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记者们报道说，事实上国防部的工作程序也没有任何改变。为了消除这种疑虑，政府就发布一项正式通知，说明国防部的大部分工作都由尼赫鲁本人负责，而梅农差不多只管一些军械方面的事务。但既然宣布梅农还将负责“总理可能随时委派他的任何其他事务”，因此，人们就怀疑实际上还是梅农在管国防部。十一月七日，尼赫鲁面对国大党议会党团，抛出了最后一张牌来保梅农。他表示，对梅农的指责其实应该是对整个政府的指责；如果一定要什么人辞职的话，也许只好由他自己提出辞呈。一名国大党重要成员反驳他说：(尽管原话传闻不一，但大意还是一致的)“好嘛，您如果继续追随梅农的政策，我们恐怕也只好不要您了。”于是，第二天政府就宣布梅农辞去内阁的职务。尼赫鲁遭到国大党的公开反抗，这还是第一次。他拿辞职相要挟，看起来象是最后的威慑手段，拆穿了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尼赫鲁为了保全自己，就必须以梅农的下台作为牺牲品。
钻营国防部长位置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奥里萨邦(Orissa)的首席部长比·齐·帕特奈克(B.J.Patnaik)。这个人进入国内政治舞台是为了出人头地。对他来说，如果把国防部长位置搞到手，就可以飞黄腾达。然而尼赫鲁虽然对帕特奈克有好感，却还不想让他进入内阁，而是分配他去完成一项秘密使命——后来弄清楚，这项使命就是网罗一批西藏的——尤其是康巴族的——难民，组织游击队。这个计划的意图是：派遣这批在印度训练和武装的非正规部队越过边境去骚扰中国的交通线。在台拉登(Dehra Dun)附近开办了一个游击训练学校，但不知道它的毕业生是否曾同中国人交过手。一九六二年后，似乎发生过越境进入西藏，进行袭击的事件。一名同西藏方面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乔治·帕特森声称他曾参加过这类袭击。
尼赫鲁选择了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首席部长耶·巴·恰范(Y.B.Chavan)接替梅农。恰范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项任命，边境战争结束的那天他才抵达首都。
印度在边境战争中的失败，使新德里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梅农被撵下台，以及他被撵下台的方式，就是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在这以前，尼赫鲁在道义上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这时候很快地跌落。国大党议会党团开始显露头角；在其背后，各邦的首席部长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第一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印度以外的整个世界，至少在印度看来，也正起着显著的变化。在西方，中国的进攻被认为是对亚洲主要的民主堡垒的打击——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提到的，这是“亚洲大陆上共产党巨人同非共产党巨人争夺亚洲人心的第一个回合。”也有人呼吁联合国象在朝鲜那样的进行干涉。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说，“必须抵制那种对于印度目前所处的困境幸灾乐祸的念头。”伦敦《泰晤士报》表示无可奈何，不加评论地在社论中刊登了尼赫鲁自我解嘲的话：“我们同现代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接触，而生活在一种自己创造的、虚假的气氛中。”然而以英美两国政府为首的西方世界总的反映，是向印度表达迅速和毫不犹豫的同情和支持。肯尼迪总统写信给尼赫鲁说：“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人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肯尼迪在颂扬了印度政策的高尚精神之后，紧接着就建议向印度提供物质援助。感恩不尽的印度舆论在感情上摆向美国一边，这当然使美国驻印度大使约·肯·加尔布雷思教授感到非常满意，而他本人也不遗余力地鼓励这种倾向。于是他就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在这以前，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力求含糊，不愿明确表态的；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加尔布雷思教授还不得不首先克服美国国务院的顾虑，然后国务院才授权他表态赞同麦克马洪线。他一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就立即发表声明，唯恐华盛顿在福摩萨的压力下改变主意。他的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政府果真提出了“疯狂的抗议”。英国政府也同美国一样迅速地、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情印度、谴责中国并建议提供援助。
