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政府每日里关心的就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天事：天公没有干旱，雷公没有雨涝，黄河没有决口，运河没有淤塞，蝗虫没有飞来，疫病没有袭来。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的，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这与西方的一些商业国家是有很大区别的，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中国传统政府关心的另一件事是人事：雇工没有偷懒，佃户没有漏租，官员没有贪污，农民没有起义，生意人没有耍奸，读书人没有谤政。围绕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至于读书人，一读书就变得很不老实，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把科举的笼头戴到他们头上，还在上面加了一个文字狱做成的紧箍咒，即使他们当官了，什么时候想勒勒笼头，念念咒，都随政府的便。如此情况下，中国传统政府的日子总的来讲是舒坦的，舒坦到执政者无需打理他的天下，比如万历深藏内宫，不理朝政，而他治下的整个国家机器仍会按照惯性继续运作下去而不出什么大的纰漏。于是，管理技术不需要提高与进步，执政者的执政素质也就永远在一个最低的水准徘徊。这种水准，在解决传统问题时就很吃力，比如赋税改革，比如农民起义方面。解决不好，政府整个就玩完了。更关键的是，这种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缺陷使得中国的王朝统治者在面对异质文明的时候，既无积极的反应，不得不反应时又缺少有效的措施，整个一个无所措手足。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对中国做出战争行为之前，要求的只是商业贸易与平等外交。但是这些新鲜玩艺儿，不只明朝的统治者不明白，清朝十几个皇帝也不明白。这种不明白跟一个帝王的英明与昏庸根本没有关系，甚至跟整个统治集团的**也没有关系，而是几千年的农业政府自身的痼疾所决定了的。一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蒙昧于世界大局，再英明的帝王也在局内！一个人没有本事掂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大地，一个帝王，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的皇帝耕帝籍田，只是一种象征，而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却真正耕种了一块土地。异域皇帝的这种实干精神真是让我们感叹不已。【二】传统政府的重农思维
政府知道，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贾谊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管子在《牧民》篇里强调：“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鉴于此，政府总是耐心地劝民务农，并且不惜以身作则——皇帝耕帝籍田，皇后去采桑。特别是耕帝籍田，已经成为政府每年要举行的国家仪式之一：每年的孟春之月（每季被分为孟、仲、季三段，孟春是立春至雨水这段时间），皇帝要选择合适的时辰，耕帝籍田（用来供应皇家祭祀的农田）。皇帝亲自用车载着犁铧，放在陪衬的护车武士和驾车的人中间，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帝籍田亲自耕作。天子推犁三下，三公推犁五下，其他诸官推犁九下。虽然这只是一种纯粹的仪式，百姓们从中领教的，只能是它的象征意义，但是其导向则是十分明确的。这里插点闲话，西欧政治经济学中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隔着千山万水，对中国皇帝亲自耕田的镜头向往不已。只可惜他老兄不是皇帝，不能亲自尝尝“犁子”的味道，但他是凡尔赛宫的御医，于1756年通过庞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籍田仪式，十余年后，他又用中国皇帝亲自扶犁来劝导皇太子——路易十六，促成路易十六在1768年举行的一次宫廷典礼上，亲手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展示。一年后，也就是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使用一张完全与真的农具一样大小的犁，耕种了一块土地。异域皇帝的这种实干精神让我感叹。维多利亚时期的诸多贵族包括维多利亚女王的那位来自德国的丈夫在内，都对农具改进与农业技术等活计深感兴趣并且亲自设计与操作，相形之下，农业大国中的中国贵族与知识分子本身对于农业的重视却仅仅停留于口头与仪式上，从来不屑于并且轻视稼穑之事，这一点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政府为了鼓励大家务农，按“士、农、工、商”，把国民分作四类，农民竟然被排在第二名，地位够高了，仅次于士。而士们，并不喜欢劳动。孔家老二不但自己不种庄稼，还特反对学生们种。攀迟问“稼”与“圃”，孔家老二就背后嘀咕这学生是小人。孔家老二还特小资，“席不正，不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没想到亚圣孟子比前辈还要装嫩，干脆连厨师与屠夫都视作小人了，说：君子远庖厨。看这些圣人的发展苗头，可能达到“君子不吃饭”的地步呢！
