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第三帝国的捍卫者，其中包括那些完全还是小孩的人，把自己看成是最后希望的化身，与一切事物相反，期望在最后时刻发生奇迹。而希特勒在这期间的指示，他为打破柏林封锁所进行的所有努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向芬克、布塞、第3集团军司令、舍尔纳和他指挥的集团军群、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的指令(按照希特勒的想法，邓尼茨应率水兵突入柏林)，所有这一切，在当时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已没有能够实现的基础。
但同时，如果把他们的这些企图看成是完全荒谬的东西，也不是对的。我们是用自己的行动(在此之前采取的行动和在夺取柏林的战斗中采取的行动)使它不能实现的。希特勒的企图不是自行破灭的。它们之所以破灭。仅仅是我们武力作用的结果。正是苏军在争夺柏林的艰苦战斗中取得的胜利，才一天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使希特勒的最后希望、计划和命令变成了空想。
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行动，那么，希特勒的这些命令和计划，则可能不会这样不切实际。关于这一点，我们绝不应忘记。
到4月26日，我们在柏林地域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地域，“捕获”的被围部队越来越多。俘虏中有团长、旅长、师长和参谋人员。
我没有亲自审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我对我们情报机关审讯时记录的那些材料，当然是关心的。可是，所获的一些情报多半使我失望。事情使俘虏们惊呆到这种程度，以致很难从他们那里听出什么明白的东西来。也有一些俘虏故意装腔作势，似乎他们了解情况，而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从总的方面看，在这些天里，我所了解的敌军情况远比我们俘获的德国将军和参谋人员了解的多。各种情报资料和无线电截获的情报，提供了足够形象的画面，甚至被俘的高级军官提供的情况，也很少可以对它加以补充。
4月26日，我们继续解放分布在柏林附近各集中营里的犯人。获得解放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科特布斯周围的工厂区，其中包括地下工厂里，解放了许多战俘和外国工人，那里的战俘和外国工人不少。而在离柏林不远的地方，列柳申科的坦克兵解救了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里奥，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是第一批从事法苏亲善的人物之一。这一消息使我非常高兴，于是，我不顾这一天的紧张工作，抽出时间会见了埃里奥。
当他被带进我们的指挥所时，我首先尽力给他提供一点刚从德国集中营出来的人特别需要的起码的满足，我命令给他准备一个行军澡盆，让他洗个澡，并找些必需品，以便他能在去莫斯科之前换换衣服。
埃里奥极度虚弱，但是，尽管他历尽种种严酷考验，但从这个早已不是年轻人的身上，还是可以感到一种内在的力量、朝气和充沛的精力。
我们之间的谈话主要涉及战争的进程和性质。埃里奥对苏军的行动很满意，热情称颂在集中营里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中尉，是他以自己的关心和照顾，给了埃里奥极深的印象。(我的回忆录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之后，我打听到了这位中尉的姓名，以及他从法西斯手中解救埃里奥的情况。他是原车里雅宾斯克—彼得罗库夫红旗近卫坦克第63旅第2冲锋枪连连长，现某军校的战术教员维托利德·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叶泽尔斯基。В·С·叶泽尔斯基在他写给我的信中，提到了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塔玛拉·普鲁萨琴科，是她第一个通知我们的战士，说爱德华·埃里奥关在德国集中营，并参加了营救埃里奥。战后，叶泽尔斯基曾收到过埃里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在同我交谈中，他感到很幸福，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高兴的是，正是苏军解救了他。他还指出，对他来说，这又一次证明，他希望同俄国结盟是多么正确。
我们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知道我谈话伙伴的身体状况，并为他的健康担心。稍事休息后，埃里奥乘专机飞往莫斯科。
4月27日
这一整天，雷巴尔科继续在柏林向北和西北方向进攻。卢钦斯基集团军的3个师在作战方面隶属雷巴尔科。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在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共同努力下，消灭了敌波茨坦军队集团后，现正同防守万泽岛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展开战斗。在这个不大的岛屿上，集结了相当数量的德军部队，在消灭并俘虏他们以后，我们查明，这支部队约有2万人。
