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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森将军解除普拉沙德将军的第四师师长的职务,另派帕塔尼亚少将(Major-General  A.S.Pathania)接替,——帕塔尼亚过去曾立过战功  [  投笔从戎注:在1947-1948年第一次印巴战争,克什米尔,卡基尔(Kargil)战役,帕塔尼亚时任中校。此外帕塔尼亚在二战中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M.C.)。  ]  ,但是这次他是突然调离新德里的“国家士官团”的领导岗位,从一项最舒服的、坐办公室的工作调来指挥一个师作战。东部军区的很多精力是花在这一类的指挥调动上。第六十二旅的指挥官也换了;过去训练过并且指挥过这个旅的旅长被调走,换来的新手是霍希尔·辛格准将(Hosiar  Singh)。第六十五旅在邦迪拉等了很久,接不到行动命令,直到新师长要求更换该旅旅长被批准后,才结束了这种状态。负责瓦弄一段的第五旅旅长也更换了。与指挥官频繁调动的同时,各部队也调来调去。最后,在东北边境特区没有哪一个旅还辖有原由它指挥的营。

            看来第四军应该能够逐渐安定下来了。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十月二十四日接任军长后,就开始对他所负责的地段积极进行侦察,并对他所面临的军事任务进行了研究。

            这一回轮到北京放出文字烟幕,以掩盖地面上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十月二十日,中国国防部发表了一项声明,说那天早晨七时印军不仅在克节朗河地区,而且从他们在西段的奇普恰普河和加勒万河谷的哨所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声明接着说:“我边防部队迫于自卫,也实行了坚决的回击,并且清除了印军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几个侵略据点。”这里,中国把它自己经常——而且不是没有理由地——指控印度使用的“颠倒是非”的战术接了过来。十月二十日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军并未发动进攻;印军正在增援章勒,当然这也是一种侵略行动。但是说“[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在克节朗河全线和兼则马尼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则简直是编造。说西段的印度部队从他们孤立的小据点“发起了全面进攻”,也是无稽之谈。

            中国人牺牲真理,显然是为了有利于宣传;他们把事实真相弄模糊了,反而帮了印度的忙。印度军队打算在塔格拉山脊下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这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十月十二日尼赫鲁在机场谈话时又加以证实,这就使那些还没有风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关心中印关系的国家都知道了印度想干些什么。如果北京干脆说中国不愿坐待印度军队发动其大肆宣扬的进攻而先下了手,那末,新德里再叫喊“侵略”就很难再令人相信了。先发制人的理论现在已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所以按照这个理论行事而获胜的人是不会受到一般谴责的。然而事实既如上述,中国指控印度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结果就适得其反,因为人们普遍怀疑印度是否有力量进攻中国,而且,北京自己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其自卫行动中正连续攻克印军阵地,这就马上暴露了中国的指控纯属虚构。

            那个虚伪的声明说是印军于十月二十日发动进攻,而周恩来最初并没有这么说,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他在十一月四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只提到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军队“积极部署大规模的进攻”。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按照到那时为止的边境上冲突的规模来衡量,部署一个旅(四个营)的兵力发动进攻,当然可以说是大规模的。然而,周恩来十天后在给各亚非国家政府的信中,也写道: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中国现在采取的行动的核心是军事措施与外交措施相结合。中国的下一步外交行动选择的时机和内容上都是很巧妙的。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发表声明,扼要追溯了中印争端的过程,结束时提醒对方说,在以往的三个月内,中国政府三次建议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先决条件,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尼赫鲁还公开下令要印度军队“解放印度领土”。  [  译者注:十月二十四日我国政府声明中的原文是“……印度政府竟然在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在十月十二日下令印度军队‘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  ]  声明指出不可能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指出需要重新进行和平谈判,并为此目的提出了三项建议:

              (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状态];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2)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项建议,中国武装部队就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

              (3)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在北京或新德里再一次举行会谈。  [  译者注:建议原文如下:(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上述建议第(2)项最后还有一段:“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

            周恩来在同日致尼赫鲁的信中重复了上述建议。这是两国总理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分手后的第一次通信。他劝导说:“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而不要对冲突的起因多费唇舌,并呼吁尼赫鲁作出积极响应。

            中国的建议在任何细节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它同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致尼赫鲁信中提出的建议完全一样,只是在某些地方作了些修改,以适应中国部队那时已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情况(十月二十一日,北京宣布在东段作战的中国部队可以不管麦克马洪线——当天中国部队就向中国认为是边界山口的哈东山口以南移动)。事实上,如果接受中国的建议,就可以形成一条沿着“实际控制线”的停火线(北京从一开始就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中印边界争端尖锐化时的局面);中国部队将撤至麦克马洪线以北,据守西段的一些残存哨所的印度部队将撤至一九六一年前进政策付诸实施前印度所据守的一线。然后双方武装部队——不包括文职人员——都再后撤二十公里,以便沿着上述那条线建立非军事区。这些建议并没有含糊不清之处,虽然建议中没有精确地提出有关地点的细节,例如,建议中没有提到塔格拉山脊,也没有提到麦克马洪线。然而北京一直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情况,那时中国部队还没有到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甚至还没到过塔格拉山脊以南——虽然当时印度已在兼则马尼建立了据点。对印度来说,接受这些建议可能引起的领土变动只是:需要撤出它推行前进政策时越过中国主张线在西段建立的哨所——指那些还没有被消灭的哨所——也不能重建多拉哨所。
            中国人说他们自己的建议是平等、互让的,是基于互相尊重而不是“武断专横”的。如果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这些形容词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但印度自然不能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在印度看来,中国部队在西段出现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上本来早已就是侵略,现在又进行了新的、更为粗暴的侵略,中国目前不过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把他们罪恶地夺取到的东西加以确认。

            新德里立即拒绝了中国的建议——新德里根本没有等待正式接到上述建议而是根据通讯社所报道的内容就采取了行动。十月二十四日新德里发布了一项声明,作为对中国的答复;在声明中印度政府首先声称它自己是“坚持和平和和平方法,[并]一向谋求通过会谈和讨论来解决分歧”的。但声明接着说,“印度不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军队继续侵入印度领土,占领印度的大块土地,并且利用这些土地作为强行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解决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印度提出反建议前就先把中国建议搞混乱:

            中国人提出的从他们所谓“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的。这条“实际控制线”是什么呢?这是他们通过自从九月初以来的侵略造成的那条线吗?通过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前进了四十或六十公里,而建议撤退二十公里,如果双方都这样做的话——这是一种骗局,愚弄不了任何人。

            新德里外交部的官员们不会真的不了解中国建议的意思。照北京的习惯用法,“实际控制线”的含义一贯是清楚的。然而中国人没有说得更详细些,就留下一个漏洞,于是印度就利用了这个漏洞,要求对方澄清——这是印度历来用以拖延时间的一种外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