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不缺少值得骄傲的东西，相反，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太多了。这样说吧，整个学中国史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骄傲的过程，有时候我们都忙得骄傲不过来，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里到底有多少世界之最，我们是数不清的。更关键的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就是一路骄傲着过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正是这种骄傲导致了我们的百年国耻。所以，依我的意思，我们千万要警惕西方孟席斯这类半吊子学者的马屁学术。我们一骄傲，他就会偷笑。众所周知，西方需要搞心理咨询的人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不能跟着他一惊一乍的，有失我大国人民体统。更何况，历史属于古代人民。有着那么辉煌的历史，我们现在再不进步，这种骄傲又能坚持到何时？
【二】有关发现问题
之所以把孟席斯的学术称作马屁学术，是有证据的，他把“郑和到过美洲”当作“郑和发现美洲”了。如果是故意的，其心可诛；如果是无意的，说明这人脑袋有问题，缺少起码的常识。“到过”和“发现”，在文化史上，那可不是一个概念啊！玄奘同志还到印度做过访问学者呢，而葡萄牙人，16世纪末才到达印度的，那么唐僧西天取经就可叫作唐僧精神，而唐僧到达印度就可叫唐僧发现？我们不否认，郑和有踏上新大陆的可能，但是踏上，跟地理大发现不是一码事。简单来讲，13世纪，西方流行地圆学说，并且在15、16世纪开始了地理大探险，而整个中国到清朝时都愣不信地球是个球，愣把地球当张大烙饼，中国就在那烙饼的正中心。这种地理观决定了我们在地理上不会有任何发现！如果非得说有发现的话，那么我们惟一的发现便是愈来愈坚信，地理上我们是天下的正中心，文化上我们是天下的核心。这种发现最终导致的后果是：东方永远不会发现西方，西方在航海之际，终于发现了东方！
【三】有关郑和远航的时间问题
郑和第一次远航，时间在145年，相形之下，西方人比咱差远了，至少比咱晚半个世纪：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的探险，始于148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印度的探险，始于1497年；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误把新大陆美洲当做印度，始于1492年，麦哲伦环球，1519年开始。看看这张时间表，由不得咱不自豪，看看，咱这边都歇菜了，不玩了，西方人才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时间上比西方人早，当然值得骄傲自豪。但是我们在骄傲自豪的同时，捎带着警惕一下“祖先阔多了”的阿q情结，否则它会影响我们改革开放的拿来主义原则。
【四】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规模问题
郑和船队第一次出洋，2艘大船，27名壮士，简直是酷毙了！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等庞大的恐龙队伍，即使发动战争，比如英国来中国发动那可恶的鸦片战争，仅来了4艘船，4步兵，加上海军，总共不到万把人。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派兵也仅25人。一句话，大明这27人，相当于大英帝国干涉美国独立的整个队伍，更是大英发动鸦片战争的数倍。总之，大明弄这么大的规模，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至于西方的航海，那就寒酸得不成体统了：迪亚士出动，堂堂的葡萄牙王室也就给他配备三只小破船；达·伽马出动，三只破船变成了四只，水手16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西班牙王室搞的赞助，西班牙王室与葡萄牙王室一样小气，三艘船，87人；西班牙出手比较阔绰的一次探险，当是麦哲伦环球了，五艘船，26人！当然了，等老麦回去（当然不是老麦本人，半路上他就因公殉职了）时，只剩下一只破船和18位气息尚存的人！
西方的寒酸，衬托出了大明的风光！但是风光背后，是财政上的沉重负担。费正清先生也认为“郑和的出海确实是种奢侈的冒险，除了声势浩荡并带回些奇谈异闻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商业利益”（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226页）。费先生说得比较客气，对大明来说，如果没有什么商业利益倒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本钱都捞不回来，亏损实在太大。所以，在感叹郑和舰队规模的同时，我们更得反思中国传统政府重名轻实、重政治轻经济、不讲效率、不计成本的巨大缺陷。正是这种缺陷导致了郑和航行的难以为继，并且在七次下西洋之后戛然而止，中国南方海域遂出现空虚，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真是便宜他们了！
【五】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问题
政府性质的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它应该是最具有理性特色的，否则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也难以确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据明史载，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乃是要找寻建文帝。明史虽然这样认定，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朱棣根本不必如此，建文帝即使逃遁海上，对朱棣来讲，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更何况，朱棣还没有蠢到这种地步：找人哪有这样大张声势的？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建文帝赶紧藏好别出来吗？
可以肯定地说，郑和下西洋没有经济目的。哥伦布出门就是为了黄金，而他们背后的支持者——皇家政府，两只小眼也只是瞪着黄金，这种小样儿，中国政府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从没出过。所以，大明七次下洋，七次赔钱，直到赔不起了才歇的菜！正因为劳民伤财了，所以郑和的行动在本朝就受到了批评。据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载：“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一句话，还有太监想哄着皇上高兴，玩下洋的游戏呢。
虽然严从简之书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离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已有百年之久了，郑和航海档案是不是刘大夏所烧也是个历史的糊涂案，但是百年之后大明官员对郑和航海的否定意思却是显而易见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刘大夏这种否定并不一定是基于反对劳民伤财之考虑，可能还有其他情绪夹杂在内。费正清先生在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谈到“由于这项活动是由宦官主持的，因而受到士大夫官员们的强烈反对，甚至永乐帝的这次伟绩在史书中也只是轻轻一笔带过而已。”由此看来，研究历史还得有些微妙心理学本事才对呢。
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郑和航海不是探险。众所周知，郑和所经之地，所到之处，对中国来讲，并不是首次。在此之前的宋朝，其海上贸易的交通主线就是从中国到南海诸国再到阿拉伯和东北非洲等地。元朝时，走得更远，否则马可·波罗也不会被吸引得前来中国旅游一圈的。总之，郑和所经之路是前人走过的路，所以学者把他的航行叫做老马识途。如果用单田芳说评书常用的俗语来讲，可谓是“穿新鞋走老路”。
如果说郑和航海纯粹是宣传和平去了，没有一点点汉国霸权意识，我觉得也有些牵强。因为中国历史上既有隋炀帝东征朝鲜的事儿，更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欧洲的事。具体到郑和，其一，虽然郑和航海不搞西方意义上的殖民，但是并不妨碍他偶尔露一小手，比如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就干涉了一次别国内政，废立锡兰王国国王，把老国王阿烈苦奈尔逮到北京，让他住大明的监狱，同时给锡兰另立一位新君。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大家一般对此保持沉默罢了。其二，那时的大明政府尚没有此等现代国际意识，它自己的解释有些大而化之：惠此中国，以绥万方。翻译成普通话，应该是这个意思：世界上每个角落，都与我们的和平有关。我们要让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以我们的信仰与道德价值为标准，我们要用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落后野蛮的夷狄文化，最后达到天下大同！所以我觉得大明的执政者似乎有些周游全世界，宣传其政治理念的意思。其宣传手腕虽然不是靠征杀打伐，但最终的目的却是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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