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英国的政策是尽量排斥阿富汗对部落地区的要求。结果在一八九三年签订了一项协定，阿富汗的君主在该协定中接受了英国人沿着山顶所画的边界，这就是因英国谈判代表杜兰(Durand)而得名的杜兰线。
阿富汗人似乎把杜兰线看作是一种单行道，只朝着英国人一面树立“禁止进入”的牌子，而他们自己却继续越过杜兰线同各个部落打交道。当时英国人无意把管辖权扩展到杜兰线。他们把划定杜兰线当作排除阿富汗人在那里公开出现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扩充英国领域的一个步骤。作为边界线来看杜兰线不是一条很好的边界，“从人种上、战略上、地理上来看，都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它适合英国的目的。条约使阿富汗承担了远离英国管辖地区的实际界限的义务，而且杜兰线给英国以把柄，在阿富汗对部落地区的影响太大时可以据而提出抗议。俄国一般说来是尊重阿富汗的缓冲地位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束以前，巴丹部落一直是摆在英国人面前的一个问题；然而，杜兰线还是保持下来了。这条线全长一千五百英里，有许多地方已经标了界。 [ 注：虽然新近出版的词典也还把“标界”(demarcate)和“划界”(delimit)两词当作同义词看待，但是这两个词早已各有不同含义。一八九七年，亨利·麦克马洪把这两个字加以区别，这对于使任何边界的讨论具有明确的概念是有关键意义的。象他后来所说的：“我把‘划界’(delimitation)看作含有用条约或其他方式来确定一条边界线，并且用文字或口头的形式加以明确肯定的意思；而‘标界’(demarcation)则含有在地面上具体地标出边界线，用界桩或其他有形的东西加以表明的意思。”在本书中，这两个词将始终按照这两种不同的含义加以使用。 ] 这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由一八九三年派往喀布尔的杜兰代表团成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出色地完成了。关于他，后面还要讲到。
彪悍的巴丹部落的问题，在十九世纪里使西北边境的阿富汗段成为英国人最感头痛的问题。此外，与新疆和西藏接壤的克什米尔(Kashmir)段也时常引起伦敦和印度的战略家与政治家们的关注。
克什米尔作为第一次锡克战争的果实之一，在一八四六年落入英国手里。但是，英国无意自己去占领，而宁愿把克什米尔树立起来作为“北部边境的守护者，以避免因并吞它而树敌、花费金钱和增加责任”。(当时的总督认为谁企图并吞克什米尔，就应当“受到惩罚，而不是封官晋爵”。)因此，英国把克什米尔交给了当地多格拉(Dogra)族的统治者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锡克人曾拥戴他为查谟(Jammu)山邦的总督，而他却背叛了锡克人，转而替英国效劳。英国于是制造了查谟-克什米尔邦，把印度教的统治者强加在穆斯林人头上，从而在次大陆的英国权力的两个继承者之间撒下了激烈争吵的种子。这样，正象对边境很敏感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所说的，英国人“把战略边界推进到喜马拉雅山的心脏”。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阿姆利则(Amristar)条约把古拉伯·辛格置于英国的宗主权控制之下，而辛格本人又是一个雄心不小的帝国缔造者，他在几年前就已经征服了拉达克(Ladakh)小王国。
位于印度河上游河谷海拔一万二千多英尺的拉达克，直至十世纪还是西藏的一部分。十世纪时，它从西藏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到十四世纪，伊斯兰教征服的浪潮冲到了拉达克，随即退去，到了十六世纪又回来，这个王国当时便成为莫卧儿(Moghul)帝国的藩属。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微，拉达克人再次主张独立。不过由于他们信奉佛教，又处在拉萨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范围内，因此在没有强大的征服者足以使它摆脱西藏的情况下，拉达克趋向于重新归附西藏。所以，在19世纪，
认为拉达克是西藏的一部分大体是最妥当的，其地位与西藏高原的河谷地带中的其他小邦十分相似。它们都对拉萨政府有某种从属关系。拉萨政府的权力来自达赖喇嘛的超凡的地位，而由喇嘛寺院组织管辖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加以贯彻。西藏当时毫无疑问是在中国控制之下。
