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勇接着说：“他儿子前些年出海进遇到了风浪，船翻了，腿被一块木板砸坏了神经，常年卧床不起，儿媳妇丢下他们回了娘家。村里又不能看着不管，就给他找了一个老年妇女料理他和儿子的生活，这么多年了，全家基本上靠海振江的工资维持生活，过得很苦。”
案情基本清楚了，为了进一步查清“凤钺”失踪的来龙去脉，郭政决定即刻返回市里。他一面布置梁志勇派民兵严密监视海家，一面叮嘱梁鸥注意保密，小鸥调皮地答应着，同时又撒娇地不让郭叔叔走。
当天夜里，郭政一行回到市时，立即安排警力对市环保局的海振江进行监控。
六
话题拉回到1948年的秋天。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打响了辽沈战役，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在冀东地区也相继解放了几座城镇，滨海县就是这时获得解放的。翻了身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斗地主、分田地，土地改革轰轰烈烈，镇压了大恶霸、大土匪荣世贵，分了他的财产和土地，可有一样东西却是无法分配的，这就是那一对龙凤钺。
龙凤钺，安放在一只精致的红木匣内。两只钺形状相同，酷似一对大板斧，表面镀银镶金，不同的是一只镶的是一条金龙，另一只则镶的金凤。两只钺看上去金光灿灿，格外耀眼，紫檀木的手柄上也分别镶嵌着龙凤。那时人们的观念是只注重物品的实用性，对于这对砍不能砍，砸不能砸的东西谁也不愿意要。最后只好由军管会保管起来。
在红木匣内还有一本手抄的小册子，根据小册子记载，人们知道了这对龙凤钺的来龙去脉。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见大势已去，于15日一大早出西华门逃出北京城，一路向山西而去。在进入山西地界时，遇到一伙儿被打散后正在集结的义和团，仓皇之间慈禧化装成农妇躲过人们的视线。但不知何故，慈禧西逃的消息还是被这伙儿义和团知道了，他们一路尾随西进，伺机向朝廷请愿扶清灭洋。这使慈禧更加惴惴不安，为了掩人耳目，同时又不暴露行踪，慈禧命令当时随队的一名把总荣元昌带人将他们全部杀害。
庚子事件后，清政府迫于外国侵略势力的压力，于第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北京城这才渐渐平稳下来。慈禧回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有功”之臣进行褒奖，为表彰荣元昌屠杀义和团有功，慈禧亲赐他这对龙凤钺。后来，这龙凤钺就传到了荣世贵的手上。
军管会撤消后，龙凤钺上交市文管所，也就是后来的博物馆，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滨海县的造反派在县中学礼堂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他们派出三百多人的队伍，强行从市博物馆把龙凤钺“接”走了。这个展览会倒是搞的很庞大，除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打、砸、抢”来的大批丰硕“成果”外，特意把龙凤钺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这倒使许多群众大开了眼界。然而当时的滨海县也受到了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刚刚夺取了县委和县人委的大权，全县处于一种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大型的展览，只在大门上加了一把铁锁。虽说夜间有巡逻队，但防范却是相当地松懈。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黑影从窗户跳进了礼堂，恰恰被巡逻的红卫兵发现了，在一片围堵声中，窃贼仓惶中只拿走了一只凤钺。由于当时的公安机关也被砸，成了专政的对象，加之现场破坏严重，所以一直也没有破案。
七
调查工作首先从海振江开始，石陶在走访了市环保局后又调取了海振江的档案材料。海振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海振江，今年56岁，十足是一个秃了顶的小老头。文革期间，他是县中学一个小造反组织的“小头头”，带人参加过砸公检法的行动，1968年成了县“红革联”的领袖人物，在实行“三结合”时鬼使神差地进了燕南市工会。1983年，在清查历史问题时，由于打砸抢问题下放到市环保局做一般办事人员，现在年纪大了，在收发室收收报纸、信件，顺便看守大门。
对于已经掌握的情况，郭政向局长进行了汇报。通过对案情进行分析，二人均感到了破案的难度，案情虽然清楚但没有真凭实据。郭政决定，还是先到博物馆去看看再说。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时中叔慧来电话说，原来封存在市博物馆的“龙钺”也不见了。这真是晴天一声雷，郭政顿时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急忙带上“石头”，火速赶往市博物馆。
中叔慧是奉公安局长的命令护送凤钺去博物馆的，这样就可以完璧归赵了。那么，龙钺怎么又到了市博物馆呢？原来自从那次凤钺失踪后，市文管所的造反派们也迅速地赶到滨海县，把龙钺收回了，由于缺少了凤钺，所以只能把龙钺暂时封存在了文管所的仓库内。
