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间。显而易见，在缺乏对丘拜斯稳固信任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不允许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实验。
弗拉基米尔·普京更能赢得公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这是俄罗斯新总统最成功之处。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阐明：“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开和诚实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将保证我们避免重犯以前的错误，它是一个全新‘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1)
这是一项我们曾多次提到的任务，也是在20世纪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解决这一任务，俄罗斯就无法在新的21世纪取得成功。
避免激进主义和教条主义
不能将经济学归入精确科学的范畴之内，经济规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会同物理定律那样一成不变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从1968年开始，诺贝尔委员会也为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授予诺贝尔奖。不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应用经济的代表，而非基础经济学的代表。
在经济学中，存在有许多学派、观点、理论、流派，它们彼此之间经常进行论战；对于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学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在争论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教条，而违背现实地顽固坚守这些教条会导致失败和崩溃。
在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最重要学说的奠基者有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者还有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约翰·凯恩斯，他们这几个人都不是教条主义者。“货币主义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在自己最后一本阐述货币理论新概念著作的序言中，弗里德曼重复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我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不过，马克思和弗里德曼的狂热追随者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不能也不想更改自己导师的理论和公理，或是对这些公理的简单化解释进行任何改变。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那些自称是他的学生的人：“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不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称盖达尔和丘拜斯是“货币主义的杂种”，在这里，他指的是盖达尔和丘拜斯的经济和思想学说非常肤浅。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里，教条主义众所周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上，前苏联都不允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其他所有与私有制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经营形式的存在。此外，诸如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剥削和利润的本质、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对大生产和小生产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今天，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仍然存在着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在公正地批评现代俄罗斯真实情况的同时，俄共的刊物不仅将20世纪70年代、而且还将30年代的苏联现实做了一番美化。
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取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在分析后苏联时期现实基础之上的俄罗斯新经济学说。作为苏联前辈的继承人，对1992～1998年俄罗斯政府决策产生最大影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也证明自己是一些教条主义者。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实践者，他们也很不成功。
通过这些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俄罗斯形成了混杂着各种各样原则、还无法认知其科学性的经济和经营体制。无论是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本身，还是法律专家、寡头和西方专家们，都无法理解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自发过程。最近几年里在托木斯克市、沃尔库塔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克麦罗沃市、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州以及下诺夫戈罗德市等地所发生的诉讼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只法律专家，而且还有各种股票、债券、票据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本身也难以理解，哪一些财产属于他们所有？怎样支配它们以及对它们有何种期望：是赢利还是亏损？是公正的执法者还是找上门来的杀手？
开始于2000年底、围绕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欺诈案的司法诉讼，就在这两位前寡头的股票及财产性质和数量问题上混乱不清。从法律上来说，今天的一些俄罗斯大公司、集团和矿藏属于境外某一个太平洋小岛上注册的公司。可能，人们只能在荷兰和塞浦路斯的法律事物所才找得到一些大公司或集团的真正所有者。但是，也有一些工厂、矿山、中介事物所，它们的法人地址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这里，我不想谈及那几千家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商业运作之后，在注册了不到两三天就消失的公司。从正式出具的收入申报单上，人们不仅根本无法弄清楚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拥有和管理着哪些资产，而且也很难了解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拥有哪些资产……
西方专家对于一些公司的运作也是一头雾水，它们从来没有全额支付过电费和天然气费、欠付数额较大的税费和职工工资、货物已经发走却无法收回货款，但却成年累月地运转而没有破产。各种易货交易和价值几亿卢布的变相货币也是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咄咄怪事，这里我们还不想说在经过乌克兰国境向西方国家输送天然气的途中损失了几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的事情。事实上，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将所有这些令西方惊诧的记账贸易形式称为“俄罗斯经济致力于自我保护的灵活性和牢固性指标”。
普京将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吸收进了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尽管他们在2000～2003年间的新职位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也没有被社会舆论列入自由主义的教条者的行列。显而易见，这些任命是政治妥协或者称是选择性较窄的结果。在这些年里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根本无法靠马克思主义或者货币主义的建议走出当前的困境。无论是总统、政府，还是国家杜马立法者们，都应该从事物的现实状况、而非从某种教条经济学说出发。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2)
对我们来说，健康理念应该是优先的立足点。曾经担任过法国内务部长，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西蒙·拉普腊斯(1749～1827)曾说过，许多科学上的重要原理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对健康理念的总结之上。
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选举的失败是激进共产主义的失败，尽管激进主义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曾逐步缓和，但却依旧保持了对国家基本制度、对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内经济的绝对影响力。但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右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取代了社会主义的左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其标志是他们开始破坏、扭曲和改造以前曾经创造的一切。
左倾和右倾激进主义的表现惊人地相似，而有时这种相似性被人有意识地加以强调。看来是有意而为，叶戈尔·盖达尔将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取名为《国家与进化》——很显然，这是在“克隆”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98年，盖达尔发表了自己的纲领性文章——《旁观者们的建议》，而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与此完全同名的重要文章。许多人谈论、也写过关于丘拜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说法并非无稽之谈。丘拜斯曾经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经过几年时间的突击，达到其他国家用了几百年所达到的水平。” 比较而言，斯大林则要谦虚得多，他曾号召苏联劳动者用1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在10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在1998年8月那场让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危机中，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感到了恐慌。不过，一部分更为激进的货币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塔季扬娜·瓦洛瓦娅、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叶莲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康斯坦丁·博罗沃伊等人则主张继续进行“宏观经济试验”，缩减社会保障，强硬性确保稳定，甚至恢复国家短期债券市场。“市场为我们安排了这场试验。我们是在学习如何建成资本主义，谁也无法保证，这次学习将是免费进行的。” 归纳起来看，形形色色的有关国家经济快速、强劲发展的承诺在1991～1992年和1997年两个时间段内最多，但也正如1998年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承诺都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就连曾经连续几年出任总统经济顾问的亚历山大·利夫希茨也请求这些激进主义者保持冷静，因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商店正关门盘点货品”。一位较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曾公开承认，“与战时共产主义相比，硬挺着的货币主义好不了多少”。
自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激进主义者的左右两派都重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明日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开始不时地向总统发出呼吁，要求尽早通过动员经济纲领，对财产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分配，并通过扩大对大笔财产征税、没收充公等办法偿还俄罗斯所欠付西方国家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