一节，但终不得逞，最后只有将他杀死。这个分析也为不久后我们抓到的一个越南特工所证实。他供认，他们分两处埋伏，第一处三个人都被他打翻，第二处五个人上来才将他按住---曹政林是大个，当年26岁，1976年高中毕业参军。这个特工很后悔说，他们只以为这是个侦察员，而不曾料到是个营副教导员，不然他们不会捅死他，因为抓回这么大一个官，他们至少能获得一头黄牛的奖励。不过这一来他们至少得付出一个人的命---因为他太厉害了，断了指的手已经抱住了一个人的脖子，那人憋不过气来，只得将刀子捅进他的下腹。
为了表彰曹政林同志宁死不当俘虏的高尚民族气节与坚强意志，上级给他追记了一个三等功。
三等功，太有点对不起他了！按说，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应当在他牺牲的地方立碑纪念，让他和那个高地一起长留天地！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自己也是有愧的。当时，没抓到那个特工，对情况虽有一般分析，但了解不是很具体。我虽认为他死得很壮烈，表现他这人思想品德伟大崇高，但我作为一个营的主管，也对他很有气，至今，我不认为他是个麻痹大意的人，他不该不跟担架队一同出发，不该不带武器，不该擅自选了一条路---那条规定的下山路由于在雨季被人马践踏得泥泞不堪。这都是错误的！这和我认为应该给他立碑的想法不矛盾！难道有缺点错误的人就不是英雄？要这样要求，我看这世上就不会有英雄！
曹政林同志要在，他也不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
他调来不久，我们共事不长，但我对他的敬仰与遗憾至死也不会忘记。
他的爱人在麻栗坡工作，姓赵。她抱着孩子向老曹告别时说了一句话：“我要让孩子长大后和你一样，刀山这上不给我们民族丢脸！”她说得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