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在面见罗斯福时，竟然口不择言地表示，蒋介石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的老无赖。”
当罗斯福首次从陈纳德那里得知中国战区的真实状况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才是事实，美国不但只是近乎象征性的援助中国，而且马歇尔所呈报的中国战区情报，与陈纳德的描述完全不符。因此罗斯福立刻与宋子文见面，直接与主动地告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决定将空运数量，先提高到每月七千吨，再设法增加为每月一万吨，并且将给中国战区五百架战机，及同意召回不断制肘中国空运的毕塞尔回国。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斯福已经觉察到自己在中国战区的问题上，受到了蒙蔽，所以他竟然亲自要求陈纳德，有事不妨亲自写信给他报告。罗斯福特别指出，信不得经过参谋长马歇尔的正常军方管道。这在美国的政府体制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因为陈纳德只是一个中国战区的少将阶军官，竟然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可见罗斯福已意识到他严重缺乏中国战区真相的情报。马歇尔当然更把陈纳德拥有直通白宫的特权，当成必须要扑灭的危机处理，造成了美国陆军部上下，对陈纳德都采全面封杀的态度。
31.10 史迪威出卖中国战区利益
此时，丘吉尔赴美以商讨盟国的战略，这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会仪”（一九四三年五月），在会中决定了盟军继续在地中海的对意大利半岛攻势[8]，以及决定了亚洲战场的战略。罗斯福允许中国的宋子文参与部分会议的讨论，史迪威与陈纳德也参与此会。丘吉尔当然率领英国代表团，不断杯葛任何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英国甚至提出毫无实行可能的反攻印尼苏门答腊的作战计划，真是把美国搞的啼笑皆非，当时英、美连东印度洋的孟加拉湾都无法掌控，那里有力量去攻苏门答腊？
总之，丘吉尔的心态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会支持提前反攻缅甸，而让中国打通援助的大道。因为丘吉尔清楚地知道，罗斯福一直有大量武装中国军队，以成为反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构想。英国了解中国人是能够作战的民族，目前之所以无法发挥战力，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装备与训练而已。
一旦得到适当的援助，有了可以击败日本的军力，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受英国的摆布了。
所以丘吉尔在会议中，一再地东拉西扯，最后在美国与中国的压力之下，才勉强对反攻缅甸达成一个含混的立场看法。英国同意盟军在缅甸北部，进行反攻，以牵制日军。这是由于英国担心日军进攻印度，同时这个作战方案，对于打通补给中国的通路，也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更大的“好处”是，这可以抽调中国战区的军力到缅甸边区，让本土受到日军正面的打击，这样中国就可能要为了缅甸作战，而牺牲自己。这当然是蒋介石所最为担心的战略陷阱。
三叉会议中，罗斯福对于史迪威的表现与态度，相当的不满，因此罗斯福就直接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拥有优先使用驼峰物资供应，以及独立作战指挥的权力，而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也真的创下二次大战的空战历史记录。在极其有限的装备与后勤状况下，十四航空队平均每月击沉日本十五万吨船舶（途径南海与台湾海峡）的记录，日本的南北战略运输航线因此近乎瘫痪，竟造成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面临中断的危机。这就是日军会动用最后的战力发动一号作战，以扫除美军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会议上，与宋子文大唱反调，演出中国战区内斗的全场“铁公鸡”，而且不断以违背实情的言论（比方“中国不抗日”）诬蔑中国，因此宋子文认为，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职务，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华盛顿争取到盟国的支持。中国战区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恶意中伤的立场下，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决定进行全方位的布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换史迪威，以为中国战区的内部消除这个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蒋介石长期的不满，以及宋子文一再地努力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对于史迪威的许多言行与做法，也并不能认同，加上英国负责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也经常与史迪威发生冲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组中国战区基本结构的建议，以彻底解决问题，以及改进战区运作效率不彰的危机。
宋子文建议，为了让中国战区代表，可以出席盟国的联合参谋团，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可以改由蒋介石任命一位中国将领出任，副长官由美国将领出任，参谋长由中国将领出任，副参谋长由美国将领出任，其余参谋职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这样中国战区就可以参加盟国联合参谋团会议，为中国战区争取资源。同时史迪威也就可以因为中国战区全面改组的名目，毫无痕迹地加以调职。
