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他们每昼夜只能运送50吨(11月)到105吨(12月)的物资。从1月12日到2月2日，这个数额就没越过60—80吨。德军732—52型三发动机运输机，在给合围圈内德军运送物资时，遭到苏联航空兵和高射炮兵优势兵力的无情打击。空中封锁组织得十分严密。12月，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敌数百架运输机被击落。苏军在压缩合围圈的同时还占领了德军机场。敌空军基地到第6集团军降落场的距离原是200公里，以后延长到300公里，最后达450公里。
被围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困内的保卢斯部队无论在地面，还是在空中，都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各分队、兵团的弹药和粮食补给实际上完全停止。敌人不得不节省子弹、炮弹和地雷。他们缺乏进行战斗行动最急需的物资。口粮也极少，每天粮食定量为100克。士兵口粮中，马肉成了最好的食品。为了充饥，德国人只得杀狗、捉猫、抓乌鸦。除此之外，一直没能领到冬装的敌军遭到了严寒的猛烈袭击。(1月份气温达到零下25度到零下30度)。
德军上校丁勒是这样描述被围困的第6集团军的惨状的：“每天夜里，我们坐在土屋里，仔细倾听马达的隆隆声，努力猜想，这一次有多少架飞机飞来，给我们送来些什么东西。从一开始，我们的粮食就十分紧张但我们谁也没有料到，我们很快就要长期忍受挨饿的痛苦。
我们什么都不够：粮食不够，炮弹不够、而且主要的是燃料也不够。假如有了燃料，我们就不会冻僵，而我们的供给只能保障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木柴要用汽车从斯大林格勒运来，可我们的汽油奇缺，所以很少去城里拉燃料，我们的土屋里当然就寒冷得很。
1942年圣诞节前，部队每人每天发1百克面包，圣诞节后，连这份口粮也减少到50克了。又过了一些时候，连这50克口粮也只发给直接进行战斗的部队，团以上机关基本上不发面包了。其余的人只能喝稀汤。人们把骨头煮了又煮，想尽量把汤做得稠些”。
德国法西斯的有生力量遭到了巨大损失，因苏军和苏航空兵的积极行动，以及饥饿、寒冷和疾病交加，德军每天减员1500人。“第6集团军完蛋了，现在什么也救不了保卢斯。即使有人能用某种奇特的办法取得希特勒同意突围的许可，或疲惫不堪、半饥半饱的部队冲出了俄国人的包围圈，但也没有交通工具能使他们沿冰层复盖的草原撤往罗斯托夫。那么，行军时，集团军就会重蹈拿破仑士兵从莫斯科向别烈津诺河彻退时的覆辙，将遭到覆没”。
尽管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敌人仍准备进行长期和顽强的防御，并为此继续设立严密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配系。保卢斯执行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绝对命令。希特勒宣称：“我们绝不从这儿撤退应成为狂热的宗旨”。他在12月28日的第2号作战命令中也提到了这点：“我们像以前一样，坚持将第6集团军留在他们的要塞里，并为拯救他们创造先决条件”。
元旦那天，被围集团司令收到了元首亲笔签署的电报。电报再次强调希特勒“决不会让伏尔加河的勇士们听天由命，德国有办法来帮助第6集团军突围”。类似的保证已失去了以前的效力。战斗还在继续，但战斗是否适当这样一个问题越来越经常、越来越尖锐地摆到了德军官兵的面前。
怎么解释即将战败的敌人的顽强性呢？是德国法西斯的政治威望吗?是师守斯大林格勒城下战线的战略必然性？保卢斯作为第6集团军司，在被围初期提出了要求，要让他“行动自由”，并在“必要时”向西南实施突围。但是，他没得到达个权力，而以后的形势本身就将这些企图全部排除了。要保全救万名土兵的生命就只有投降，否则就继续顽抗到“最后一名士兵”。德部最高统帅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条路。这导致了斯大林格勒城下的集团要注定灭亡，等于给他们判了死刑。
应该论采取这一决定的动机，既有维护威望的一面，又有战略目的一面。德军统帅部把苏军兵力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力图不使东线的南离全部崩溃。但是，曼施泰因的进攻失败了，后来，皮托姆尼克机场又失守了(1月份)，因而被围集团的抵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军事战略意义。抵抗在军事上也毫无前途可言。然而敌人仍要抵抗到底。法西斯德国始终象一只野兽，不讲人道主义。既然希特勒及其同僚们要退出这场战争，他们在这方面也就看不到在这方面有必要另眼看待自己的官兵。而他们的官兵却继续在盲目地执行自己军政上司的犯罪意志。必须有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意志和力量，才能使保卢斯部队的官兵，以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换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态。于是，随着事态的日益严重，惩罚越是显得必要，越是临近，包围圈内的德军才对真相也越加清楚。法西斯军事机器的最核心部分，作为训服工具，虽不是一下子，但也渐渐开始失灵了。
