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使人回想起德军第9集团军残部最后几天突围的情景。突围时，德寇无渭的牺牲，是和绝望时的鲁莽、必然灭亡前的悲观决心结合在一起的。
西方的历史编篡学家，有时明显地夸大了德国法西斯第9集团军中5月2日前突破合围向西逃窜的那些人的力量。某些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突出合围的有2—3万人。显然，这是大大夸大了的数字。我，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可以证实，5月1日夜间，敌人与其说是向西突围，不如说是在战线的各地段穿过森林向西潜逃，而且只是少量詖打散的几股敌人，大概不多于3，000—4，000人。
合围并消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从4月22日实现战役合围算起，经过了10天的战斗。消灭该集团，主要不是在原合围地域进行，而是在尔后韵战斗过程中，在其企图向西突围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运动中进行的。
敌人实际上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别无他途，作出了最冒险、最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们竟敢在其他情况下不敢突围的地方突围。应该说，强大敌军集团在面积相对有限的合围圈内，采取密集配置，使其能够在需要的方向上迅速建立起突击力量，在狭窄的突破地段上形成了暂时的，但并非决定性的优势。合围地域内的大片森林，有利于敌人这样做，使它能在某种程度上隐蔽地变更部署。
形势要求我们迅速机动和很好地使用预备队，使德寇即使在短时得手的情况下，也不能得到机动的自由。我们极其冷静地对待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柏林地域的战斗是主要的。我们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紧张，把歼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放到了应有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和它在整个局势中的作用一致的、恰如其分的。
空军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飞行员们参加了消灭该敌军集团的战斗，共出动强击机2，459架次，轰炸机1683架次。
在消灭该集团的战斗中，我们的炮兵打得特别好。即使在德国法西斯军队以重兵直接向他们的阵地前出时，他们也没后退，而是用榴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迎击敌人，以非凡的勇敢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如果将芬克指挥的第12集团军与迎芬克实施突破的敌第9集团军的战斗行动相比较，我认为，应说说，敌第9集团军要好一点。芬克在初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后来还是继续作战(如果可以这样客气地说的话)，但那只不过是执行命令，仅此而已。而第9集团军在突破合围时大胆坚决，拼命战斗。正是他们的这些坚决行动使我们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和困难。
4月28日
随着施潘道—威廉城地域敌屯兵场的拔除，以及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第47集团军从波茨坦到施潘道向哈弗尔河的前出，被合围于柏林的敌军集团向西突围实际上已成泡影。同时，柏林的希特勒匪徒开始感到食品严重不足，特别是弹药奇缺。敌人的仓库主要分布在已被我们占领的柏林市郊。我们发现了敌人从空中向被合围的德军部队补给弹药的企图。但无论如何，这是办不到的。几乎所有飞往柏林的运输机，还在飞往城市的途中就被我空军和高射炮兵击落。这一整天，我们两个方面军的部队都在继续进行激烈的巷战。
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决定向希特勒报告德国法西斯军队从柏林向西突围的计划。
魏德林在报告中指出，这些部队在市区最多只能战斗两昼夜，以后将毫无弹药。他计划在温肯城以南，以三个梯队沿安德赫大道向西突围。
计划将野战航空兵第9师的部队和加强有德军尚存的坦克和炮兵的基本部分的摩托化第18师，编入第一梯队。
计划由两个团和一个海军陆战队营组成的“蒙克”集群作为第二梯队，担任突破。早在4月26日，邓尼茨海军元帅已将该营空运到柏林。希特勒大本营也应随第二梯队一道突围?
