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长能高踞在啄序的最顶端，并不是因为像校工大哥那样有一双铁拳，也不是因为资历，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善使权力的魔术。他的地位很有点"君权神授"的意思，尤其是在校工眼里。本校的工人敢把教师打得稀烂，却没一个敢动高校长半个手指头。校工们的这种心态真是饶有趣味，他们犹如蜜蜂王国里的工蜂，冲外来者施以最猛烈的攻击，却总是对蜂王千柔百顺。这个蜂王对工蜂来说并不具体，假如你拿掉这个蜂王，换上另一个，它们同样对这个新王千柔百顺。
如果说校工们对高校长是一种远远的尊敬，干部们则是紧紧围绕在高校长周围，呈众星捧月之势。干部们在人数上略少于工人，远多于教师。即便把兼做教师的干部不算在内，在人数上也跟教师不相上下。不过，谈这些干部的情况实在是一件干瘪乏味的事，这里就略去不表了。
在高桥镇中学，教师的地位最为模糊。如果我勉强作一比喻，那么教师有点类似蚂蚁王国里的蚜虫。这种蚜虫被蚂蚁饲养，是蚂蚁驯养的家畜。当蚂蚁需要吮吸蚜虫的甜蜜分泌物时，就去拍拍它们的马屁。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的第十章里关于蚂蚁和蚜虫的关系写过一段叫人忍俊不禁的话：
"有些蚂蚁会用触角或腿抚摩蚜虫的臀部来"挤奶"。蚜虫也作出积极的反
应，有时故意不排出汁液，等到蚂蚁抚摩时才让汁液滴下。如果那只蚂蚁
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的话，有时甚至把一滴汁液缩回体内。有人认为，一
些蚜虫为了更好地吸引蚂蚁，其臀部经过演化已取得与蚂蚁脸部相象的外
形，抚摩起来的感觉也和抚摩蚂蚁的脸部一样......。"
我把高桥镇中学教师的地位跟蚜虫类比，绝非不怀好意，我的教师同行们恐怕不至于因此跟我翻脸吧。毕竟蚜虫在蚁穴中的地位，比臭老九在高桥镇中学的地位要高得多，它们不用跟工蚁们去抢房子，也不用互相抢，它们生下来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三室一厅，还有工蚁们轮流拍马屁，简直可以算是贵族，或者至少可以看作宠物。不过这样做也有代价，它们的防御能力完全退化，已经不能自卫了，只能依靠蚁民的保护。而高桥镇的老师们却雄风尤存，时不时干出攻占两室一厅之类的壮举，将进化论退化论性学三论狠狠揣上几脚，可歌可泣。
高桥镇中学的啄序，虽然错综复杂，有很多变数，但究其根本不外乎"权力，""拳力，"和"资历"的多寡与组合。"资历"其实也是一种"力，"或许叫"资力"更合适一些。我不知道这三种力能不能统一成一个，就像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试图做的。在高桥镇，"权力，""拳力，"和"资力，"的当量是不一样的，三者的差别有如核能、水能、和体能。如果作一等价交换，一份权力大约相当于十份拳力和三十份资力。我所作的折算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假如工人大哥有一件事要高校长办，十个校工握紧拳头闯进校办准能办成（这样的事倒是从来没发生过）。假如教师们有件事要高校长办，而他又死活不肯办，三十个中老年教师联名辞职或许能扭转乾坤。这三种力也有通用程度的差别，有如黄金、现金、和支票。话说回来，人不应该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老以为别人的院子里满园春色；王侯将相皆有种也，你要是不幸落到啄序的最底层，手里攥着空头支票，也只好量力而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狠狠地挖掘自己的潜力了。
5
我和崔威从高校长的家里出来，刚出门，就碰上了唐楚金。他是个高三的学生，高桥镇人，那年高考没考上。他父亲开了个杂货店，他就一边帮忙一边复读。
唐楚金正骑着一只三轮车路过，轮斗里满满地装着成捆的啤酒。他看见我们，立刻下了车跟我们搭讪。我们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啤酒的价格上了。后来我和崔威就用了近乎成本价买了二十四瓶啤酒。
那天晚上，在鬼屋，崔威和我决定拼酒。我们将捆酒瓶子的绳子解开，将瓶子一分为二，排成两排，立在桌子上；那阵势像是要打保龄球。我们对坐桌前，每人面对十二只雄赳赳的啤酒瓶。
我们用桌沿磕开瓶盖(那张桌子就是那么被糟蹋掉的)，开始对饮。用一条腊肉作下酒菜，腊肉是崔威从力新县的姑姑家带来的。
