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连队环境恶劣，条件简陋，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是缺医少药，根本谈不上能治什么病，充其量也只能应付一些头痛发热的。连里有一位曾经在场部卫生队培训过几个月的“赤脚医生”，实际上就是一个身背“红十字”药箱，平时只能给病号发点药的卫生员。每当他给人看病便会打开药箱，里面满共也不超过十来种药，无非是ABC、止疼片、扑热祛痛散、酵母片之类的药，另外还有几袋风湿止疼膏和几个装着一点红汞、碘酒、消炎水的小瓶子，以及一个旧听诊器和两支注射器，这些东西就是连队卫生员行医的全部家当。
“赤脚医生”除了医务工作外，每天还要参加一定的劳动，干些农活。看病多在傍晚人们干活收工回来的时候，他会背着药箱来到我们住的地窝子前面给大家拿药，到了晚饭过后也就基本结束。
一天晚上，我找卫生员医腿，他问了至伤的原因和病情，然后很为难地说：“我们连里一是医务条件差无法确诊，二是没有药物进行治疗”他让我去场部卫生队，或到石河子医院去就医。最后他给我开了两天病假，又给了几贴风湿止疼膏和几粒止痛片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休病假在地窝子门前碰见王指导员，他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来找我们新来的同志核对一下个人的简历，其内容无非是：每个人的姓名、性别、民族、家庭成份、个人出身、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之类问题。当时对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王指导员翻开册子，当找到我的名字那一格时，让我看后大吃一惊，我的家庭成份原是城市贫民，现在竟然被改写成“地主”，难道下放真的给下放出了问题，我非常惊诧，又十分气愤，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问指导员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个《花名册》是我们来时联合加工厂转交给他们的，如果上面有什么出入他们也说不清，只有找原单位进行纠正。
事情已经很清楚，因为我们刚来不久，前面的事连里确实不了解，我虽然对此作法十分气愤，但一时也难以说清，只得暂时背着这个“地主”成份的包袱。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旧军人家庭，又是一个自流到新疆的人，已经是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政治面貌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地主成份，头上扣上一个紧箍咒，在社会上那将是举步维艰，更难生存！这必定有人从中作梗，对我进行陷害。为了澄清事实洗涮我的不白之冤，当天中午，我决定给联合加工厂保卫科干事齐志勇和劳资科姚助理员二人写信，阐明事实真像，提出厂里此次下放将我的家庭成份原本为城市贫民，错写成“地主”，请组织上予以查对，实事求是的给于纠正。并且在信中再次说明，我曾祖父在清朝末年，因兵荒马乱由江苏扬州逃荒到皖北亳县，以做工为生。在我祖父时，又为军阀混战，家中被战火所焚，被迫带领家人逃难于蚌埠，在邮局门前代人写信和做点零工养家糊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战火肆虐，民不聊生，我家再次逃难，颠沛流离十几年，直到解放后才回到安徽亳县。
我家在亳县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家中贫寒，就连住所还是我舅爷留下的几间破草屋。因此，在解放初期，我家成份被划定为城市贫民，绝无与“地主”之缘。
信中还把我本人自一九五零年上小学到一九六零年上高中期间的学生简历写得清清楚楚。以及六零年“自然灾害”中，因生活困难被迫辍学，后来来户口迁往西安不能落户，为了生存寻找工作自流来疆等等，都如实地再次讲清。同时又举出佐证：去年六月底，联合加工厂保卫科和劳资科到石河子“收容所”招人，在办公室我当着保卫科杨桂林干事和劳资科姚助理员的面，从兜里掏出由亳县迁往西安的《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证明》，将它交给了“收容所”的徐所长，上面清楚地写着我的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而且当时杨姚二同志也都一一过目。
现在我被下放到农场，家庭成份居然变成“地主”了！请组织上进行核查，按照党的政策给于纠正。
信中还提到了去年在联合加工厂卸粮工作中，右腿因公受伤，请厂里出于人道解决我的医疗问题。
写完信，贴上邮票，我便请每天到四、五公里之外的石油勘探队给伙房拉水的老汉，帮我将信带到邮电所寄出，等候他们的回音。
