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诚地欣赏像他这样的人。他很真实。很少有人知道，我和索布恰克之间保持着如此亲近、同志式的关系，他非常值得信赖。我想，我能够称他为‘老同志’。”
2000年2月19日深夜，因心脏病再一次发作，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猝然去世。这一幕发生在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市的一家宾馆里。索布恰克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被人们发现时他已经离去了几个小时。在自己最后一部著作的最后一节中，索布恰克这样写道：“我该离开了……”他到底走了，到了死亡的彼岸。
得知索布恰克的死讯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往加里宁格勒市派出一架专机。从克里姆林宫拍给索布恰克妻子和女儿的吊唁电报中普京写道：“因他的离去我们无法平静。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是我的亲人和老师。他不仅启蒙了我，而且将永远是我做一个品行端正和信念坚定者的榜样！”
2000年2月24日，公民追悼和与索布恰克遗体告别仪式在圣彼得堡塔夫利切宫举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首批参加吊唁者之一。来到这里的还有阿纳托利·丘拜斯、鲍里斯·涅姆佐夫等政治人物以及奥列格·巴西拉什维利、基里尔·拉夫罗夫、柳德米拉·韦尔比茨卡娅等知识界代表和加里宁格勒州州长列昂尼德·戈尔边科。索布恰克的遗孀纳鲁索娃不允许圣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出现在葬礼上。
尽管天气严寒，但来与索布恰克做最后告别的队伍仍然排得非常长：从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娜街一直排到塔夫利切宫。在队伍中站了好几个小时的还有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对索布恰克最不友好的《独立报》的老板。
曾经非常猛烈地批评过索布恰克的《消息报》此时也表达了自身的歉意：“索布恰克有过辉煌的过去。当像他这样的人走向政坛的时候，我们曾开始期待出现奇迹。奇迹没有等来，于是我们还在他们走向政坛的最初阶段就开始失望了。在选举中，他们的声望扫地，惹得对手借助于总检察长和检察官们的力量‘纵狗捕狼’。也好，他们教会我们批判性地重新审视过去和不崇拜偶像。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用全新的思路来评价一些事情，比如发生在索布恰克身上的。”
普京和索布恰克(18)
索布恰克的遗体被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的尼古拉墓地。“Tempora mutantur,et nos mutantur in illis——时代在变，我们应当与时俱进。”索布恰克经常将这句罗马谚语挂在嘴边，但他自己却没有尊奉它。他还有另外一句罗马谚语：Pereat mundus et fiat justitia——即便整个世界毁灭，真理仍旧会存在。不，受到俄罗斯政治不公正对待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死后，世界也没有毁灭。
对于索布恰克自己来说，他的“走向政坛”是充满矛盾、冲突和非常不顺利的。由他帮助和提携的许多人今天管理着俄罗斯国家事务。对他们中的很多人，其中包括普京而言，索布恰克的确是一位老师，一位才能卓越的老师，但他自身也充满矛盾。
他不仅为身居高位的人提供了正面的，也提供了反面行为的范例。
两位总统(1)
鲍里斯·叶利钦和弗拉基米尔·普京
一些报纸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证实，叶利钦和普京个人之间的关系最早开始于90年代初。鲍里斯·叶利钦的回忆录《总统马拉松》对这个问题做了彻底地澄清：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与自己继承人之间的相识只是在1997年3月才开始的。那时，普京担任克里姆林宫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不久以后普京成为了瓦连京·尤马舍夫领导的总统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主管地区事务）。
有时普京会留下来听候“老人”的调遣。叶利钦写道：“那时我们不得不经常见面。普京的报告清晰、明了，堪称典范。他努力不想‘套近乎’，有意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搀杂个人因素。但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想和他交谈！他敏锐的反应能力让我惊奇不已。有时我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也让一些人感到紧张，要去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词，而普京回答问题则比较平静。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沉稳，尽管他很年轻。在我看来，这个人完全能够应付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可以干净利落地完成任何重任。开始时我对他的人品还有点保持警惕，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在这一阶段，克里姆林宫、白宫以及地方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发现了普京这个人非同寻常，但是，一些政治观察家却没有注意到他。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同样也没有人说他是叶利钦圈子里的成员。这个圈子在我们的媒体中更多地被称为“家族集团”。