如果说西方世界是牢牢地站在印度一边，不结盟国家(过去印度曾指望充当它们的领导)的反应，相形之下，就显得有保留和谨慎——一句话，是不结盟的。印度驻中东的一名记者报道说：“即使在入侵一周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党派、报纸以及知名人士表示过同情印度。”另一名记者从非洲发回的报道说，肯雅塔(Kenyatta) [ 投笔从戎注：肯雅塔Jomo Kenyatta(约1894-1978)，肯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1964-1978)。 ] 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也都态度暧昧。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走得更远，他斥责英国迫不及待地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他写信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说，“不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斗争是非如何，我肯定，只要我们大家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就是最好地为和平事业服务。”恩克鲁玛的态度尤其使印度人恼怒，因为尼赫鲁访问过加纳才不久。在参加过一九六一年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塞浦路斯这两个国家从开始就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其它国家都宁愿扮演以往常常是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力劝双方要有克制和耐心，并且自愿出来调停。印度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对那些正试图促进停火的国外的朋友们，对那些“好心肠的国家”表示愤慨。他说，“人们劝我们要学好、不要打，好象我们喜欢战争的样子。其实，本院很清楚，要说起来，我们就是没有好战心理；因此在进行一场战争时我们就有弱点。……所以，人家对我们说，要我们做好孩子，要和解，这些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除非他们亲自研究一下有关问题。”他说，“这些所谓不结盟国家”(这种措词出于尼赫鲁之口，真有点意外)是糊里糊涂的，也有点怕中国，所以如果“[因为]它们不直截了当地站出来替我们辩护，支持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跟它们生气；那是无济于事的”。
同莫斯科在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息事宁人的路线相比，不结盟世界的反应对印度所造成的损害要少些。莫斯科一度明显地倾向于中国一边。十月二十日，在中国发动进攻的几小时以后，尼赫鲁在新德里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这是莫斯科的态度变化的第一个暗示，信内对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同中国边界争端的报道表示关切，并且警告说：“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当然，印度从未隐讳它要在塔格拉山下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意图。当里窝那作战行动正在准备阶段时，俄国大使曾两次见到梅农。梅农无疑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梅农也许希望莫斯科告诉北京，说印度是说话算数的；使中国人能认识到：在这件事上谨慎是外交的主要手段。)赫鲁晓夫在信中劝尼赫鲁接受中国关于会谈的建议。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十月二十四日北京重新提出脱离接触并开始会谈的建议。次日，《真理报》就赞扬中国方面这一行动是诚恳的、建设性的，为举行会谈提供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基础。社论写道：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英殖民主义者多次任意涂改亚洲的地图。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也没有为中国所承认；它是偷偷地塞给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与这条线有关的边境冲突问题上进行投机，竭力想借以挑起一场武装冲突。帝国主义者日夜梦想使中印两个大国火拼，并破坏苏联同兄弟般的中国和友好的印度之间的友谊。
《真理报》接着说“印度国内的反动集团”正煽起冲突，并且警告说，“甚至某些思想进步的人们”在激动的时刻也可能屈从于沙文主义的影响。
《真理报》这种含蓄的批评和表示支持中国的弦外之音，给印度政府当头一棒。《印度教徒报》的政治记者写道：
过去认为俄国人最多不过是继续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全力支持中国立场的社论后，所有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赫鲁晓夫致尼赫鲁的信和《真理报》的社论唱的完全是同一个调子。
不仅首都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员，而且一部分的印度共产党人都对此感到沮丧。他们认为苏联的态度不仅是不能体贴别人，而且是伤人感情的。
俄国人为了表示他们态度的转变不仅是口头说说而已，而且通知印度驻苏使馆说：他们不能实现继续向印度提供米格式战斗机的诺言。在以后几周里，莫斯科继续喋喋不休地讲这个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在加勒比海的一场胆量比赛，恰巧同喜马拉雅山的危机同时发生并达到高潮。十月十四日，华盛顿开始侦察到俄国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证据。美国政府有一周之久未动声色，在此期间内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并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