但是，一八三四年，古拉伯·辛格指挥多格拉族人侵入拉达克，使拉达克归顺于自己，从而也成为旁遮普的锡克统治者的藩属。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征服西藏使西藏从效忠于北京变为效忠于拉合尔(Lahore)。一八四一年春，多格拉人向前挺进，击溃了派来阻截他们的西藏军队。到夏末，他们占据了一直到包括兰嘎错湖(Rakas Tal)和玛法木错湖(Manasarowar)等圣湖在内的所有地区，使锡克王国同时也控制了一些羊毛产地，很赚钱的开司米羊毛披肩贸易所需的羊毛大部分产自这一地区。印度历史家们一直把这一战役作为赫赫武功来颂扬，并且得意扬场地指出，这次战役是在印度斯坦的天然的高山屏障之外进行的。然而，这位多格拉族的将军轻率地决定在西藏过冬，以致被困于“高达一万二千英尺的冰天雪地之中”，终于全军覆没。接着，西藏人又前往解放拉达克。但在刚要到达列城(Leh)的时候，被古拉伯·辛格的增援部队所挫败。由于双方互有胜负，两军的首领在一八四二年十月签订了一项实际上是互不侵犯条约。它规定双方尊重对方的领土，但并没有规定双方之间的边界，而只是提到“古老的、久已存在的疆界”。这种不精确的提法对西藏人和多格拉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似乎反映了以下的事实：虽然他们的领域是邻近的，然而并不是明显地接连着的；任何一方要派遣远征军进攻另一方，首先要越过山峦重叠的无人地带。双方对自己的边境在哪里都有一个大致概念，但是，由于双方的边境是隔开的，就没有必要加以明确规定，而且由于双方对地理的概念都是很粗浅的，大概也就难以明确规定。 [ 注：六年后，一位英国官员奉总督的指示研究一八四二年协议，他竭力否定该协议有任何法律效力。他指出，西藏方面的签字者是“奉命消灭入侵西藏的多格拉人，而不是同他们订立条约”，而且这项“在军事失利的压力下[从西藏人那里]勒索来”的协议，双方政府都没有批准。甚至在这位官员提出上述报告之前，哈定(Hardinge)勋爵就已经单方面地取消了一八四二年协议中据他看来是有损英国利益的那些章节，而这一行动，就等于是废除了整个协议。 ]
英国对古拉伯·辛格这次未成功的侵犯感到忧虑，怕中国会“把锡克人(古拉伯·辛格是替他们效劳的)入侵中国领土归咎于英国政府的挑动”，从而作出不利于英国的反应。一八四六年，当英国人承认古拉伯·辛格为查谟与克什米尔的大君时，他们就怀有上述忧虑，并且担心“进行掠夺和复仇的欲望”，会诱使他再次进攻西藏，而这次更有可能把英国卷进去。因此，阿姆利则条约不准古拉伯·辛格未经英国的同意擅自扩大领土。为了防止他暗中进行扩张，该条约还规定了要标定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英国人希望从此消除“东方的一切纠纷的最通常的起因，即未定的边界”。
于是，英国同时写信给拉萨和中国中央政府的两广总督，将英国对于标定边界的建议，通知了中国政府，邀请中国方面参加。当时在北京没有英国的使团，同中国政府联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得到答复了。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得到近似于答复的，只是两广总督的一句托辞，他说：“这些领土[即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业已充分清楚地确定，故恪守此项古时安排，最为适当，无庸再行勘定。”后来，这位中国官员表示，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将派出代表团，参加标定边界的工作。然而当英国的边界事务官员到达边境时，不仅看不到中国官员在那里等候他们，而且还遇到西藏人的敌视行动。
标界只能在划界(即有关政府商定边界的走向)之后进行，而且必然要双方联合进行。既然中国和西藏都不同英国合作，那就不可能在一八四六年标定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 [ 注：见下文注 ] 但是，英国的第一个目的是划出一条线来约束古拉伯·辛格，不许他越过这条线进行扩张，而这是英国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因此，英国官员奉命勘察边界，并且在地图上画出界线来。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要记住我们所要的不是多一块或者少一块贫瘠的或甚至是富饶的领土，而是一条清楚的、明确规定的界线”。换言之，他们不但要考虑到人数稀少的当地居民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而且要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一条实际的界线应当在那里。
这些英国官员，经过一八四六和一八四七两年的工作，划了一条从班公湖(Pangong Lake)稍为偏北的地方到司丕提河(Spiti River)的界线，并到此为止。对于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 Pass)继续往北的一段，有一个英国官员说，它“应被看作是未知的地区，因此，朝东北方向的西藏边界无法准确地加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