那一天，我对列柳申科很不满，因为他同该敌军集团纠缠的时间太长了，他的部队被从柏林吸引开了。可是，按他的想法，他是对的。2万人的敌军集团是不容忽视的。即使为对付该敌军集团而需要从柏林调开兵力，也应引起重视。
4日27日，在深深突入柏林市中心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我方面军部队的打击下，敌柏林集团已龟缩到市区由东向西的一条狭长地带内，这一地带长16公里，宽2—3公里，个别地方宽5公里。现在，所有敌占区域都处于我炮兵的不断打击之下。
与此同时，消灭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从各个方向对该集团实施向心突击。他们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3、第69和第33集团军，乌克兰第土方面军戈尔多夫指挥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卢钦斯基指挥的第28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从空中消灭该集团的任务，由编入我方面军的克拉索夫斯基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担任。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分别从北面、东北和东面，以大量兵力和势不可挡的气势，对德军集团实施突击。他们力图通过突击分割敌军集团。可是，德国法西斯军队都从他们的打击中溜掉了，并将自己的部队收拢在一起，像压紧的弹簧一样，向堵住他们西南退路的我方面军冲过来。
从背后向他们压得越紧，打得越狠，他们越是以更大的劲头向前突围，向我们后方突围。从背后对他们实施的每次突击，好像在这里、在前面，在他们对我们实施的突击中都有反应。敌人收拢自己的战斗队形，拼命向我们反扑，但什么也没从中捞到。他们除投降外，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确，敌人本可以尝试穿过我们的战斗队形，而与芬克会师的。
这里也包含着情况的特殊性。消灭其他被围敌军集团的战斗行动，譬如说，消灭斯大林格勒敌军集团，或者是消灭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敌军集团，都是以沿向心方向实施的向心突击进行的。而这里的情况却完全是另一码事。该敌军集团本身是处于攻势的、运动着的。它要竭力突出包围，因而使用了全部的兵力和兵器。既然它是从我们这里突围，那么，我们的态势也就因此而变得困难起来。
战斗中，德国法西斯军队曾两次突破合围圈。第一次突破被制止了。他们又进行第二次突破，经过连续突击，向前推进相当远，到了贝利茨地域，到5月1日，他们在那里剩下不过5公里就可以同芬克集团军会师。当时，芬克部队正在从西面继续冲击。
但是，在这再次的突破中，德寇还是未能进到我们的后方。他们突围，又被合围，再次突围，再次被合围。他们始终在我军的合围圈中运动。然而，无论如何，这些战斗实例再次证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29万士兵就是20万士兵，更何况是为达成自己的最后目的而有目的地、拼命挣扎的20万士兵。
20万人中，突围到贝利茨地域的约有3万人。他们突围后重新置于我军的打击之下。
为了不放跑他们，我们不得不在继续以反转正面——正面向西，而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的正面向东和东北方向——同芬克作战的同时，将近卫机械化第5军部分部队，也转向东面作战，并投入第13和第28集团军的部分兵力，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几个旅，以及几支其他部队，直至方面军控制的摩托车团。里亚扎诺夫将军指挥的强击机，以超低空飞行积极行动。
每个苏军士兵和军官，都想活到已经为期不远的胜利日，他们经历了长期、艰难的战争岁月，但在这场战争的最后战斗中，为赢得战胜法西斯的胜利，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去献身。
希特勒匪徒曾数十次地企图经第28集团军反坦克歼击炮兵第530团的阵地突围。有时，德寇涌到了火炮跟前，这时，我们的炮兵以全部武器，直至军刀去对付敌人。炮兵们无比坚定勇敢。伤兵都不下火线。以帕维尔·沃尔科夫大尉为首的炮兵第4连全体成员，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这里所有的人都牺牲了，但他们没有后退一步。炮兵连长本人就是最后牺牲的人之一，他拉响反坦克手榴弹，与扑向他的一群法西斯匪徒同归于尽。
在萨拉瓦里上尉指挥的炮兵第6连，全体军官都牺牲了，剩下的只有几名伤兵。奇格林大尉，瓦里亚戈夫上尉指挥的各炮兵连，也都进行了忘我的战斗。
全团人员都表现了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反坦克歼击炮兵第530团用自己的炮火，消灭了约2000名法西斯匪徒。该团13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中6人是追认的。
过了近二十年，1962年，当我在柏林逗留，并参观巴鲁特区时，在郊外的村庄里，我还看到过这个战场的遗址。森林里留下了一些锈蚀不堪的钢盔和武器残片，在一个湖中，当时曾填满了尸体，以致其中的水都不能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