“明谢贝格”坦克师残部、“本芬格尔”战斗群、“诺尔德兰德”党卫军摩托化第11师残部，以及野战航空兵第79师部队，计划编入第三梯队，掩护突围。
可是，希特勒没有同意这一方案。
将这个方案同4月28日日终前出现的局势对比一下，我认为，这个方案是毫不现实的。严格地讲，当投降这条明智的出路同样被否定、而又没有任何第三条出路的情况下，进行绝望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突围尝试、是毫无意义的。
头一天，雷巴尔科指挥的集团军已受领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与卢钦斯基集团军的第20军协同动作，于4月28日完全占领柏林西南部，并前出至兰德韦尔运河及其西南地区。
雷巴尔科的部队于夜间完成变更部署，经短时间的炮火准备，随即转入进攻。苏霍夫的机械化第9军，在卢钦斯基集团军第61师的协同下，向亨利五世公园—维多利亚大道总方向进攻，以便于4月28日傍、晚前夺取兰德韦尔运河地区。
还计划往这一地区投入配属有卢钦斯基近卫步兵第48师的雷巴尔科近卫坦克第6军。雷巴尔科近卫坦克第7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0师向蒂尔加登进攻，日终前，应攻占水族馆、跑马场和蒂尔加登公园西部。
与此同时，雷巴尔科的右邻——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坚决向西推进，直到兰德韦尔运河南岸，并前出至安特加尔车站、吕佐夫—普拉茨，以及普拉茨大街和马森大街的十字街头。
由于考虑到崔可夫部队的向西推进，和为了尽量不使我们的部队在巷战中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混在一起，因此，我命令卢钦斯基和雷巴尔科，在前出至兰德韦尔运河后，将自己推进最远的部队转向西面，在当时划归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新的作战地带内继续进攻。
我为此事而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所进行的电话交谈是极不愉快的。他声明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已指向市中心的各军，又要根据我的命令折转向西，改变进攻方向。
我很理解集团军司令员的心情，但我只能回答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向柏林的进攻发展顺利，按照划定的分界线，柏林市中心属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地带。
因为我了解雷巴尔科，所以我应该说，他之所以不满，不能看成是他冲进去再占领几条街道和几个广场，是为了扬名。他本来已经出了名。因为他在战场上，在战场的中心，并看到还能用某种行动去帮助尽快肃清柏林的残敌的直接可能性，但是，为了执行我的命令，他的的确确需要克制自己。
因此，我没有由于这些我所十分理解的个人心情而去指责他。
至于谈到我个人的看法，那么，我认为，在这一时节规定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精确分界线是没有必要的。应该消除一切造成混乱、由自己的火力带来损失和其他不愉快事情的可能性。这种不愉快是与部队混杂、特别是在巷战中的部队混杂相联系的。我认可对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所作的调整是必要的，并认为这种调整是从事业的最高利益出发的。
这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便可完成受领的任务。现在与最初一些日子的局势完全不同，那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突破遇到了严重困难，形势使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希望、甚至直接需要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不论当时的心情怎样，柏林战斗最后几天发生的历史事件，不应给战斗的参加者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印象。
在任何环境和情况下，保持两个方面军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同志感情，无论比谁的个人自尊心都重要得多。我想，即使在那种心里不快的时刻，不论是卢钦斯基，还是雷巴尔科，都是深知这点的。不管怎样，他们都用自己以后的全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4月28日，在向沙尔洛腾堡进攻时，雷巴尔科的近卫第7军，在自己的右翼实施主突，在中央和左翼只留了一个近卫坦克第56旅。这时，从各个地域败退下来的3个德军集团，在近卫坦克第56旅的作战地幅内会合了。他们约有2万人，并有部分坦克和强击炮。
当敌军集团发现我左翼兵力薄弱后，便以猛烈的冲击，逼退了近卫坦克第56旅部队，并在迫其退却后，急急冲向哈弗尔河。但是，哈弗尔河西岸已被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部队占领。该德军集团在突然碰到第47集团军部队的坚固防御后被歼灭了，从而未能渡过哈弗尔河。
与此同时，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10军，同普霍夫集团军的第350师一道，仍在万泽岛上与敌军集团作战。该集团也很强大，约有2万人。这一整天，列柳申科都在准备强渡万泽岛以南的河道。其近卫坦克第10军得到了几支舟桥部队、一个“水陆两用”坦克营、二个强击工程兵营和一些炮兵的加强。
4月28日晚23时，经过短暂火力突击后，列柳申科的坦克兵和普霍夫的步兵，开始强渡万泽岛以南的河道，并于午夜夺取了北岸的第一个登陆场。随后，立即开始架设浮桥。
坦白地讲，此处渡口并非很合我的心意。本来，坦克在被岛屿和河道割裂的这一地域活动，对它非常不利。可是，既然近卫坦克第10军已经投入了夺取万泽岛的战斗，并为它准备好了渡口，我只好同意了这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