当然，普京非常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所有成员，并与他们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他没有进入家族集团圈子，也并不想进入。1998年夏，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鲍里斯·叶利钦决定更换联邦安全局领导人，包括解除局长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将军的职务——从1974年开始，他就是一名国家安全人员。叶利钦对科瓦廖夫没有任何指责，但是却不满意科瓦廖夫在联邦安全局享有比较高的威望以及不止一次表现出的判断问题时的独立性。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真想过，由谁来接替科瓦廖夫呢？答案在刹那间就出来了：普京！首先，他在安全机关工作过多年；第二，他进过宏观管理大学校。但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值得信任：这个人可以忠于民主、市场经济观念，并且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就这个问题征求了总理基里延科、而不是普京本人的同意后，叶利钦任命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任命通过后，普京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兴奋，与科瓦廖夫将军的交接工作都是程序性的。到了8月底，也就是金融危机和基里延科政府被解散以后，叶利钦邀请普京到克里姆林宫并与他做了一番长谈。叶利钦建议普京重新回到军人编制，取得将军的军衔。普京的回答出人意料：“为什么呢？我1991年8月20日就离开了国家安全机关。现在我是一个平民，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力机关应当由文人来领导。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是保留预备役上校的军衔为好。”
1998年秋天，普京对联邦安全局机关总部进行了机构调整。这一调整并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分关注。在这次调整中，许多军官被强令退休，但这些人并不完全是年纪大的人：在联邦安全局机关内，有许多人有优待任职期——工作一年算两年。普京任命了谢尔盖·伊万诺夫、维克多·切尔克索夫和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三人为副局长，他们都是普京早在情报机构或是列宁格勒工作时就认识的。同样来自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夫被任命为联邦安全总局一个直属部门的领导。普里马科夫对这些任命明显表现出不满，但叶利钦认可了联邦安全总局的这些人事变动。总统对普京的工作非常满意。
索布恰克从圣彼得堡出走这段历史并没有使叶利钦和普京之间产生隔阂。普京本人在索布恰克抵达巴黎之后向叶利钦做了粗略的汇报，叶利钦在回忆录中也写了这段“小事”：“普京比任何人都了解索布恰克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是普京的前上司和政治导师。普京很快去了圣彼得堡，会见了医生小组成员，包括现任卫生部长舍甫琴科，他说想让生病的索布恰克去国外治疗。由于恰逢十月革命节，圣彼得堡的形势比较平静。普京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网，联络了一家私人飞机公司，将索布恰克送到了芬兰。从那里，索布恰克转机到了巴黎。而当时的一些调查人员警告索布恰克说，他应当留在圣彼得堡，哪儿也不能去。但是调查人员警惕性不高，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帮助被捕者。但是这个人出现了。晚些时候，我知道了普京的行动。我深深尊敬和感谢这个人。”
在该书的100页后，叶利钦重述了索布恰克出走的这段历史。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但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普京不急于觊觎权力顶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觉到处在顶峰位置上的危险，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当我知道普京把索布恰克‘偷运’出境后，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这种行为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让普里马科夫下台的必要性后，便经常痛苦地反问自己：谁会支持我呢？谁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后呢？突然，我茅塞顿开——普京。” 1999年3月2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兼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在叶利钦和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之间的冲突中，普京无条件地、二话没说地站在了叶利钦一边。在1999年4月2日的一次特别新闻发布会上，他坚定地指责总检察长的行为让这一职务的诚信和尊严遭到了玷污。《总结》杂志编辑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在自己的文章《迷惘时刻》中认为，正是在这一天，总统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发布会。他将食指指向空中：“喔！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命运就从此改写了。”
两位总统(2)
但事实上，普京的命运在4个月中并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