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特别是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共的“老大哥“苏联主动与日本签下互不侵犯的日苏中立条约，共军就更缺少主动抗日的动机了。既然老大哥都决定与阶级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和平共存“，共享瓜分中国蒙古与东北的利益，那么中共更没有必要主动地抗日，而破坏老大哥与日本的蜜月。此时日军正需要大量抽调在华的部队前往南洋作战，在共军停止主动出击的态势之下，日军自然从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中抽调走作战部队，共军也乐得压力减少，而且发展更方便，但这样共同抗日的阵线就出现了更大的缺口。
29.8 国共之间的冲突
在整个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中，国共之间，很快的就失去了互信，彼此不但不能进行协同的抗日作战，反而坐视日军消灭友军，甚至双方进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地盘争夺战。蒋介石最多曾经将二十师的部队，交给胡宗南，负责监视与包围陕北的共军延安总部，当然也在防止日军由山西渡黄河进攻陕西4。在黄河以北地区，八路军的发展更是迅速，不但与日军发生冲突，也利用机会消灭国民政府的部队，逐渐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这类国共的军事冲突，也蔓延到共军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活动的地区。
根据重庆军委会所接到的报告显示，国民政府的部队曾经遭到共军近千次的攻击，其中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共军在河北大破张荫梧、乔明礼部，造成在河北敌后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与民军力量，完全被共军收编与压制。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东地区的国民政府敌后作战部队，也遭到共军大规模的收编与围剿，造成国民政府在山东的军政力量完全瘫痪。一九四○年三月，共军的活动力量大增，迫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完全失去河北的运作空间，而退到山西。一九四○年共军再度围攻山东的孙良诚、高树勋部。一九四○年十月，共军又在江苏北部攻击国民政府部队，造成黄桥事件，国民政府江苏省副主席韩德勤受到共军围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殉职。
29.9 新四军事件
在国共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之后，共军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兵力，逐渐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发展回合，由于每次的国共部队发生冲突，双方都自认有理，重庆很难做出让冲突两边都能接受的判断，因此经过多次交涉之后，重庆方面，干脆准备把黄河以北的敌后游击区，全部交给共军经营，以避免国、共部队继续发生冲突。因此在一九四○年十月，重庆下令在江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全部渡江北上，但是新四军一再抗命与拖延。同时由于新四军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早已发生多次的严重冲突，彼此结下了极大的新仇旧恨，使得这个调动的安排，结果竟造成了皖南的“新四军事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部分新四军（属于军直属部队）在皖南准备渡江之时，突然与国民政府的第三战区其它部队，发生全面的军事冲突，延安方面认为，新四军是遭到国民政府部队设下圈套的伏击，新四军军长叶挺与五（4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千人被俘，国民政府以新四军经常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且多次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爆发过冲突为理由，决定就此解散新四军。但是延安激烈反对，于是自己重新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继续在长江两岸发展运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因而更加严重。
我们很难去判断国共之间许多冲突真正的是与非，不过国共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对立，是造成在抗日战争期间，爆发国共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不希望共军藉着抗日而发展壮大，共军当然也不能接受国民党限制它发展的约束，所以双方冲突不断。
就多数冲突事件而论，应该是共军采取主动的成分居多：因为国民政府的部队，一样是共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与日军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别。共军要发展，当然就要扩张地盘与收编军力，故不会放过实力落单的重庆部队；另一方面，与共军冲突的国民政府部队，大多数并非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之嫡系部队，它们并没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就算蒋介石下命令要它们消灭异己，这些部队也不太会忠实地执行这种命令，因此多数的冲突应该是共军主动动手。当然也会有国民政府部队反击共军的个案，这也是因为彼此利害冲突之宿怨所累积造成的互相残杀。
事实上，国共之间的冲突，是从敌后游击区，扩大到中国外交的战线上，苏联当然是共军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国际共产党的支持与同情者，在中国战区成立后，进一步地渗入中国战区，在中国与盟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中，制造与扩大彼此间矛盾的文宣、报导。尤其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身边的政治顾问，都是与延安来往密切，思想左倾的美国外交人员。在他们大力的影响下，造成美国政府经常以国共之间的各种问题，来胁迫蒋介石退让，使得国家强权延后援助中国，有了更多的借口。
甚至连日军也很快地发现到，国、共的抗日战线，已经出现了可以利用的强烈矛盾。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中，日军就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对立与矛盾，放胆猛攻国民政府的战线，造成了中国战区几乎崩溃的危机，也就使得盟国共谋出卖中国的雅而达密约，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
共军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挑战与压力而发展壮大，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军同时在占领区推动土改与党政建设，从社会与经济的基本架构着手，建立一个可以彻底动员与运作的总体作战体系（或叫做“人民战争体系“）。这个军民一体的架构，能将所有力量都发挥到作战上面。这种总体作战的结构使得共军储备了极强的战争潜力。但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部队一直负担抵抗日军的正面打击，在国内政治分解、经济枯竭、社会动摇以及军力再遭到日军最后孤注一掷打击的耗损之下，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机，也就给国际强权一个合作出卖中国的机会。
29.10 苏联红军全力支持共军在东北发展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八路军更是利用接收与复员的机会，全面地扩张，迅速将不少伪军部队与武器装备也纳入扩张的部队之中；此外，八路军更利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机会，迅速尾随红军，大举进入了内蒙与东北，抢先建立起共军在东北的武力；苏联红军也陆续移交大批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给八路军（并且断然拒绝中国政府使用旅顺、大连的港口，使得国军无法及时运送部队进入东北与进行接收工作），于是八路军很快地拥有了东北、华北与内蒙的广大地盘，以及经由收编伪军、游击队来扩张的军力，在抗战胜利之后，就有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武装实力了。
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历史，初步的归纳是，在准备抗日时期，中共以灵活的文宣与组织，深入中国的群众基层，加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识，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也促使中国无法在卢沟桥事件上退让，而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提前与日军进行全面作战。而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把握了历史的机遇，极力地扩张武力，虽然在过程中，的确是与日军进行了不少的浴血作战，也有着牵制与消耗日军的真实贡献，但是中共与日军爆发的各种游击战争，主要是因为共军扩张与求生存而引发的冲突，其目的并非在战略上主动打击与消灭日军；仅有的例外是发生在一九四○年下半部的“百团大战“，却也是一次下不为例的绝响。
也许这样的历史事实陈述，恐怕会令一些政治立场不同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但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就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面对所有为抗日而牺牲的中国军民，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
附注：
[1] 作者先父就是因为发现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远重于抗日的策略，因而退出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转投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2] 关于平型关作战的历史真相，请参考第二十一章。
[3] 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
[4] 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
第三十章、滇缅作战
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滇缅作战是华军唯一在中国领土之外，所打的主要会战。滇缅作战主要的战略任务，是要维持与打通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使中国能够输入作战的资源，继续进行反法西斯的圣战。
而为了打通这条维持中国战力的国际通路，中国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