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又派遣宋子文、孔祥熙为特使，在列强之中进行友好访问，不但洽商投资与经贸合作，同时也设法大量采购各种的军事装备[4]。由于庐山军官训练班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于中国的建军备战，产生了相当显着的成效，原先中国的复杂不齐的军队，开始出现改变的现象，一只拥有现代化国家意识的部队，开始在成形了。
14.7 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又开始推动改造社会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以“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为中国建立一个合乎现代化行为规律的社会。这个运动引起日本极度的警觉，日本元老政治家阿部信行，公开地发表意见，要求其朝野注意中国的转变，特别是整编军队，整理财政以及“新生活运动”之三项表现；连日皇裕仁都在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呈递到任国书之时，特别询问中国新生活运动的发展。最后日本人竟然施压，要求蒋介石停办庐山军官训练班，蒋介石只好转往四川，改变形式，举办“峨眉军官训练班”，调训四川与西南的军政领导人。
为了因应中日未来难以避免的全面战争，充实兵员是一个重要的施政目标，自从清朝以来，中国实施了三百年以上的募兵制度。民国初年的军队，大多是农村无力营生的剩余人力来充数，因此素质不佳，训练不足与装备落伍，社会上普遍轻视军人。国民政府为了充实兵员，希望能够减少常备兵力，建立广大的后备兵役制度，因此先后建立国籍法与户政制度，然后在一九三三年公布兵役法，规定在一九三六年正式开始实施征兵制度，以提高兵员的质量与数量，在实施初期，就爆发了全面的抗战，政府只有采取征、募并行的方式，边做边改。结果这套粗糙的征兵制度，虽然在制度与运作上，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与副作用，但是在八年的抗战中，还是征召出一千五百万的补充兵参加战争。
日本对于中国近乎贪得无厌的侵略，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当成日本称霸东亚所必需的战略空间与资源基地。国民政府所有建军备战的准备工作，都是在极度的压力与困难下设法进行，至于国际强权，上焉者是胆小怕事，不敢也不愿主持正义；下焉者像苏联、法国，甚至希望中、日提前爆发全面军事冲突，以减少它自己与日本冲突的压力与威胁。
14.8 以抗日为由的内部纷争
当然更为不幸的是，中国内部竟然为了如何抗日，而扩大纷争，“抗日”成为各股势力进行内战与分裂的“旗号”，在中国越是需要团结抗日的情形下，中国越是出现了为“如何抗日”而产生的分歧：这包括了“何时抗日”、“如何抗日”、“与由谁领导抗日”？中国的各个军政团体，不但无法达成团结，甚至为此展开内战，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中华苏维埃政府则主张“抗日必先反蒋”，两广的分离政府，竟然一边引进日本军事援助，但一边却要求国民政府抗日。这样五花八门的抗日大内斗，反而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由于落后的中国，需要长时间来完成这个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大计（其实要是无任何准备，而立刻拼死抵抗日本，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因此国民政府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与欺凌，必须采取近乎百般委屈的退让。但是这种不能挺身抵抗的做法，又实在很难得到国人以及不同军政派系的谅解与支持，然而这些强烈的反弹与来自内部的阻力，却直接影响到整个建国备战的工作，使得许多准备与计划进行的走走停停。
这和日本推动明治维新的过程刚好相反，日本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决定以举国之力，推动建设与改革之时，除了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曾遭到一些局部的叛乱与反对之外，日本可以说是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来进行明治维新的改革大业，使得日本在三十年之内，改革就有了重大的成就。接着能够一战威震华夏，再战击败强俄，日本迅速成为东亚的强国。而中国却为如何团结、如何现代化、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内斗成一团糟。中日两国的发展模式，真是不可等量齐观5。
14.9 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
