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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政府缺少必要的商业思维与商业技术



                                            明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初次踏上中国的边境,其目标是与中国展开商业贸易。可是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冷漠又骄傲,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根本无需与尔等贸易。当然,如果对方态度恭顺,政府才考虑把其纳入二年或者八年一次的朝贡贸易体系中。

        政府缺少商业思维,农民更是视私有为天下之大恶。中国的农民起义,首先要废除的就是商业与私有。典型的例子就是洪秀全政府。农民们认为,商业与私有一旦被废掉了,你的就是我的,买东西还不用掏钱,那多美啊。

        “文化大革命”时代,政府更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政府混淆了商业与资本主义的界线,于是抑商之传统变成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在电脑前敲字的时候,我老公看到了,跟我讲他小时候卖鸡蛋的故事:一九七四年,老公八岁,到县城卖鸡蛋,结果鸡蛋被市管会没收。我听了,感觉特好玩儿,问他哭没。他没回答我,说他们家乡有顺口溜为证:俺叫许有林,去县卖拉生(花生),夺了俺的秤,俺也不敢吭,哭着回到家,打了俺一顿。听了这顺口溜我更乐了,在大街上被有关部门割了尾巴,回到家大人还打屁股,日子真不好过啊。老公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故事。我那时候小,估计已不割尾巴了,况且割尾巴割得农民连鸡猪都不能喂了,但是总有人要吃肉啊,所以政府规定家家户户必须至少养一头猪。百姓们都饿得哇哇叫,谁有东西喂猪啊。无奈,生产队里只好把猪提升到人的位置,分红白萝卜、白菜、红薯时,都有猪的一份,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当然,有时候分些精品,比如小麦,可能就没有猪的份儿了,但乡亲们总不放心,每次领东西总问:这回有猪的没有?等问清了,才知道如何报人口,再盯着队里的秤,看给得够不够。但笑话就多了,邻居王三小第一次帮家里领东西,队长看他眼生,问:谁家?三:王大孬家。队长问:您家几口?王三小格嘣脆地答:连猪六口!成人们一听,就格格地笑,好像自己家没猪似的。总之,这笑话多了,人们也麻木了,大人们也经常报个连猪几口。

        中国传统农民分析

        【一】传统农民之理想

        “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所有传统中国农民的理想生活方式。当然,前提条件是吃饱,当然吃不饱也可以,最低要求是别饿坏。

        农民们的最高理想可能是做皇上。有个笑话,说一个农夫与自己的妻在炕头上畅谈理想。农妇说,我想当皇后娘娘,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叫丫环:大姐,给俺拿块柿饼吃!农夫说,我想当皇上,每天早上喝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多美啊。农妇一听,急了,踹农夫一脚:死鬼,想得美,你要喝豆腐脑,那我不得每天早上起来给你磨豆吗?听了这笑话,笑不出来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愚夫愚妇们连美梦都做不出来的。当然,也有做得差不多的,比如刘季与项籍。始皇出巡的威风,不幸让两个傻小子看到了,刘季曰: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籍曰:彼可取而代之!而悟空,堪称是中国农民的形象代言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当然了,这种理想不是你一想就能实现的,比中头彩的频率还要慢,二三百年才开一期,根本轮不上几个人的,但是农民们并不急: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做不了皇帝,就给皇帝打工呗。如果这皇帝真的到他家了,他也脱不了农民气。项羽衣锦还乡的虚荣;刘邦问他爹“我跟二哥谁的田产大”,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刘皇帝顶多是个特级大地主。他坐在皇城里,左拥右抱,面向全国人民收租子,全国人民都是他的长工。租子和长工,由各级官员替他收缴和管理,所以,这大地主的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美滋滋之余,恨不得溥天之下的王土全都种上庄稼,于是,历代帝王都鼓励大家垦荒,到康熙时,就发愁了,发现人越来越多,可垦之地却越来越少。再到后世,毁林造田,填河筑地,胆子越来越大。普天之下,莫非农田,率土之滨,莫非农民。知识分子进农场,青年学生下地。就连工业,也是农业式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村村架起炼钢锅!他们把炼钢看做种毛豆了。

        农民们最崇高的理想是“均贫富”。但是这理想太崇高了,所以在现实面前经常碰壁,在历史上便净是失败了。典型的例子便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有钱同花,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可惜的是,在奔向天国的过程中,领袖本人率先搞特权搞**,于是均贫富这事儿便不了了之。农民们呢,好像也没什么意见。古时的农民大都不识字,历史又是由读书人写出来的,虽然人们常说,人民,惟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可是历史书上很少有人民的身影。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人民在造反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轨迹。哎,那时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历史学家为什么不搞点口述史呢?

        我认为历史上最珍贵的农民理想乃是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为它是中国农民起义中最响亮的反贵族特权倡人格平等的口号,可惜这口号失传了。到了明朝李自成,成均田免粮了,到了清朝洪秀全,干脆成杀清妖了,到了义和团,又变成扶清灭洋妖了。所以,感觉农民的理想是一代不如一代,丢失了最珍贵的,最崇高的,有些得不偿失吧。

        【二】传统农民之素质

        电视上有关西北放牛娃的理想,让我们沧然泪下:记者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说他要放羊。记者问为什么放羊,他说放羊挣钱。记者问挣钱干什么,他说挣钱娶媳妇儿。记者问娶了媳妇儿干嘛,他说生娃娃。记者问生娃娃干啥,他说娃娃长大后也放羊,挣钱,娶媳妇儿,再生娃娃。这个节目播出后,城里一个14岁的少年顿感人生无意义,自寻短见。别震惊于这放牛孩子的人生理想,因为这就是传统农民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生存的天空,没有足够的光线,导致他们先天的弱视;环境的恶劣,没有足够的空间,导致他们后天的短视。短视与愚昧,就是传统农民的素质,这素质,是农民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结果;是统治者长期“饱其腹弱其智”的结果。解放后,政府指导下,农民们掀起了扫盲**。一句话,不识字,哪能建构自己的理论武器,又何谈自身的解放啊!

        传统农民最大的短视表现在他们始终意识不到自己贫困的根源,因而也产生不了理智的利益诉求。几千年以来,他们完全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惯性在劳作、在生存,所以农民自身的素质在几千年之内停留在一个最低水准。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了,他们看不到饥饿的根源,但是他们能看到端坐金字塔顶端的权势阶层在胡吃海喝,所以他们认为,富有就是缺德,贫穷才是道德,越穷越光荣,于是他们的目的就是均贫富,就是杀掉旧富豪,推翻金字塔顶端的那些缺德者。他们并不知道改造金字塔本身,相反,他们把顶端的人推下来,让自己的领袖取而代之,他们的领袖只会学着前任的样子去享受全天下的财富,并且以自己亲属的远近和军功的大小去培植新的富豪。所以,我们看到的悲惨结果是:中国农民起义历史上最多,规模上最大,但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金字塔体制仍然存在,中国农民仍在金字塔底端负重。农民整体处境及社会地位从不因他们的起义而产生本质性的改善与提高。这一切,让我们哀叹:在人头决定胜负的年代,农民们的短视决定了他们常常沦为被运动的对象和改朝换代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