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汉族大官赵孟很熟悉关汉卿等人的“动作”，他认为：
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则应之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为“戾家”也。故关汉卿以为：“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近于理。
由此，也可见出老关等人对士人辈作者的拔高。当然，与供调笑的“戏子”们相比，关汉卿等人的艺术修养自然与他们判若云泥。
关汉卿的杂剧流传至今的有以下十五种：《元曲选》中有八本，包括《望江亭中秋切脍旦》、《感天动地窦娥冤》、《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温太真玉镜台》；《孤本元明杂剧》中有两本，《山神庙裴度还带》以及《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古今杂剧》中有四本，《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侍人拜月亭》、《关大王单刀会》、《诈妮子调风月》；《元人杂剧全集》中有一本，即《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方面，关汉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是戏曲巅峰的明清时代，也没有哪个戏剧家的成就能与之比肩。
关汉卿的杂剧，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为讨好市民阶级，自然是以男女风情为主要内容，代表作有《诈妮子》、《拜月亭》、《救风尘》等；第二，历史故事“新编”剧，如《单刀会》、《哭存孝》、《西蜀梦》等；第三，“现实主义”作品，《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等。由于杂剧是以“唱功”来加以表现，因此对剧作家的文学修养要求甚高，好在关汉卿这类才人皆是文章圣手，诗词大家，平日里“兴观群怨”玩得炉火纯青，自然是以诗入戏，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糅合，道白方面又从市民口语加以精心提炼，生动活泼，意味隽永，难怪让人留连忘返。
关汉卿青壮年时代，除写出一些市民“喜闻乐见”的剧本外，多着墨于历史人物剧，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蜀梦》和《单刀会》。
《西蜀梦》是讲关羽、张飞被害后的鬼魂复仇故事，两个幽魂共去迢迢蜀地见大哥刘备，共同商议复仇大计，要“杀得那东吴（孙权）家死尸骸堰住江心水，下溜头淋流热血汁”，高呼着“杵尖上排定四颗（仇人）头，腔子内血向成都市里流”，整出戏里的对白和唱辞，激愤幽沉，杀气重重，戾暴之语随处可见。这些，皆是那个残酷时代的烙印。
金朝末年以来，“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幸免人民）多转徙南北，寒饥路隅，甚至髠钳黥灼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蒙古人在战争中所犯的残暴罪行，令人发指，不可胜数。屠戮成风之下，人民百不遗一，致使“遗民心胆破，讳说战争初。”至于中国北方的昔日大儒世家，更是沦落到后世子弟成为文盲“犬与猪”的悲惨境地。擅画梅花的元代大画家王冕有《冀州道中》一诗，真实表现了他路上所遇一个世代书香家庭而子孙已经目不识丁的状况：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或匪昔，禹贡书亦殊。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涂。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
寒云着我巾，寒风裂我襦。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
程程望烟火，道傍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
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
丁宁勿洗面，洗面破皮肤。我知老意仁，缓缓驱仆夫。
窃问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从大朝来，所习亮匪初。
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
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典故无所考，礼义何所拘？
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
踌蹰向苍天，何时可能苏？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
由此可见，金宋的汉族遗民悲伤沉郁之下，内心之中仍然抑制不住勃勃复仇的怒火。一切的一切，只能以戏剧形式得以渲泄。报仇雪恨与至死不屈，皆被关汉卿移植于剧中主人公身上，浓墨重彩地塑造他心中百折不挠的大英雄。
除《西蜀梦》以外，关汉卿最成功的历史剧本还有《单刀会》。亡国亡天下之余，汉族士庶苦闷的心中，只能把精神寄托于昔日的英雄豪杰身上，以他们的刚烈勇猛投射心中映像。阶级仇，民族恨，平素口中道不得，只能借戏中人物一展雄豪。因此，关老爷单刀赴会，在关汉卿笔下千锤百炼，终于成为脍炙人口的不朽传说。不管敌营“千丈虎狼穴”，只要凭关羽“大丈夫心烈”，无视“大江东去浪千叠”，好男儿只“引着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手持单刀，长髯飘洒，潇洒无畏地直赴“鸿门宴”。至今，笔者仍然记得高中时代背诵《单刀会》中关老爷那一段悲沉慷慨的豪迈唱词：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驻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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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宗‘守成’时代的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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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94年，春正月，二十二日。
再过很多年，假如，假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能从理论付诸实践，那时的人们乘“时光穿梭船”进行“历史漫游”，我想他们肯定在“回视”元朝时，会把飞船的时间设置在1294年春天的那一刻。设定地点：元朝上都。彼时，“历史游客”们躺在飞船舒适的按摩椅上，透过超广角大屏幕，可以观看神奇影像摄录机拍下的历史镜头：
紫檀殿内，香烟燎烧，三名金紫贵臣跪于病榻之前，分别是平章政事不忽木、御史大夫月鲁那颜，以及太傅伯颜。而躺在床上的，是个三百多斤的巨胖男人，他身前股后被厚实的锦被毛毡拥裹，很像一个巨大汉堡包夹着的一颗硕粗无比的香肠。
“历史游客”们见此情景，可能会笑出声来。但是，在场的三个重臣以及宫内角落屏息侍跪的太监、宫女们却愁容满面，彼时彼地，老胖皇帝那渐行渐远的微弱呼吸，几乎使在场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苍鹰，终于消融于蓝天之中。忽必烈，死了。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
元世祖后（察必）像由此，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剌作为嫡长孙，自然是皇位最佳的继承人——这种观点只是汉儒的观点。甘麻剌与铁穆耳皆由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所生，自小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抚养长大，封晋王，长期在漠北任方面主帅。忽必烈在真金太子死后，并没有特意立“皇太孙”，可他专门为甘麻剌专立设置“内史府”，似乎是倾向把这位孙子当接班人来培养。但是，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对长子并没多少感情，她更喜欢幼子铁穆耳。铁穆耳文才武略都不错，曾统军平灭北部诸王乞丹的叛乱。忽必烈死前一年，他“受皇太子宝，抚军于北边”。史书上这种记载，非常可疑。忽必烈生前并没有刻意讲明要立哪个孙子为帝，总体上讲更可能倾向于嫡长孙甘麻剌。所以，他似乎不大可能把“皇太子宝”这样有象征性的印玺交给铁穆耳。
元朝皇位继承如此周折，确实与蒙古人立储制度的不完善有关。蒙古“黄金家族”个个如龙似虎，每位大汗（皇帝）死，即使真有遗旨，也不完全以之为凭，还往往要经过“忽里勒台”这种奴隶制“民主”过程才能生效。由于缺乏“制度”，皇族以及关键大臣在新君推立的过程中就尤显重要。此外，忽必烈正后南必的态度，也很关键。忽必烈原来的皇后察必死后，又以南必为皇后。特别是老皇帝晚年，南必颇预政事。但这个女人似乎政治手腕并不高明，人也不是多么有心计，整本《元史》中，她的传记只有短短五十九个字：
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孙仙童之女也。至元二十年，纳为皇后，继守正宫。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有子一人，名铁蔑赤。
忽必烈病危时，只有不忽木、伯颜与月鲁那颜三个人侍疾，这样一来，南必在老皇帝死后摄政的可能性就降低到零，因为她无法捏造忽必烈的临终遗旨。丞相完泽也对自己无法受顾命很不高兴，他曾对伯颜和月鲁那颜报怨：“我年纪职位均在不忽木之上，国家面临如此大事而不得预闻，真让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