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扎多夫的相处中，就是这样。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对他的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战争，起初，一起在草原方面军，后来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最后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即使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并能对他作为我的第一副司令进行评价时，我对他仍旧保持着这种敬重和信任。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期间，作为集团军司令员的扎多夫本人及其指挥的整个集团军，表现了无比的坚定性。扎多夫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罗特米斯特罗夫指挥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卡城郊打退了德军的突击，这对库尔斯克会战南部正面出现的整个局势，无疑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不久，近卫第5集团军前出至第聂伯河，并在克列缅丘格地域渡过该河，夺取了对岸的登陆场。
1944年1月，А·С·扎多夫率领自己的集团军，参加了基洛夫格勒战役。我们实施该战役的企图是：消灭伸向我方的德军突出部之敌，并为尔后的科尔孙—舍夫琴科夫斯基战役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这一重要战役不得不在冬季，1945年1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同时，还遇上了由大量坦克部队组成的德军坚固防御。扎多夫的第5集团军完成了突破防御和解放基洛夫格勒的主要任务。该集团军部队表现了极大的坚定性和军人技能。整个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
1944年，当我被任命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并着手拟制大规模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计划时，方面军需要一支大的预备队，我请求大本营将扎多夫指挥的集团军转隶我们(当时，该集团军作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预备队，正在休整)。大本营同意了我的请求。从此以后，我就和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一起，度过了以后的整个战斗历程，直至战争结束。
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日子里，我长期克制住将近卫第5集团军从预备队中抽出，去完成那些没有该集团军的参加也能完成的任务的种种诱感，并且一直坚持到交战的关键时刻，即在维斯瓦河争夺桑多梅日登陆场的激战白热化时才使用它。
德寇往那里调遣了大量步兵和坦克部队，并一个劲地向我们压过来。情况很复杂，尤其是在左翼。
就在这时，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发挥了作用。该集团军使战斗性质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它从行进间击溃了部署在维斯瓦河东岸我们当面的整个敌军集团，扫清了通往渡口的道路，并确保了这些渡口。随后，该集团军渡至桑多梅日登陆场后，在那里占领了左翼的防御阵地。
德寇曾三次以数个坦克师的兵力实施密集冲击，近卫第5集团军打退了敌人，在自己司令员的指挥下，表现出了无比的坚定性，他们的这种坚定性尤其值得赞扬，因为参战的敌坦克中，除有“费迪南德”式、“虎”式和“豹"式坦克外，还首次使用了“虎王”式坦克。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对自己的所有决心，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情况了如指掌。凡是他定下的决心，都十分周密可靠。并且，这种可靠性并不妨碍其灵活性，恰恰相反，这种可靠性是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当我们实行军队改编措施时，扎多夫认真探讨和总结战争经验，并将它们固定在条令和教令中，他是一位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我可以大胆断言，他对陆军的了解是那样深刻和详尽，是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
在谈到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战役时，我十分满意地回想起我最亲密的战友中的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他是一位天才的集团军司令员，一位真正勤勉于战争的人。和平时期，他又是部队训练和教育的大师。
4月28日
柏林战斗正在日以继夜地进行。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柏林防御的性质问题，而不把这种观察与某个具体日子联系在一起。
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些议论，说什么柏林战斗本来可以不必那么激烈和匆忙，因而牺牲也可以小一些。
这些议论具有表面的逻辑性，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实际的情况，战斗的实际紧张程度和入的实际精神状态。而当时，人们急不可待地期望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那些想评论这种或那种牺牲是必要的或是不必要的人，那些想评论晚一天或两天可以或是不可以夺取柏林的人，应当记住这一点。否则，对柏林战斗的情况，就根本什么也不可能明白。
