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曼是一家私营生物技术公司吉龙生物医学公司的科学顾问，这家公司主要从事和多利羊差不多的动物克隆的研究，他还是一家农业生物技术公司阿德普罗特克的非执行董事。他也是转基因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拉赫曼在很多问题上都称得上不偏不倚，但唯独在转基因生物问题上态度十分偏颇。
塞斯伯里勋爵在1997年的选举中为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捐资甚多。由于他的贡献，塞斯伯里获得了布莱尔内阁的一个职位——科学大臣。他的科学资质微不足道，但他却是两家转基因生物科技公司——戴尔特克和伊诺特克的重要股东，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转基因生物。
为了进一步巩固布莱尔政府和世界主要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关系，良好关系公司的董事戴维?希尔（曾于1997年和2001年两次协助布莱尔成功当选英国首相）同时负责孟山都在英国的公关宣传。
尽管英国皇家学会公开声明普兹泰的研究“存在瑕疵”，但是他们从未对这一重大研究进行过一次“无瑕疵”的研究,这给英国皇家学会自吹自擂的科学中立性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说明英国皇家学会的“醉翁之意”不在于科学公正性而在于其他。
《柳叶刀》在发表了普兹泰的文章后，遭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和生物技术行业的猛烈抨击。这种压力迫使普兹泰论文的合作者斯坦利?伊文教授最终放弃了阿伯丁大学的教职。
科学屈从于公司利益
普兹泰事件威胁到了整个转基因计划的发展，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只是压制独立研究、直接修改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具有潜在负面作用的数据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事实上，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条潜规则。
2000年布莱尔政府命令一家私营企业谷物种子公司开展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其目的是证明转基因种子的安全性，可以将其列入农民可以购买的“国家种子清单”当中。
伦敦的《观察家报》后来得到了英国农业部的一些内部文件，其中披露了正在进行的一些奇怪的科学实验。谷物种子公司至少有一个研究人员篡改了科学数据,“使实验中的种子看起来比实际上要好得多。”得到这些信息后，农业部不但没有停止实验，解雇这名研究人员，反而建议一种转基因植物新品种通过认证。
另一个英国政府干涉学术自由和科学诚信的例子是，开放大学的高级学术科学家,后来成为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侯美婉被迫提前退休。侯美婉曾是美国国家基因学基金会研究员，多次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就生物科学问题作证。她在基因学方面著述颇丰，被公认是转基因科学的知名专家。
她的“失误”在于她在转基因食品存在隐患方面说话太多了。2003年，她在“转基因植物国际独立科学专家组”工作时，极力反对草率作出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科学主张。
第20节：奴颜婢膝(5)
她警告说，转基因是一种与正常动植物繁殖完全不同的繁殖方式。她说：“与你们所听到的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说法正好相反，转基因的过程并不精确细致。这个过程是无法控制和不可靠的，它往往对宿主基因组造成损害和扰乱，产生完全不可预知的结果。”这番话足以让转基因游说集团强迫她“退休”了。
为了保护由国家资助的转基因食品和农作物安全研究的所谓诚信，布莱尔政府提出了一套新的行为规范。根据政府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BBSRC）制定的准则，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的任何研究人员如果胆敢说出他在转基因植物方面的研究发现，将被免职，被控违约甚至吃官司。
有很多机构也在做转基因食品的类似研究，例如约翰因斯中心的塞斯伯里实验室。塞斯伯里实验室是英国顶级的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其经济资助过去主要来源于捷利康公司等生物技术巨头和塞斯伯里勋爵本人。作为科学大臣，塞斯伯里勋爵要求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资助力度，以实施政府压制科学异己的生物技术监管工作。
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理事会由对研究结果有直接资助获益关系的大型跨国公司的代表组成，而乡村土地所有者协会这些代表公共利益的团体则被拒之门外。
2003年3月，在布莱尔政府的游说集团中出现了一个异己分子(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此人名叫布莱恩?约翰博士，他反对将没有检验过的转基因产品不加限制地引入英国人的饮食中。布莱恩?约翰博士向英国杂志《转基因科学评论》投了一篇文章，题为《论转基因科学的腐败》。在文章中他指出：“在转基因研究领域中、在同行评议过程中以及在公开出版的过程中，毫无平衡可言。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企业对科学的独家所有权，或者至少感谢它的这一部分……科学尊严是一个输家，公共利益则是另一个输家。”
约翰博士还对英国皇家学会在转基因科学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文章中他提到，“一些不合时宜的研究永远不会见到天日。”他还指出：“防止学术欺诈行为是一码事；压制会得出不利结果的实验是另一码事。”约翰还进一步指出，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有关转基因粮食安全研究的文献目录完全是一边倒，收录了大量支持转基因技术的论文，这些论文要么出自政府部门，要么直接来源于生物技术行业。“几乎没有一篇论文涉及转基因食品喂养动物的实验，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一篇论文涉及在人体上做过的实验。”
普兹泰在罗威特研究所的研究是英国最早的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涉及活体动物的研究。布莱尔政府发誓，决不能“重蹈覆辙”。2003年6月，正当英国下院对支持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的时候，托尼?布莱尔炒了环境大臣麦克?米彻的鱿鱼。米彻后来公开反对参与伊拉克战争，当时他正负责该部对转基因植物及其对环境影响的为期三年的研究。他公开对当时盛行的转基因农作物的研究持批评态度，并呼吁政府在允许全面应用转基因产品之前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由于米彻先生已经成为基因革命的绊脚石，他的下场就和法国大革命时常说的一样——“上了断头台”。
不管布莱尔政府对转基因革命的支持有多么坚定，但与大西洋对岸的最亲密盟友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美国是世界农业转基因革命的摇篮，在控制这场革命的进程和争议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面。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的转基因运动的政策渊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越南战争时期以及尼克松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期间，它就已经崭露头角。亨利?基辛格是靠沾洛克菲勒家族的光起家的，在基因革命的早期他注定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他把“运用粮食作为武器”这一理念引入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从此以后，“粮食武器”成为美国影响深远的政策信条。
第21节：小巫见大巫(1)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小巫见大巫
“狡猾的”尼克松和更狡猾的洛克菲勒兄弟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粮食与石油一起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中的关键支柱。主导全球粮食市场与主导全球石油市场和武器市场一样，成为华盛顿政策的核心。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成为美国新粮食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都以300％～400％的速度上涨。在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95％，华盛顿和粮食巨头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粮食武器的核心。通过美元贬值和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不断巩固自身高效农业市场的优势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通过控制世界粮食供应及价格，美国的地缘政治权力获得持续的战略性增长。在整个美国粮食政策制定和世界粮食结构重塑过程中，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培养的政治精英基辛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美国在越战时期掉转船头
1969年1月，当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正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但是极少数精英分子把这次危机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都不敢苟同。
接下来的六年里，在尼克松主政下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军事上的重挫——越南战争的失败。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涌向华盛顿游行示威,抗议这场看似毫无意义的战争。应征入伍前往越南的美国新兵士气空前低落，士兵们吸毒成性，被激怒的反叛士兵在战场上“故意打伤”或杀掉他们的连长。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被装在尸体袋里“荣归故里”。当时，五角大楼还允许媒体拍摄运回国的战死士兵的照片。
美国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美国战后的优势第一次面临被西欧和日本新兴的更有效率的工业所赶超。截至1969年尼克松执政时，由于外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日益增加，外国中央银行要求用黄金,而不是美元支付，这导致美元陷入了极端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