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正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开的；但是法国革命涉及现世，宗教革命则为来世。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也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的社会。它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
法国革命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始终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正因如此，法国革命既能为一切人所理解，又能到处为人仿效。
法国革命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热情，在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热情。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由此，它终于带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时人为之震恐；或者不如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为既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无来世生活，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将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整个世界。
尽管如此，不能认为法国革命所采取的手段是史无前例的，它所宣传的一切思想都是完全新颖的。在各个世纪，甚至在中世纪兴盛时期，都有这样的鼓动宣传者，他们为了改变具体的习俗而援用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并以人类的天赋权利反对本国的政体。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18世纪燎原于欧洲的这同一火炬，在15世纪就轻易地被扑灭了。
要想使这种学说产生革命，人们的地位、习俗、风尚必须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为学说的深入人心作好精神准备。
在某些时代，人和人之间如此迥异，以至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他们竟成了无法理解的思想。在另一些时代里，只要将某一法则的朦胧轮廓远远地向人们展示，他们便能立即辩认并趋之若鹜。
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国革命使用了各种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四章 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曾经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建立了近代国家的那些民族，在种族、国家、语言诸方面都各不相同；他们只是在不开化这点上彼此相似。自从定居于罗马帝国的土地之日起，长时期内，他们互相厮杀，一片混乱，而当终于稳定下来时，他们发现被自己造成的一片片废墟分隔开来。文明毁灭殆尽，公共秩序荡然无存，人际关系变得艰难险恶，庞大的欧洲社会分裂为千百个彼此迥异、互相敌对、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社会。
可是，在这片支离破碎的混沌之中，突然间涌现出统一的法律。
这些制度并非模仿罗马法制，而是与罗马法相对立，人们利用罗马法才能改造它们、废除它们。它们的面貌独特，与人类以前建立的法律截然不同。它们彼此匀称对应，共同构成了由一个个连接紧密的部分组合的整体，其严密程度不下于我们现代的法典条文；这是用于半野蛮社会的高深的法律。
这种立法怎么会形成、推广并最终遍行欧洲呢？这个问题我并不想探讨。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中世纪，这种立法就或多或少在欧洲各地出现，而且在很多国家，它排除其他一切立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有机会研究了英、法、德诸国中世纪政治制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十分惊异地看到，所有这些法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各个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却有如此相似的法律，这不能不使我为之赞叹。由于地点不同，这些法律在细节上出现不断的、无止境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基础却到处都一样。当我在古老的德意志立法中发现某种政治制度、规章、权力时，我事先就已知道，如果仔细研究下去，也会在英国和法国找到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东西，而我也确实找到了它。英、法、德三民族，只要研究其中一个，其他两个就更好理解了。
在这三个国家里，政府都是依据同一准则行事，议会都是由同样成分组成，并被赋予同样权力。社会以同样方式被划分，同样的等级制度出现在不同阶级之间；贵族占据同样的地位，拥有同样的特权、同样的面貌、同样的秉赋：彼此毫无区别，到处都一模一样。
城市结构彼此相似，农村依同样方法治理。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而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彼此相似的制度，都源于同一种精神。可以说，14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和文学制度所具有的相似性，比当今制度具有的相似性更大，尽管现代文明致力于开辟条条道路，冲破重重关卡。
我的目的不是要讲述欧洲的旧政体如何逐渐削弱颓败；我只想指出，在18世纪欧洲政体到处濒临崩溃。一般说来，这种衰落在大陆东部不太突出，在大陆西部较为突出；但是在一切地方都能见到旧政体的老化，甚至衰败。
中世纪各种制度的逐渐衰落过程，从当时的档案中可以找到证明。我们知道，当时的领地都有名为“土地赋税清册”的登记簿，在上面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标出采邑和征收年贡土地界限，欠付地租、服劳役以及当地惯例。我看过14世纪的土地赋税清册，它们记载清晰、井井有条、十分确切，堪称杰作。尽管知识已普遍进步，可是离我们年代越近，土地赋税清册反倒变得模糊、杂乱无章、记载不全而且混乱不堪。看来市民社会转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会堕入野蛮之时。
欧洲的古老政体在德意志比在法兰西更多地保留着原始特征，然而即使是在德意志，它所创立的一部分制度，也已经到处遭到摧毁。考察残存物的现状比发现失去的东西，更能使人判断时间的摧残作用。
自治市制度早在13和14世纪就已经使德意志的主要城市成为一个个富庶开明的小共和国，到18世纪依然存在；但是城市今天徒有其表。它们的一套方法似乎仍在执行；它们设置的行政官员仍保留原先的名称，而且仿佛在管理同样的事务；但是积极性、活力、市镇的爱国主义，以及城市制度所激起的刚毅而取之不竭的品德，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些旧制度仿佛原封不动地倒塌在自己身上。
今天依然存在的一切中世纪权力都患有同一毛病，它们全都同样地衰落和毫无生气。不仅如此，有些本身不属于中世纪政体的东西，由于被卷入其中而带上强烈的印迹，也都立刻丧失了生命力。处在这样的形势下，贵族阶级沾染上老年虚弱症；在中世纪，政治自由的成就到处可见，然而只要它今天保留着中世纪的种种特征，它便得了不育之症。省议会虽原封不动地保留其古老政治形式，但它们阻碍着文明的进步，而未能对它有所帮助；看来它们同新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同时民心也背离了省议会，而倒向了君主。这些制度的悠久历史并未使它们变得令人尊重；相反，它们在老化，一天天地声名扫地；令人奇怪的是，由于它们更加衰落，它们的危害力越小，而它们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一位支持旧制度并和旧制度同时代的德意志作家曾说道：“现存事物已经普遍刺伤人心，有时还变得可鄙。古怪的是，现在人们对一切旧的东西均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些新看法竟然也出现在家庭内部，并扰乱了家庭秩序。就连主妇们也不愿再忍受她们那些古老的家具了。”然而，这同一时期的德国同法国一样，社会活跃繁荣，蒸蒸日上。但是有一点必须认真注意；这是点睛之笔：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都来自新的根源；这一根源岂止是新的，而且是对立的。
这个根源便是王权，但与中世纪王权毫无共同之处，它拥有另一些特权，占有另一个地位，带有另一种精神，激发另一些感情；这便是国家行政机构，它建立在地方权力废墟之上，向四面延伸；这便是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官吏等级制度。所有这些新的权力都遵循着中世纪闻所未闻或拒绝接受的准则和方法行事，它们确实关系到中世纪人连想都想不到的某种社会状态。
在英国，情况与刚才谈到的一样，虽然人们一开始会以为欧洲旧政体仍在那里实行，如果忘掉那些旧名称，抛开那些旧形式，人们便会发现，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社会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犹如供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