幸而到了一九三五年之后，国民政府终于可以勉强运作了，中央政府推动的各项重大财经改革与军事整编都开始收到初步的成果，中国为准备面临与日本进行民族存亡的历史大决战是向前迈出了第一步。在国民政府的各种措施中，以国民政府的政令，终于可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行（当然在一些地方还是有条件的选择性运作），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的川、滇两省，开始接受中央的影响力，仍最具抗日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因为蒋介石选择未来抗战的“大后方”，就准备设立在这两省之中。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军政领导人的共识是，假如中国在无法完成准备的状况下，一旦和日本进行全面抗战，她只能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大战略。因此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来实施这种战略。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在面临日本节节进逼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力量，迟迟无法进入大西南，而建立抗战所必需的战略后方基地，常让他半夜都无法入睡。在围剿共军成功，共军被迫长征之后，国民政府第一次进入了西南，中国才有了所急需的战略纵深，与对抗日本的战略空间。
14.10 抗日准备的检讨
国民政府除了在政治上达成统一之外，在财税改革以及推动法币政策上，更是给予抗日作战，建立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基础（打仗就是要花钱，而且是花大钱）。另外推动全国性的铁路、公路以及电讯建设，使得内陆能够与沿海地区连接，也提升了战略支持的架构。而最后建立征兵制度，以及整编现代化的军队，都是抗日作战所不可少的基本准备。国民政府这股中兴的气势，才刚刚的凝聚出一些抗日的力量，就已经被日本看到中国的发展有成，日本当然不能就此坐视中国完成统一与建设，因此，日本就决定加速的侵略中国，给予中国更为直接与致命的打击。
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之前的战略准备，发生许多重要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全面性的战略规划能力。不过由于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仍然受限于德国本位的军事经验，同时采用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壕防线作战（Trench Warfare）的战略，因而造成一些国防资源的错置与浪费，也影响到后来的全面抗日战争的效果[6]。因此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国民政府以极其有限的资源，在中国的华北的黄河两岸与陇海铁路，以及华东的京沪与江南一带，进行大量的国防工事建设，结果这些耗资数千万元的国防工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绝大多数都没有发挥真正的作战效果。如果将这些可贵的经费，移在内地的兵工厂投资，以及增强部队攻坚火炮的装备与训练，会发生更大作战的效果7。
而中国直接购买德国制式武器的做法，也有些浪费，因为这些德式武器并不十分适合中国兵的体型与战场环境，其实当时中国应该使用更多的经费，在更为深入的西南内陆地区，营建更有效率的兵工厂与相关的工业，提高部队火炮的装备与训练，另外加强部队通讯与医疗的投资，应该会对于抗战实力，会更有实质与重大的帮助。
此外德国顾问也低估了日本一旦与中国作战时，进行全国总动员的总兵力。日本的后备军人，多达四百万人，是常备兵力的十倍，因此德国顾问建议，中国维持六十个师的精兵数量，是不足以因应中日作战之需要的。不过蒋介石编制的华军部队，数量又过于庞大，在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三军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兵员人数实在是过于偏高，因此造成军队质量的大幅下降、财力的严重消耗，以及征兵过多的民怨8。
同时德国顾问建议中国部队的作战编组与方式，都过于德式正统化与正规华，当时中国的军事文化尚未建立，军官与士兵的素质与训练仍然严重不足，装备更是落伍，因此倒不如设计一套军民合作，就地取材的人民战争，以充分利用中国能够进行消耗战的特性。
在中日正式作战之后，日军在华北的战线，大体是在德国顾问的预料之中，中国军队阻日军于陇海线以北，只是日军增加控制了山西高原大部分地区。但是在华中战线上，日军则是一直深入到湖北与四川的交界，同时日军也占领了华南沿海地区，几乎完全阻绝了中国外援的信道。不过日军所控制的地区，最多只有带状区域，其余多数都只有据点与交通线而已。
附注：
[2] 许多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宋、孔两人，是利用与蒋介石的裙带关系，搜刮聚敛人民的血汗钱财。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宋、孔两人早就是中国金融界中的领袖，而也早就投身国民革命事业，成为国民党中的不可多得的政治与财经要员，他们为中国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金融制度，在预算调度、国际外交上，都对国家有极大的贡献。特别是宋子文，经常与蒋介石进行预算与军费支出的激烈抗争
第十五章、中国的内忧与外患
在满清末年，中国内外可以说是情势汹涌：中国不断受到外来的侵略，造成她一再签下丧权辱国与割地赔款的条约；同时中国的内部，又在封建政权无能与腐败的双重打击下，使得国家面临了空前的历史危机与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