君子可以远庖厨，可小人不行，所以孟子见梁惠王，提出了自己专为小人们设计的温饱计划——“使黎民不饥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小的时候，我家喂过猪，我的理想是：猪喂得越胖越好。所以说，对人来讲，吃饱并不是最高理想，因此孟子又给梁首长画了一张小康蓝图：每家都有五亩宅地，住房周围种桑养蚕，5岁以上的人可以穿绸。每年养一些鸡、狗、猪，7岁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吃了（忽忽，估计那时候蓝天六必治就上市了吧，所以七十岁的人牙好胃口也好）。每家再有一百亩地，八口之家就可以吃饱了。
由此看来，中国农业政府也没什么高远理想。它考核地方官的时候，首先要看的就是这官员在任时，生齿是否增加，荒野是否开垦。一句话，多生孩子多种地。政府对农业科学的研究，也仅限于如何让粮食增产等方面。至于农民，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两眼朝下，土里觅食，当然就都成了陈胜所看不起的“燕雀”了。他们朝起夜睡，锄禾日当午；民心纯朴，甘其食，美其服，不睡在皇上身边，也就没有野心家的目标。总之，劝民务农在取得地利这一经济目标的同时，还兼有了陶冶民心的政治教化功用。《吕览·上农》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我感觉，农民种地与知识分子练书法是一个道理：陶冶情操！总之，统治者重农，怎么着也避免不了愚民的嫌疑。
【三】传统中国政府的抑商思维
在统治者眼里，农业好处多多，而商业，则是坏处大大的：商业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一个农民，如果不老老实实地种地，在统治者眼里，就有政治问题了。商业还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社会稳定之大局，妨害以德治天下。《吕览·上农》云：“舍农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可以说，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看到了商业对封建社会及其秩序的威胁，而重农抑商政策的执行也是由此发端，并在后世的封建社会中被当作传统一贯地延续下来。
重农，农民尚被士视作小人，抑商，商人可就惨了，被呼作贱人。农商合到一块儿，就是小贱人啦。孟子在《公孙丑》篇里把大商人呼作“贱丈夫”。在这些圣人眼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且读书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所有农民子弟的最高理想。执政者以德治天下，对这种社会风气推波助澜，大家集体歧视、羞辱商人。明朱元璋时代，命令农家子弟可以穿绸纱绢，而商贾之家则只可穿布。尽管我们想象不出农家子弟们在锄禾的时候是如何着丝穿绸的，但起码有这么个名誉上的权利，挺振奋人心的。
秦汉时期，实行市籍制。工商业者另立户籍，被打入另册。凡在籍者，身份低于一般编户齐民。一代有市籍，三代失去自由。晋朝时，将羞辱商人的方法抬到极致，商人必须头上缠巾，将自己的姓名题写在额头上，穿鞋不能一色，一脚穿白，另一脚着黑。这种形象很有意思，我怀疑后世的红卫兵和乡下的革命委员会在斗人时，让人胸前挂牌兼剃阴阳头，就是从晋朝这里得来的灵感。
明清时期，政府更是认为：商贾多贱民，华侨多无赖。社会层面上，更是歧视商人，认为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今天，中国商界里的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等违规操作现象已很普遍，普遍到违反商界公德成为一种社会常态。骨子里，估计大家皆以为，这才是商人呢。这导致中国商界里一个不好的现象，商人信誉不好，并不影响他的生意，相反，越不讲信誉，他越挣钱！如今，中国的大款们似乎扬眉吐气了，那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不信，问一下当初的个体户们是如何挺下来的，不容易啊！至于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经商前他首先是自身观念的改变，认为经商不是丢人的事才能下海；而且即使他自身观念改变了，他还要有相当的勇气，也就是说，他不怕乡邻的指指点点才行。反过来，凡是没有先富起来的农民，恰好都是在保持传统道德品质方面很到位的那类。