晚饭后，我心中有些郁闷，走出地窝子爬上土台，由屋后沿着一条小路向西边的沙梁走去。我边走边看，在沙丘、条田间转悠，此时沙梁上的红柳、驼骆刺刺已长出了新叶，路边的碱草从地面也钻出了嫩芽，在这空旷荒凉的野地里给人带来了一种春天的气息。
一群蚂蚁排着长队，首尾相接，从一个洞穴向另外一个洞穴搬家。它们身负重物，来往奔波，忙而不乱，到了傍晚还急于易穴想必是有原因的。据我儿时记忆，曾听老年人说蚂蚁搬家往往是与天气变化有关，不知今天是不是这个原因？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西边涌来一团黄云，刮起了大风，漫天黄沙扑面而来，我急忙转身返回。我知道北疆的四月末五月初时节，乍暖还寒，气候仍然变化无常。我加快了脚步，后来简直就是跑，但还是落后于沙尘暴的速度，狂风怒吼，沙尘飞扬，天空顿时黑暗下来，能见度不足几米，我双手抱头遮脸，猫着腰狼狈地跑回宿舍。
这时地窝子里瞎灯灭火，一团漆黑，屋顶上还不断地掉着碎土，，灰尘呛人。我摸到自己的铺位，拉开被褥和衣而睡，旁边的姜胖子、张虎已进入梦乡。
我用衣服蒙头躺在铺上仍是难以入睡，听到外面大风怒吼，如同鬼哭狼嚎，又似千军万马在我们的地窝子上面奔腾，仿佛天要塌下来的一样，让我感到人在大自然灾害面前是多么的脆弱，简直就是无法抗拒。我想到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山顶洞人”他们为什么要居住在山洞之中？这样不仅可以躲避毒蛇猛兽的伤害，又可避免狂风暴雨雷电的袭击，此时我们的地窝子也真有这样的效用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沙尘暴已经过去，可是我们在地窝子里全都变成了土人，被褥上的沙足有一两公分厚，门也被沙土堵住了半截。正当我们用锹铲沙准备出来时，李排长在门外喊道：“佬儿的！老天也跟我们作对，刮了一夜大风，搞得到处都是沙丘。连里决定今天上午不下地干活了，就在家收拾宿舍，打扫卫生。”我们求之不得。
沙尘暴之后，连里为照顾我这个病号，将我调到林管组。该组只有五个人，一个“九·二五”起义的老汉当我们的组长。平时工作无非是在新栽的小树林带里松土、打埂，有时大田里浇水后再给小树浇上一点水，相比之下活要比大田轻松一些，这已让我感激不尽了。
然而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至五月中旬，寄出去的信也没有一点消息，看样子人家是无暇过问了。
但我仍不甘心还在傻等，希望有一天能收到回信。
在那时时、处处、事事都要突出政治，大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里，家庭成份尤为重要，它表明了你的阶级出身，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面貌的大问题。组织上不也是这样强调的吗？因此我也不敢掉以轻心。
一天吃晚饭时，我将此事告诉了姜胖子，他说我年轻、幼稚、头脑简单，不了解社会的复杂性。“你想一想，联合加工厂把你下放到农场，现在已不是他厂的职工，与他们没有了一点关系，不管你是成份搞错，或是腿因公负伤这都是过去的事，谁愿意再去找麻烦呢？你与他们又非亲非故，往外推还怕推不掉哩！哪个愿意为一个流浪到新疆的”盲流“再去操心。”
我在大吃一惊，氛氛不平地说：“不是在强调实事求是吗？对一个人应当认真负责，不能敷衍了事，否则，这会贻害他人的。”
他诡秘地笑一笑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小郭啊，你这个营（人）太年轻，书生气十足不懂世故，要么你就是个傻子，至于以后如何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姜”还是老的辣，姜胖子最后给我指点了迷津。
我听完后非常气愤，又十分懊脑，难道弄虚作假就没有人管了吗？我决定上访。
可是上访谈何容易，当年农场由基层连队向分场、团部、师部反映情况，又是多么地艰难。如果中间没阻拦可能还会有个结果，否则，将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不要说我们连队地处荒漠深处，距石河子六七十公里，不但交通不便，就是外出办事也较困难，更不用说去上访了。
“上访”等于给领导脸上抹黑，在他们眼里多被视为“落后份子”，这是人们最忌讳的事情。好在我刚调来不久，所提的事情多是原单位留下的问题，与他们无关。
我写了到石河子医院看病的请假报告，找王指导员批示。为了避免麻烦，当时我就没敢提去师部上访的事，担心他会产生顾虑，而以看病为由请假。
王指导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简单地看了一下我的报告，然后说我还很年轻，到石河子医院好好治疗，以免留下什么毛病。随后他在“报告”上签字，给我批了一周的假，并让我找文书开个连队的证明，以便外出使用。
午饭后，我到食堂找会计领了几斤粮票，然后回到宿舍将自己的铺盖卷成一个小卷，向张虎、姜胖子交待了一下，便挎着个仅装几件洗漱用具的小包，离开连队翻过大沟，向南朝着管理站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