我说："啤酒！多么神圣！忠于职守！"崔威盯住酒瓶子光是傻笑。等一瓶酒下肚，崔威话匣子便打开，开始谈他的哲学。"......历史就是剥夺史，剥夺是永恒的，过去和现在相同，不同的是剥夺谁，谁来剥夺，剥夺什么，怎样剥夺，什么时候剥夺，在哪儿剥夺，剥夺到什么程度......垄断，它横扫一切，坚壁清野，打断每一条腿，给所有的鼻子穿孔，往每个脑袋里灌硅酸盐，在每一只屁股上打地基......就这么回事，谁也改变不了......没有建巴别塔这事，或者说，这个故事讲颠倒了。人类使用同一语言那阵子，能力只够垒鸡窝......先是语言被扰乱了，跟着信仰不同了，上帝不同了，然后打起来了，人类智力一路打上去，鸡窝，战壕，碉堡，城堡......巴别塔！......。"
崔威的这些高论我姑且听之，通常不作评论--其实我也是无从下嘴--只管喝我的酒。我得承认，喝酒我不是崔威的对手。在第四瓶喝了一半的时候，我就决定装熊了。按说我还能再喝它一瓶，但是我不喝，我不想把那半块吃下去腊肉再吐出来。那腊肉的味道真是好极了。在酒桌上我就是这样的人--别人说我狡猾也好、不爽气也好，激将也好，我决不会强自己所难。我不是说我特别有节制，而是酒过三巡我便对酒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每一滴都成了苦药。崔威却不一样，对他来说，酒是越喝越亲。他说过，人世间的关系，夫妻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只有人与酒，越喝越近，越喝越热，可以相依为命。在喝酒这一点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崔威只喝啤酒，从没见他动过白酒或葡萄酒。他说啤酒是灵感之水，而白酒火烧火燎的，会把脑子烧坏。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崔威把他的酒全喝光了。他没有动我的酒--这是我们拼酒时立的规矩，喝完他的酒，崔威便不谈哲学了，先是怔怔地坐了几分钟，冲我抱怨了几句"你真是熊蛋，""你真是熊蛋，"然后出门，朝高桥西村的那口井走过去了。
崔威这人，一跟人喝酒，就谈哲学，这是他在喝到第十一瓶啤酒之前的毛病。当第十二瓶酒落肚，这家伙就会怔怔地坐上几分钟，然后"把酒问青天"--一个人冲着天花板、有时出门冲天空吟诗或叫喊，就是亲娘老子在旁边也不理。如果第十三瓶酒下肚，他就倒下昏昏睡去，天打雷、娘嫁人，都与他无干。这个酒桌三步曲打那以后崔威演了无数次。
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和崔威放开量喝酒，还不知道崔威的三部曲，所以我跟着崔威出门，还真担心他去投井。他喝了酒，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但是速度奇快，而且旁若无人，这教我毛骨悚然。他平时走路可是慢吞吞的，鹅行鸭步，像是在趟水。我跟到井边，崔威已经趴在井沿上了，见我来，含混地说："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井边正好搁着一只铁桶。我把崔威扶到一边，打了一桶水上来，提到崔威眼前让他喝，结果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崔威双手把着水桶边沿，俯下头，"咕冬、咕冬、咕冬，"喝得上气不接下气。喝足之后，仰起头来，冲着头顶的月牙子"嗷-嗷-嗷......"。我的天，那声音跟狼嚎如出一辙。当时是深夜，四周漆黑一团，你可以想象我身上的鸡皮疙瘩是如何的繁茂茁壮。
那天晚上之后，镇子里和乡里又传开闹鬼的事了。于是傍晚之后老乡们大多不敢去那口井打水。更操蛋的是，没几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大白天在井边玩，一不小心"咕冬"一声掉进井里去了。幸好孩子的母亲在场，把水桶放下去，喊了几个人把孩子拉了上来。发生了这事，大白天也没几个人敢到井台上来了。好在这口井对高桥西村的乡亲们来说并非必不可少--他们已经用上自来水，来这里洗衣或者担水，只是出于对井水的眷恋或者为省钱的小算计。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崔威第二次把酒问青天是在一个多月后的晚上，这次倒不用我打水，因为井边有个胆大的壮汉刚打了桶水上来，正坐在一边抽烟。高桥一带的乡亲就这个毛病不好，干什么事都得抽袋烟、歇会儿。二十大几的壮汉也这样。比方说，从家里出来打桶水，整个过程就不是起身--拿桶--出门--打水--回家--倒水入缸，而是抽袋烟--起身去厨房--在厨房抽袋烟--拿桶--把桶翻过来坐在桶底上再抽袋烟--提桶出门--在井边抽袋烟--打水--再坐井边抽袋烟--挑水回家--坐在厨房小板凳上抽袋烟--倒水入缸--抽袋烟。
那个壮汉打上来一桶水，正坐在一旁抽烟。崔威上前，也不说话，抱着水桶就喝。壮汉其实认得我们，我和崔威平日打水时老碰见他坐井边抽烟。见我们来，他必恭必敬地说："崔老师，赵老师--好......"。
崔老师喝完水，也让他毛骨悚然了一回。高桥附近的乡民挺尊师，崔威的把酒问青天一定令他十分震惊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