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亚非国家讨论葡萄牙殖民主义问题的座谈会在新德里召开，代表们向参加座谈会的印度代表尖锐地指出：如果让葡萄牙在果阿的统治继续下去，他们就认为印度并不是真心实意地献身于反殖民主义事业。印度人宣称非暴力是更为崇高的事业。这就引起别人的反驳。他们说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会引起镇压和屠杀——印度人回忆不合作主义的示威者遭到屠杀的情景，就无法否认这个论点。尼赫鲁后来讲到，这次座谈会“使我们想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意见，探索一下[对于果阿]能够做的事情”。座谈会结束后，他就马上在孟买举行一次群众大会说：“重新考虑应采取什么方式把果阿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接着事情就按着大家熟悉的格式进行下去。一方面尼赫鲁宣称印度已忍无可忍，另一方面，政府又利用印度报刊——它们在这方面是盲目地跟着走的——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讲什么葡萄牙正在屠杀自由战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积如山，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勾结，这就使得“果阿问题比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还要来得紧迫”。接着果阿边境事件就开始发生了；这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却把它当作不能容忍的挑衅，抓住不放。十二月初，印度军队开往果阿边境，其人数如此之多，行动如此仓促，以致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铁路交通的脱节。印度把大约一个师的兵力摆在果阿周围，待命进攻，接着更严重的边境事件不断发生，直到葡萄牙当局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将其边境哨所后撤，情况才有所缓和。
看来尼赫鲁那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入侵果阿，他当时的确还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尼赫鲁感到十分苦恼，再度陷于犹豫不决的状态，这在他的性格中是极为突出的。他听任那些比他果断坚定的人推动事态向前发展，直到势不可挡的地步。这样，他就使自己扮演了一个本来可以不那么糟糕的角色。当侵入果阿的政治和军事准备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尼赫鲁还在申明他自己和印度反对使用武力，认为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方法，并说：“我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思想。”到了十二月，印度政界大肆叫嚷要求派兵打进果阿。关于这块殖民地情况的宣传令人刺耳，而且是无奇不有的。外国记者们在潘吉姆(Panjim [ 译者注：果阿首府。 ] )的幽静的路旁咖啡馆里，一面喝着冷饮，一面听着全印广播电台的报道，说该城已宣布宵禁，葡萄牙总督在逃，从印度去的“果阿突击队”正在进行巷战。尼赫鲁的迟疑不决持续了二十五个小时。好多天以来，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教授一直企图使尼赫鲁打消入侵念头。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见到总理时，把他的论点讲得很有力，终于把这位总理阻止住了。加尔布雷思离开后，尼赫鲁告诉梅农说，他所批准的在那天午夜出兵果阿的命令应再度暂停执行——在此以前已经两次改变了进攻日期。梅农回答说，要收回成命已为时过晚，军队已开始前进了——虽然事实上当时军队尚未开动。
考尔是参谋局长，实际上等于总理的私人军事顾问。他在计划果阿军事行动以及帮助尼赫鲁克服其惶惑不安的问题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的自传中详细叙述了尼赫鲁对国外不利的评论感到很烦恼，在最后的时刻把考尔叫去，问他如果取消这次军事行动印度将会有什么反响。考尔回答说，这对文武官员的士气将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并建议不要理睬外国的意见。他说，尼赫鲁“勉强地同意了”。考尔的评语倒还恰当。“尼赫鲁最后之所以被说服采取这一行动，大概是因为他认识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他认为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印度人民和武装部队都将对他失去信心。”梅农虽然对尼赫鲁很爱戴，但他后来对尼赫鲁在果阿军事行动上的动摇，却作出一个更难堪的解释。他说：“你知道，尼赫鲁的性情很复杂，果阿行动粗俗残暴，这点他不喜欢，但行动的成果他却要享受的。”对尼赫鲁所起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厚道的，也许是最公平的判断是说：尼赫鲁“老病交加，精疲力尽，就听凭人家把他一步步地逼到很难摆脱的境地。你可以说他不是口是心非，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失败”。