更关键的是直到如今，他们身上还有轻视商人的痕迹，认为商人锱铢必较，很没劲，而且在给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时，特别愿意选择有面子的那种职业，比如宁愿做个领不到工资的乡村教师，也不愿意个体经商去；宁愿到工厂做苦力，也不愿意到酒店做端盘子的姑娘。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观念在逐渐改变，拿我二哥做例子，他现在搞服装批发，经常北上北京南下广州的。但是在他刚结婚时，曾与我那嫂嫂一块儿推着一车（诸葛孔明发明的那种一个轱辘的木头架子车）红薯到镇上卖，嫂嫂让他把车推到镇上惟一的电影院门口，说，一会儿电影散了，买红薯的人多。没想到电影院一散场，门口的人蜂拥而出的当口，二哥推起红薯车就跑，嫂嫂不知怎么回事，跟在后面跑，直到跑了老远，二哥停了下来，回头对嫂嫂说：我怕电影院有熟人，人家要是看见我，就丢死人了。二哥这个故事在我们家是经典笑话。虽然笑他，但是若让我去干同样的事情，我也不行。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思想对人的影响与渗透，那是无孔不入的。现在，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对经商不再歧视了，但是对于商人的违法及违规操作，却是见怪不怪的，认为很正常。这与西方严格的商业规则与商业道德反差是很大的。
抑商的传统思维，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
（一）从当时来看，它会限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活跃进而妨碍商业内部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商人社会地位低，所以中国人的优秀分子并不选择经商这一行业；某些商业行当还可能被政府政策所禁止，比如“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抑商的另一辅助政策是抑奢。更有意思的是，那时的中国学者就知道，商业的繁荣主要建立在女人们的消费上，所以他们耐心地劝告天下爱美的女人们：“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这一切，导致中国传统的工商业生产得不到有效的刺激，于是投资转向了到农村购买土地，最终限制了工商业的扩大再生产，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自身，长期孕育不出资本主义的因素，从而影响了中国生产方式的质的变更。有人说，如果不是外来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国会自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此话错矣。对照英国的圈地运动，我们就可以发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中国农民与土地分离，首先中国的封建政府就不会同意，因为农民一旦脱离土地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其次，农民们更不会同意，农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耕者有其田。直到近现代，中国社会中还有这种思想的烙印。
（二）以现时来看，抑商抑奢导致中国农民在消费方面缺少兴趣。你会说中国农民没钱，可是我发现，即便中国农民有钱，也只是两个选择：要么放到家里或银行里，要么用来购置房产。拿我们这小城来讲，我身边的朋友大都是工薪阶层，他们的消费除了投向子女教育外，大部分都投向房产了。官员、公务员、教师，有两套甚至三套房产的人不在少数。当然这三类人拥有的房产在档次、面积、地段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但这种投资趋向却处处透露着一股农民习气。更有意思的是，俭省节约成为中国传统美德，而讲究享受却让人怀疑有品德问题。乡下人给女儿找对象，绝对不找好吃懒做者，虽然种地带不来富裕的生活，但是种地却成为可靠与美德的必然保证。还有，从大都市来讲，比如旧上海，时装都是首先从妓院里流行出来的。经常的情形是，妓女们带了头，上海名媛与太太们才紧随其后。从乡下来讲，直到今天，谁家的姑娘穿着过于华丽，邻居们轻者叫她妖精，重者怀疑她的品行有问题。所以，艰苦朴素返璞归真的古风得以在中国长期流行，它是抑制商业发展很关键的一环。如今，政府一直通过降低银行利息、公务员加薪、放长假等行政手腕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是我看到的情形是：农民对此没反应，工薪阶层仅有一点反应。一句话，受传统影响的国人很容易把消费与浪费混到一起。就拿我个人来讲，如果买的一件衣服太贵了，我那七十岁的乡下老娘就会嗔怪地说我：乱花！邻居呢，没有这么客气，直接说我太傻。所以，有时候我也精明一下：不买东西，或者等它打折的时候再买。可笑吗？不可笑，这就是一般小民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