在苏军统帅部以最后通谍的方式令敌人停止抵抗并提出投降条件之前，被围德军中就有不少人打算放下武器。Г·韦尔茨的供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是这样描述的：“今天是1月8日。这一天同往常不一样。指挥部必须在这天做出重要的决定，换句话说，也就是这样的决定只有在此刻才能做出。但这决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有一点我们十分清楚：具有决定意义的话语在24小时内会告诉我们的。凡属第6集团军的每一个人都坚信这点。成千上万张苏联传单也也谈到这点。苏联飞机整天在我们上空盘旋，散发传单。薄簿的传单如同倾盆大雨，向我们瓢泼下来，它们随风飘扬、四下飘散、有时又整包整包地落到地上，传单有红色、绿色、兰色、黄色和白色的……真是五颠六色。它们落在雪堆上、街道上、村子里和阵地上。每个人都看到了它、读着它，每个人都把它保存起来，每个人都在畅谈自己的看法。最后通谍、投降、俘虏、食品、战后回祖国，这一切在人的脑子里交替闪现。人们像火燎的蜂窝一样，无比激愤，并展开了尖锐的争论。
……整个集团军四面楚歌，在迷途中徘徊，在风雪中无力搀扎，不管你高兴与否，结局只有一个：被围在一块小小地盘上的德军马上就要完蛋了，这样一支濒于灭亡的部队怎么可能牵制使敌人的大量兵力呢？而我们又没有别的任务。可见，血战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投降是理智的要求，友情的体现，是为无数伤员生存下去的要求，这些伤兵大部分躺在没有任何医疗护理条件的地下室里。这样的投降无损于德国土兵的尊严”。
他继续说：“当然啦，一个优秀士兵的天职和主要美德是唯命是从，哪伯是他还不理解所担负任务的意义。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这儿、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本身。仅仅最近六周就战死了整整1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谁要以牺牲剩下的20万人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盲目而愚蠢的顺从。他就不配做一名士兵，更称不上是一个人，他充其量是一架任人摆布的机器”。
这种看法尽管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起不到决定作用。被围集团全体官兵的命运掌握在有权答复停止抵抗的最后通谍的那些人手中。
苏军统帅部提出的投降条件经一德国军官报告给了保卢斯上将本人。刚巧这时坦克第14军军长胡贝将军乘坐的飞机在皮托姆尼克机场降落了。他是从希特勒大本营回到包围圈的。他是在12月28日到那里去领奖的，并受保卢斯的委托向元首报告被围部队的处境。胡贝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让他们继续抵抗到2月下半月，即德国武装力量发起突破封锁的进攻之前。
保卢斯把已经熟知苏军最后通牒的各军军长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了胡贝将军带来的命令。他们全部反对投降，接着收到了陆军统帅部的答复。内容是：“不许投降，集团军每坚守一天，对整个前线都是一个支援，可以牵制苏军几个师的兵力”。
曼施泰因后来写道：“1月9日，敌人敦促第6集团军投降。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建议被拒绝了……我完全拥护他的决定”。此外，按照他的思想：“拒绝投降对保卢斯将军来说是他军人的失职”。
B·亚当对此另有别论，他认为，面对几个师就要埋没这一事实，保卢斯应该下决心独立行动。“我认为，适时的投降可以救出10多万官兵，并且战后可以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他认为，“仿佛正在流血和挨俄的第6集团军把敌人大股兵力从德军前线南翼引开了”。这样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他是由此得出如下结论：“从历史和军事观点看，拒绝苏军1943年1月8日的投降建议，不仅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部，也是第6集团军指挥部及其各军、师指挥员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N·维德尔的看法也与此略同。“任何军事战略观点都无法证明人类的巨大牺牲、无可挽回地损害了被包围者的尊严是无罪的：在类似情况下，他们是不道德的”。他继续说：“希特勒亲自阻止我军投降。1月9日，保卢斯书面拒绝了苏军指挥部的建议，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无论什么消息都禁止我们传到部队，但如果苏联军使靠近我们阵地，向他们进行突然袭击的命令可以例外。正是集团军司令部用无线电传给我们的这最后的一道命令，使人们对我们指挥部的意图不再有任何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