罗斯福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交马歇尔与宋子文商议。马歇尔知道战区结构改组事关重大，若是中国今后可以出席联合参谋团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而撤换史迪威的提议，则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协商后达成妥协的下限。马歇尔在权衡利害之后，同意牺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国战区的改组，宋子文也同意先换史迪威，在相机改组战区的计划。于是改组之事最后无定论，但当时中美的共识是，美国已经准备由索摩维尔（Brehon Somervell）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调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军第四军军长。
31.11 抗日战争史上最错误的决定
不料这个事关重大的历史安排，因为史迪威设法牵动中国内部的政潮，而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各种有关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组中国战区来扩大自己派系权利的谣言，开始大量地出现。特别是将由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更是热门的权力斗争焦点。由于宋子文代表当时所谓“政学系”的力量，开始批判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何应钦等“旧派”团体，因此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当时由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出面，整合宋美龄与“CC”派，开始与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触。史迪威当然拿他的靠山作为威胁，假如他去职，马歇尔将会全面的报复中国，杯葛所有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考虑这些问题之后，竟然动摇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最糟糕的是，此时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蒋介石，表示她们负责说服史迪威“悔改认错”，就不要撤换他，以免遭到马歇尔对中国战区的全面报复。何况当时开罗会议召开在即，史迪威已经熟悉缅甸的战况，假如中国热切希望盟国反攻缅甸，那么很难找到比史迪威更为熟悉缅甸的“人才”[9]。
当然这也可以压制宋子文的政学系的“夺权”，而蒋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将中国战区的司令官职务交给其部属[10]。
在这个历史重大的转折时刻，蒋介石突然转变立场，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头认错，那么就不必撤换他，也不改组中国战区。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从原先已经得到通知，将要被调职的前夕，由于获得宋家姊妹以及国民政府守旧派系的支持，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这一场绝地大反攻的胜利，当然导致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近乎摊牌的冲突。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于是决裂，宋与政学系相关的人马遭到冷冻，蒋与爱将陈诚等人一并保持距离，以防他们的权利串联与扩张；而何应钦则得到特别的重用，白崇禧却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由于上层权力的变化，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都暗中受到特别的“待遇”，兵员补充与后勤补给都遭到严重的影响[11]。
在最后一刻变卦让史迪威留任，可以说是蒋介石在领导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错误，影响到开罗、德黑兰会议对华所造成的历史命运；种下日后华军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之危机的原因，也使得盟国在雅尔达会议出卖中国，及日后整个中国抗日历史受到故意扭曲的命运。因为蒋介石续任中国战区司令官，无法在盟国联合参谋团中占到一席之地，就不能参与战略决策和争取后勤支持。而史迪威本性难移，继续在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工作，造成中国战区的指挥系统的人心涣散。一九四四年，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猛烈打击下，中国战区全线溃败，罗斯福无法为支持中国找到理由，最后决定出卖中国，以换取苏联对日参战的承诺。
史迪威以卑躬屈膝的态度，用发动中国内部政潮的手段，从被撤换边缘争取到留任之后，当然更是要存心报复“花生米”给他的威胁。他一心盘算自己最后如何能够统帅所有的华军作战。他的计划是先设法在缅甸打场胜仗，以洗刷失败的耻辱；然后扶植自己的人马，再从蒋介石手上取得军事大权，这样就可以彻底的羞辱蒋介石，并全面掌握中国的军政大权。
史迪威被留任的一个月后，就代表中国战区的军方，参加开罗会议（原本多年来代表中国战区的，都是由宋子文担任这个角色）。史迪威在会中最后的关键时刻，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已经无力与日本再战，蒋介石随时会垮台。因此最后造成丘吉尔观点的胜利，让罗斯福撤销对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计划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