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和丈夫在一起，让孩子们天天见到爸爸，何菊英求之不得！
她背着两个大包袱，牵着一儿一女，路上又走了一个月！
赶到格尔木，丈夫在八百四十里外的二道沟兵站当教导员。三个人在一间半土坯房中安了身。丈夫下山了，他不是来看妻子儿女的，他是来治病的，医院检查说，肺上有钙化点，要住院。他住了一星期就闹着要出院，搭上汽车回他的兵站去了。
和七年前来结婚是同一个季节，三月份天寒地冻，风沙大，干燥，小孩不习惯这恶劣的气候，他们全都有高山反应头昏、恶心、呕吐。哇哇哭着要回家。买不到菜，天天清水面条豆瓣酱。何菊英一来就去当临时工，大河滩上筛沙子浇水泥板，后来又种菜，两个小孩全锁在家里。大河滩离家二十几华里，她一天来回走四趟。掏出钥匙推开门，儿子女儿倒在地上又哭又叫！
随军家属何菊英仍然没有牢骚，她是苦出身，她能吃苦。先进丈夫一年才下山一次，一年在家住两个星期！从1963年入伍到1979年去世当兵十八个年头，李铸没有同家人一起过一次春节。他把一切献给了高原。
他病倒了。病得吃不下饭，起不了床。
北京要开庆功会，他推辞不去。领导指名要李铸参加，他挺着腰去。开会参观，全是集体活动，他肝疼加剧，军人的组织纪律性命令他必须坚持下去。会议结束，他倒下了。首长要他住北京住院，他谢绝了：“我得回去传达会议精神。”
到西宁不能动了，腰佝偻着，兵站部领导要他住院治疗。他又摇摇头：“我要回去贯彻会议精神。”
他站在讲台前，脸色苍白，头上冒着冷汗，拳头死命地顶着身体右侧的肝区，他一句一句地传达着，讲台上没有传达提纲。因为前一天晚上准备提纲时肝部剧疼，写了几行字便再也拿不起笔了。他的妻子在台下听着丈夫的报告，她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拼着全身的力气吼出来的，可是，声音是那样微弱，而且断断续续，他已经不能完整地讲一句话了！
当晚，他被送进了格尔木二十二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第二天就转到兰州军区总医院。临走前，他对妻子说：“你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我真不想离开你们，可是病没有办法。这次我去是百分之百回不来了，这个家就靠你了。”
妻子哭了，三个孩子齐声喊叫着：“爸爸！你不要去！爸爸，爸爸！”
第四天，他要医院给妻子打个电话，如有时间就来兰州一次，他有话要对妻子说。当第二天下午妻子风风火火赶到时，他已经不会说话了。
他瘫在床上。脸色苍白，双眼紧闭，全身发肿，肿得皮肤发光！
半夜他醒了，既高兴又痛苦的神态：“今后一要靠组织，二要靠你自己了，我管不了了……我死后，……一切听组织安排，个人不要提任何要求……”
他咳嗽了一下，喉咙口的痰响了一声，一心为革命的先进分子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他变成了烟，变成了灰，变成了一只紫色的木盒，木盒上嵌一张他的照片。
她呼天号地。她觉得这是梦。
那年，他33岁，她29岁。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年，十年中加起来，在一起的日子只有一百天！
他刻在她心里，他活在她心里。
她常常想念他。
买粮了，一买就几麻袋，她扛不动，她哭。
买冬菜，有好几百斤，她搬不动，她哭。
买烤火的煤，一汽车她卸了半夜！她哭。
孩子把书包丢了，老师要家长去学校，她又哭。因为在这种时候，只要他在，他总会帮忙的。他走了，走得这么快，这么急！
常常有人开导她。好心人都想帮她的忙。她有她的想法：人的一生就那么回事。我有三个孩子，身体又不好，重新组织家庭很可能不和睦，那有什么意思？老李在高原十八年，他对我很好，丢掉他我心里过不去！
她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了。
客厅中，高挂着技黑纱的遗像。遗像下，是红布盖着的一个长方形的木盒。木盒两旁，是两束色彩艳丽的花。她日夜陪伴着她的丈夫。
领导上关心她，表扬她，说她坚强，“你的青春献给了李铸，也献给了青藏线！”
辛劳的何菊英舒展了紫黑脸上的皱纹：“上好班，带好孩子，这是我应该做好的事。”
她40岁了，她仍在回忆20岁时的二十天蜜月。
爱情不老，青春不老！
(本篇为同名长篇节选,选编时章题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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