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方面出现救亡图存的奋斗，一方面也出现民族自信心的挣扎。经过多次的革命运动，与历史脱节的满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但是中国人对于如何治国与建国，却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民国成立之后，中国只是形式上算是一个国家，事实上根本是个四分五裂的政府，最后权力落到军方实力派系的手中，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当然国际强权也没有放过欺凌中国的机会，在幕后支配各种军政势力，以大量的借款而取得剥削中国利益的机会。
15.1 民国初年中国严重分裂的危机
不过，在这些不同的军政势力之中，最有组织与潜力的团体，首推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党来自孙中山先生之革命团体的结合，企图建设一个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则是来自苏联之“第三国际”（Third Internation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简称Comitern）的推动，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时，在侵略中国的国际强权中，又以苏联与日本，对中国有着直接侵略与占领的野心与计划。这些国际强权不断地利用机会，介入中国的内乱，以争取重大的利益，当时苏联对于中国全面的赤化，有着特殊的急迫性，那就是要让中国成为苏联支配下的抗日炮灰。日本则希望中国全面分裂而永远受其宰割，他当然非常担心苏联赤化中国，因为中苏结合的赤色力量，将会导致日本的覆亡，所以日本更以防共为借口，加速侵略中国。
若以历史的事实而论，抗日战争在整体的作战与外交上，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是在文宣、社运以及游击战方面，却是由共产党影响整个的潮流。由于国际社会，故意地要降低中国对于反法西斯作战的历史贡献，所以当时许多的外国学者与政客，总是想尽办法，诬蔑中国没有抗日、对盟国毫无贡献，所以英、苏、美等强权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以加速战争的结束。他们喜欢引用国民党说的“共产党没有抗日”，以及共产党说“国民党没有抗日”的矛盾，而得到一个简洁的结论：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没有抗日。这当然使得中国的抗日历史事实，受到极大的扭曲。
15.2 国民党力图振兴中国
国民党是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政党，但是民国成立之后，中国为军阀割据的北洋政府所控制，在一九二七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才取代了北洋政府，在形式上负起领导中国的政治责任。虽然如此，直到一九三六年之前，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内部的割据势力形成山头与诸侯，外部强权的侵略占领着中国广大的领土，造成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统领长江中下游的共主政府而已。当时国民政府需要面对的历史挑战是不断的内战割据，以及所有的外债赔款，加上苏联、日本等强权的侵略威胁。
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有着无限的无奈与困难。当时中国正处在“国不国”的分裂与落后的状况，国民政府无法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因为一旦正式宣战，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全中国，所以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忍辱负重的与日本的侵略周旋，以争取国家的统一，与建设的推动。但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日作战的部署，却被人民认为国民政府“不敢”对日作战：于是什么亲日、汉奸的帽子，都戴在国民政府的头上。
虽然国民政府许多领导人，都是留日的学人，也与日本政界有着一些个人的关系，但是国民党并非是一个亲日的政党。就以蒋介石而言，他曾经在日本求学，接受军事训练，不过蒋介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拥护者。假如说要论蒋介石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与倾向，应该是比较“亲美与崇德”，日本还没有资格轮到被他崇拜的地位。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曾希望中、日两国基于文化、种族的接近，能够合作互利，共同抗拒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对于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同样感到不能接受。但实际的问题是：假如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历史的决战，中国必须先要有准备。这就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多数领导人的立场。国民党抗日的意志是经过事实验证的，要不然就不会有后来中国孤军坚忍抗日作战的悲壮历史事迹，以及中国跻身成为全球四强历史地位的光荣了。
15.3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而由苏联第三国际指导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根本的主张是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本质上，是与日本右翼反共的军国主义，站在不共戴的地位。何况当时中国共产党还要保卫苏联的利益，因此更是要在抗日的问题上，采取与苏联绝对一致的立场。所以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都是“主张抗日”，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却又有极大的差异，抗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最佳手段与工具。国共两党的合作，固然促成了中国团结抗日的形象，但是国共两党仍然各自留有对付对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时，仍然有着相互斗争的地方，也分散了实力。
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在共产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不是中国选择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因为在苏联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之时，中国只是一个封闭与落后的农业国家，她根本就没有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多数来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产阶级，人数极其的有限。
但是苏联共产党政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若要生存发展，最佳的战略布署，就是设法让中国与印度赤化。以这两国土广民众的国家，作为颠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最佳桥头堡，列宁的名言：“从莫斯科经北京、加尔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这个战略的生动说明。何况苏联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继承了帝俄侵略中国的大东北与大西北的基业，建立了西伯利亚的战略空间，更想进一步的控制中国的蒙古、新疆与东北。苏联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它与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政府有着不共戴天的历史仇恨，以及为争夺东北亚战略地位的利益冲突。
所以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动地对中国示好，列宁居然慷慨地表示，要考虑归还帝俄时代对中国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动撤销帝俄时代，对中国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条约[1]。苏联一方面在当时中国分裂的势力之中，寻找利益代理人，曾经支持过西北军的冯玉祥，也设法与广州的国民政府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是，苏联一方面也决定全力辅导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于上海（这一年正是苏联正式并吞外蒙古，准备建立傀儡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式的党员只有五十三人，参与开会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苏联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代表马林（Maring）主控会议，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主要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与苏联共产党共创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社会，而非从复兴中华民族与其历史之观点，进行建设富强之中国的历史大业。
15.4 国共的合作与分裂
不过由于中国当时并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严重问，因此中国共产党很难利用劳工的力量，进行发展。因此在苏联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中共主动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多次的接触与协商，希望能够达成国共合作，以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当时的国民党，正处在致力消灭割据军阀，对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剥削的时期，极需外来的帮助，苏联以提供政党组织、运动群众、建立党军、提供经费与武器的条件，在一九二三年与国民党达成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与架构，充实了共产党的党政军功能与力量，建立一个有全国性军政力量的政党。
也就是得到了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力量迅速的得到强化，联俄容共之后的国民政府，组织力量大增，眼见军阀割据的势力，已经面临人心厌倦，力量耗竭的崩溃地步，于是它决定在一九一六年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国民党的军政力量，在北伐之中，出现了势如破竹的凌厉战果，打得军阀势力溃不成军，但是国民党内部，以及与共产党之间，也立刻面临如何共处，以及如何处理所获得战果的大问题。
到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刚攻下长江以南的地区，其内部就爆发了宁汉分裂的危机，同时也就引爆了国共间的重大历史冲突，国民党在南京的势力，决定在当年的四月十二日采取清共的政策，接着在武汉的国民党也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就无法避免。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中共人员主控的一些国民党部队，以朱德、贺龙与叶挺为首的军队，在江西南昌发动兵变，与国民政府决裂，建立独立的武装部队。
接着在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清算陈独秀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而由瞿秋白出任中共领导人，宣布全面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进行革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