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之下，官不得私论，士不得私议，民不得私说。大家共用一个脑袋，一个思想，但是毕竟有一些学人，冲破了重围，比如老子、庄子、李贽、顾炎武等。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学人特立独行有所质疑的品质。因为历史似乎始终摆脱不了为时人所利用的命运，沦为了当代思想史。在网上，网民们说得豪爽点：历史就是个婊子，人尽可夫！胡适说得文雅多了：历史就是个小姑娘，任由人打扮！当然，还有说得更粗犷的，我就不再说了！这里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为尊者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怀疑的眼，清醒的眼。包括我讲的课，那也是一家之言，同学们觉得不对，找材料反驳我。一个教师讲完课，学生傻乎乎的没反应，无话可说，无意见可提，那就是教育的悲哀了。当然这种反驳是在学术范围内。举个例子，当年马寅初发表自己的人口论，每天在校园里转着圈子看北大学生们写给他的大字报，老先生越看越伤心，检讨说，身为北大校长，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没一个能从理论上驳倒他的，看到学生的文章都是标语口号式的谩骂，作为一校之长，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职。没办法，老先生只好给他们检查错别字，圈好，让造反学生们回教室重抄一遍。一句话，学生重在质疑，没有疑问，白上大学。教育是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奴才。鲁迅能从仁义道德的的字缝里看见“吃人”两个字，先生可能长了一双猫头鹰的眼。我们拥有不了猫头鹰的眼，至少不要让自己成为黑瞎子。北岛在自己的诗歌《回答》里对着天空大叫：我不相信——天空是蓝的！我不相信，雷没有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想信，死无报应！
叫得好哪！
当然，历史的本性决定了我们的怀疑非常可怜。周宁在他的《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中说：严格说来，历史经常不是记忆的工具而是遗忘的工具，历史与其说是让我们记住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规定哪些事实应该让我们忘掉。周先生说得太对了，有些历史，几成盲点了。学历史，本是鉴往以知来，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往往不是教训。我们常说，历史不会重演，可周宁说，如果历史重演，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将把曾经的辉煌和永久的灾难重新演上一遍。五千年的文明，带给我们的是辉煌，但切肤之痛却是辉煌之后的失落。
对着历史叹息，不是我们的选择。三只眼看历史，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苹果不是只有一种吃法，未来的你们，要吃历史这碗饭，所以给大家介绍几位吃法独特的学者。吴思，著有《潜规则——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何清涟，本科读历史，读研则读经济学，文章老辣深厚，著有《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我们仍在仰望星空》。最后一位，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等。关于文化
文化的内涵如何界定？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除了多维视野的原因外，还有语言学角度的客观歧义。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开个玩笑，一个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飞出去，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如果是两个女人，一个哼一声儿，一个呸一声儿，这文化就复杂多了。
文化的广义性，导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猬难下嘴的尴尬。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说：“我被托付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在文字范围表述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
忽忽，讲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这家伙抄袭我们的道家始祖，试看老子原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物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用不着翻译，大家就能看出来，洛威尔抄袭老子，仅把名称换了一下，老子谈的是道，这家伙改成文化了。这里开个玩笑啊。
狭义上讲，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视角的不同，对文化结构进一步分类。
首先，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其次，从空间角度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其三，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
姜义华先生分之为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这种分法比较新颖，所以着重介绍一下。所谓的规范性文化，姜先生认为是以儒家经典为经，以历代官修史志为纬，在长期流迁演化中广泛吸收了道、法、阴阳、纵横、玄、佛诸家学说而形成的经史文化，是中国小农社会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规范性文化。与此相应的，则是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种种关系、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潜在意识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制度中的非规范性文化。除去这两种文化之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规范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对经史文化呈半游离状态的各种文化教育和宗教娱乐活动，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俗文化代表作。当然了，我觉得姜先生的分法似乎只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效。
其四，从社会功用上，可以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
其五，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其六，从经济形态方面，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还有人在其中搞着色，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什么的。
除此之外，还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张远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随笔中，把文化分为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为两段，为胯部文化与胯部以下文化。他说，以唐中叶（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是中国文化上半身，此后是中国文化下半身。细分的话，从尧到周，即公元前3年到公元前552年孔子诞生的25年间，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尚没有头脑。孔子诞生前后，到春秋战国，中国进入了头脑文化时代。秦始皇大一统，集权加专制，胸脯拍得啪啪响，中国进入了胸膛时代。汉朝拍得更响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霍去病墓前的石猪石马，一看就知道是最没头脑的人刻的。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最没头脑的武帝阉了下半身。也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导致中国两千年的知识分子大都成了无脑人。总之，张先生这么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给大家啰嗦这么多，无非是想给大家一点启示，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独创个分法来。
近来，研究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和他手下的高级研究员哈里森合编的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他们的研究，在文化方面提出了诸多有深刻意义的课题。比如亨廷顿对比了一下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2世纪6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惊人地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等，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他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14位，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十四分之一。如何解释？亨廷顿判断，文化在起重要作用！
那么这对我们也有一个启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否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现在的不发达，是文化的原因？体制的原因？地理的原因？抑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文化与体制、与地理又是什么关系？
劳伦斯认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重申殖民者的罪恶，已超过追诉时效了，也就是，现在的不发达，需要寻找新的理由，或者说借口了。这些学者还搞出了一个腐败曲线，认为腐败与文化也有关系，认为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的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处于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