众所周知，从4月24日起，指挥柏林防御的是原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戈培尔是柏林防御的帝国委员，而防御的总领导，则由希特勒本人和戈培尔、鲍曼，以及他的最后一任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共同实施。
戈培尔领导民政当局机构，负责柏林市民防御的准备工作。至于魏德林，则在他就任柏林城防司令时，就在希特勒那里得到一项十分坚决的命令：保卫首都直到最后一个人。
希特勒匪徒将柏林构筑成坚固的防御，这种防御是作了长期打算的，是以猛烈的火力配系、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为基础的。越是靠近市中心，防御越严密。墙壁很厚的石砌建筑物适合于防御；许多楼房的门窗封死，只留有射击孔。
德寇将几座经过这样加固的楼房，组成抵抗枢纽部。翼侧由达4米厚的坚固衔垒掩护。街垒同时又是强大的防坦克障碍物。为构筑这些街垒，既用了木头，又用了土、水泥和钢铁。拐角上能实施侧射和斜射的建筑物得到了重点加固。所有这些，从组织防御的观点看，是很周密的。而且，德寇在防御枢纽部里备足了大量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它们是巷战中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武器。
在敌人防御体系中，地下建筑物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市内，地下建筑物是很多的。防空掩蔽部，隧道，地下铁道、地下干管、排水沟--总之，所有地下交通线，既用于机动部队，将部队在地下从一地调往另一地，同时又用于前送弹药。
敌人利用地下建筑物，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的部队将要夺取某个抵抗枢纽部时，好像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而敌人却沿地下通道，将其侦察小组、单个的破坏分子和阻击手派往我们的后方。经地下交通线出现的这些冲锋枪手、阻击手、掷弹筒手和火箭筒手小组，向行进在已占领的街道上的汽车、坦克和炮兵开火，切断通信线路，在我们前沿的后方制造紧张局势。
在柏林市区作战，要求在自己地段上直接组织战斗的首长具有高超的艺术，首先是团长和营长，因为我们的强击群多半是他们指挥的。
苏军的推进还因遇到一系列的情况而变得困难起来。在柏林，尤其是在柏林的中心地区，建有许多专用的钢筋混凝土掩蔽部。其中最大的要数地面钢筋混凝土仓库，里面可容纳由三百名至上千名士兵组成的大型守备部队。
部分地面仓库有6层，高达36米，被复厚度从1.5米到3.5米不等，而墙的厚度都在2米左右，对于当时的野战火炮来说，实际上是打不穿的。在库房的平台上，通常配有数门高射炮，既可用来打飞机，又可用来打坦克和步兵。
这类仓库整个柏林约有400座，它们是特殊的要塞，均列入柏林市内的防御体系。市内还建有许多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里面可以坐机枪射手。我们的土兵在冲进工厂场区后，常会遭到德寇从这些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射出的子弹袭击。柏林还有许多高射炮兵，在巷战期间，它在反坦克防御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不算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那么，我们在柏林损失的大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正是被敌人的高射炮击毁的。
柏林战役期间，德寇击毁、击伤我坦克和自行火炮800多辆。并且，这些损失的主要部分是在市内的战斗中造成的。
为了尽量减少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造成的损失，战斗过程中，我们采用了简易的，然而却是非常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坦克周围搞了一层“屏蔽”，即在装甲钢板上挂些铁片或铁板。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坦克时，首先穿过这第一层无关紧要的障碍物，而在这层障碍物之后，就是空隙，这样，当炮弹打到坦克装甲上时，已丧失其反作用力，因此，常常反跳，不造成坦克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晚才采用这种屏蔽呢?显然是因为，实际上没遇到过在巷战中这样广泛使用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情况，而在野战条件下，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国民突击队营得到了特别充分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补给，在国民突击队营里，中、老年人和少年占大多数。
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是一种可以使实际上未经过训练和未学过战争的人，在心理上建立起自信感的兵器，使他们坚信，只要你昨天当上兵，今天就能干得好。
应该指出，这些火箭筒手通常都能战斗到底，并且，在这最后阶段，他们比那些饱经世故、但屡遭失败和遭受多年疲劳之苦的德国士兵，表现得更坚定。
德国士兵通常只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才投降。要说他们的军官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战斗锐气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暗淡的、毫无希望的决心，即战斗到上司下命令投降那天为止。
而在柏林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在国民突击队队伍里，我想称作歇斯底里的亡命精神的一种情绪占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