印度占领果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如果任何政府出来谴责，人家就会提醒他们自己也干过同样的勾当。正如肯尼迪总统致尼赫鲁信中所说的：“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很大的本领使自己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某一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然而果阿事件之所以更多地遭到物议和令人感到不快，是因为印度——尤其是尼赫鲁——一贯主张绝对不应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现在，印度人却坚持说，占领果阿毫不违背他们所提出的国际行为准则。国内批评他们政府的行动的人确实很少，印度报纸和广大政界舆论是热烈支持政府的。尼赫鲁向肯尼迪哀诉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最难听的语言去谴责使我国人民欢喜若狂的事情呢？”
对印度政府处理同中国的争端来说，果阿行动有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含义。它表明尼赫鲁会被推到一系列毫无转圜余地的行动中去，同时表明他对激昂慷慨的政界舆论会如何地迁就，即使这种舆论所提出的主张与他自己的本性背道而驰。它也表明印度政府决定政策的过程是何等的混乱和主观，占领果阿的决定，象前进政策一样，并不是由内阁作出的。它也证明了印度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抽象地谈论或别人使用武力时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当印度在它认为是自己领土的争端中使用武力时，在政治上和在道义上就都是正当的了。一家政治刊物概括了印度对于占领果阿的见解：“印度并没有进行侵略，因为自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果阿是我国的合法领土……把非法侵占我国部分领土的入侵者赶出去，这并不是侵略。”
这种态度显然也使用于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在果阿军事行动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尼赫鲁，印度现在是否打算对中国采用武力。他回答说：“当然，我们是可以使用武力的。我们应该在适宜时机加以使用。”内政部长夏斯特里也明确表示同样的意见。他在竞选大会上说：“如果中国不肯从它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印度将不得不重复它在果阿所采取的行动。印度一定把中国军队赶出去。”有些政客为果阿事件所陶醉，开始叫嚷要把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赶走，把中国从阿克赛钦赶走。当时的国大党主席桑吉瓦·雷迪(Sanjiva Reddy)说：“印度决心不久就把在印度领土上的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侵略撤除掉”；不能以克什米尔的停火作为永久的解决方案，被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必须“解放”。
从军事方面看，果阿战役用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加上海军和空军的支援。战役暴露出陆军装备上的许多缺陷。由于葡萄牙对于占压倒优势的印军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果阿战役并没有考验印度军队和他们指挥官的能力。印度部队有的缺少步枪和轻机关枪，也有的缺少无线电台或无线电台所需的电池及其他通讯工具。陆军还长期缺少皮靴。有一个营半数士兵在整个战役中是穿着帆布球鞋的。这些情况在陆军内是广泛谈论的话题，但有关情况在印度却很少透露出来，人们把果阿战役当作是赫赫武功加以颂扬。销路很广的《闪电》周刊(Blitz)还称它为“我们最得意的时刻”。
如果说，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果阿问题上的目的之一是要降低政界要求对中国立即采取行动的热度的话，那末，这种打算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印度在果阿战役中轻易取胜，自然就助长了对中国取得同样辉煌胜利的希望。一名印度新闻记者把占领果阿比做是“门口站着一头老虎却在厨房里踩死一只老鼠”。这位记者不是说不该踩死老鼠，而是责备政府没有抓到老虎。印度人真以为果阿战役的迅速结束，反映了印度军队的战斗精神很旺盛(而不是由于葡萄牙人没有抵抗)，这也就更容易使人们相信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印度军队情况是良好的保证。
由于克里帕拉尼来到孟买争夺梅农的选区，陆军和其他军种的情况就变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竞选的题目。一九六二年一月尼赫鲁到孟买为梅农进行竞选。他吹嘘说：“梅农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我国国防部队第一次成为一支非常强大、和非常有效率的战斗力量。我是深知内情才讲这番话的，看谁能驳倒我。……我们的国防部队第一次有了新的精神和现代化的武器。”尼赫鲁常常用这样的语调讲话，他多次向议会和公众保证说，陆军和其他军种比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并且已准备好随时迎击对印度的领土完整和尊严的可能的挑战，即便应付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联合进攻，也是绰绰有余。当批评者用姑息和软弱等字眼描绘印度的边界政策时，尼赫鲁说这种政策是有实力基础的耐心和合乎人道主义的决心，这是因为考虑到如果亚洲两个巨人发生战争对人类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议会中的批评尼赫鲁的人在辩论时虽然也会反驳他的看法，但在心眼里还是接受这种看法。对政府的国防政策批评得最厉害的人们也是自相矛盾地和自豪地相信印度陆军虽有他们所指责的那些弱点，但只要放手让他们干，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中国教训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