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