郭政二人赶到市博物馆，博物馆保卫科长及中叔慧等早已在大门口等候着，他们一起进入地下室，明亮的灯光把室内照射的如同白昼，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览无余。科长说，这个地下储藏室是去年夏天才建成的，所有的设施都是现代化的，防潮、防尘、防静电。在经过各方面的专家严格检测和鉴定后，去年8月份才把所有的馆藏文物搬进来。
在这之前，中叔慧已经对现场进行了拍照，郭政又仔细地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听取了小慧和保卫科长的汇报。
中叔慧奉局长的命令，携带着凤钺秘密地来到市博物馆。馆长在保卫科长的陪同下共同验看了凤钺及各部细节并打了收条，馆长和科长双双在上面签字，一枚大红的印章不偏不倚地盖在了收条的正下方。
三人来到地下室，地下室的大门紧闭，但却看不见锁在哪里，只有门的一侧有一块键盘，上面布满了各种颜色的按钮。馆长和科长分别在上面输入了相应的密码，电脑又提取了中叔慧的指纹。大门自动打开，室内物品摆放的井然有序，只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精致的木箱，这就是存放龙钺的所在。箱子上一个金黄色的大叶锁紧紧地扣在中间位置上，两对封条交叉地分别贴在两侧的箱缝上，红色的印章清晰显眼，在箱子的左上角还有一组用毛笔写的黑色数字――“124”。三人查看后并未见异常，于是由馆长亲自启封，开锁，当箱盖打开的一瞬间，空气顿时凝固了，呼吸霎时停止了。
龙钺不翼而飞了。
郭政等人再次对地下室进行了勘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箱扣非常结实，锁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就连封条也没有发现异常。郭政紧锁双眉，陷入了沉思。突然，郭政看见了馆长手里拿的钥匙，他若有所思，把钥匙拿过来仔细地观察着。
这是一种铜制的钥匙，共两把，平时是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的。与众不同的是这种钥匙不仅宽大，并且沟槽也很特别，从上到下越来越窄，郭政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奇形怪状的钥匙。
八
在公安局的小会议室里，郭政正在召集有关人员分析案情。参加会议的除石头和小慧外，还有市博物馆的保卫科长李文忠，痕检专家老杜。郭政首先简要介绍了案情，紧接着中叔慧对博物馆现场勘察情况作了说明，由于一点证据都没有，案情似乎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沉默的气氛，石陶首先发言：“依我看，这一定是内部作案，如此防备森严外人是根本不可能进入博物馆地下室的。”
中叔慧插话说：“犯罪嫌疑人要进入地下室作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打开地下室的大门，必须有馆长和保卫科长两个人的密码，缺一不可，其他人进入地下室也必须保留指纹，并且这个指纹长期存贮在电脑里。我调取了电脑里全部指纹记录，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第二，即便犯罪嫌疑人能够进入地下室，要找到装有龙钺的木箱也如同大海捞针，除非他对地下室的情况非常熟悉。第三，找到木箱后必须撕掉封条，打开大锁，可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是，锁是完好无损的，封条更是纹丝未动。”
石陶说：“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箱子在进入地下室前龙钺就已经不在了，更确切地说是在贴封条前就已经失窃了。”
李科长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反驳说：“去年8月在搬家的时候，有各方面的专家专门进行了检验，我们保卫科的同志在现场一件一件地进行了检查和对照，技术室的几名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登记造册，而后上锁、贴封条，要说在贴封条以前被盗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在进入地下室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会不会出现什么疏漏呢？”郭政问了一句。
会场出现了暂时的沉默，大家都默不作声，陷入深深的思考当中。
这时痕检专家才能杜说：“郭队长，我对那把锁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锁孔内有一些细小的微粒。经过化验，证明它们是铝金属的粉末，也就是说锁曾经被一把铝制的钥匙或者其它铝制工具打开过。”
郭政问道：“在锁孔里怎么会留下粉末呢？”
老杜想了想说：“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使用的时候可能钥匙与锁孔不能很好地啮合而用力过猛，使钥匙被锁内机件切割下来些许微小的颗粒，第二种可能是所使用的钥匙是刚刚配制的，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打磨，钥匙在插入锁孔的时候，上面的微粒自然就留在锁孔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