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每科进士分一甲、二甲、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属第一甲，获此殊荣者叫夺魁。下表录自南京夫子庙展览室。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直隶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北 广东 湖南 贵州 河南 陕西 四川 蒙古 状元 40 20 9 6 4 4 3 3 3 3 2 2 1 1 1 1 榜眼 26 29 7 5 7 1 10 6 5 4 5 2 1 1 探花 42 27 4 3 6 5 1 5 4 6 1 2 1
一队夷齐下首阳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是清初恢复科举考试的一个目的。这一着的确奏效。
八旗铁骑入关，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的情绪，有的甚至遁入山林，拒绝跟清朝统治者合作。清初恢复科举考试并出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参加考试。康熙、乾隆两帝还要各地官府推荐隐逸名士参加制科考试。于是他们纷纷下山，走出家门，进入考场，自愿参加到为清朝服务的选士行列中。《清朝野史大观》有一篇讽刺文章《一队夷齐下首阳》可以佐证。
明国变后，诸生多抗节不受试者。后出示云：“山林隐逸有志进取者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诗嘲之曰：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常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吃精光。
“夷齐”、“首阳”、“周粟”，出自《史记·伯夷列传》：“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明朝诸生效法他们，为了抗节，杜门不出乃至上山，现在为了肚子，不得不走进考场应试。顺治三年，取中的进士，一甲3名，二甲57名，三甲293名。顺治八年，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参加了科举考试，中副榜。《清史稿·选举志四》上说：“自康乾两朝再举词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当然也有少数坚持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始终不参加，不与清朝合作，例如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等。
钱穆在《国史大纲·明末志士之气节》中说：“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借……”寻求经济出路是明诸生下山、出门参加科考的主要原因。
老考生
在封社会，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无疑是一条灿烂诱人的道路。考上秀才，在乡里就会被另眼相看，考上进士肯定就有官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千上万，而统治阶级提供的资格名额却很少，有人把科举描绘为知识分子的羊肠小道，是十分形象而准确的。为了实现理想，有的读书人考了一年又一年，由黑发考到了白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封建社会白发考生不知有多少！下面是清代一些老考生：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广东考生黄章，年已百岁，还参加顺天乡试。进考场时由曾孙打着书有“百岁观场”4字的灯笼前导。黄章是40岁才中秀才83岁选为岁贡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西李炜100岁，参加会试。
道光六年（1826）广东104岁老人陆云从应会试，没考上，道光帝恩赐国子监司业衔。
据王建辉、易学金主编的《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的统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参加乡试的考生，八九十岁以上的有94人，第二年会试的，90岁以上有4人，80岁以上的有73人。嘉庆七年（1802）参加会试的举人70－90岁的有180人，95岁以上的有6人。
桂林一枝
桂林王城正阳门上，一块巨匾嵌入墙内，“三元及第”4字赫然可见，此匾标榜嘉庆十八年（1813）中解元，二十五年（1820）中会元，并于当年就中状元的临桂人陈继昌。4字为两广总督阮元亲自书写，让人刻的。
陈继昌参加廷试时，抱病勉力对策，仅得完卷。阅卷大臣始评为第二。曹振镛（1755－1835）说：“本朝百年余来，三元尚只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结果改为第一，于是陈继昌便三元及第。他的座师（主考官）刊刻“桂林一枝”图章一枚相赠。
曹振镛说的三元“尚只一人”是指江苏常州县钱启。他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解元，四十六年（1781）中会元与状元。
“桂林一枝”是出类拔萃之义，语出《晋书·邹诜传》：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昆山之片玉。”
“桂林”双关，指桂林府，又指桂树林。“桂林一枝”说陈继昌是桂林府（临桂县属桂林府，桂林府治所在）的出类拔萃者。
陈继昌是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之孙，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会试同考、直隶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署江苏巡抚。
考场·作弊·科场案
考场，我们这里单说考举人的乡试考场。乡试每三年一次，时间是八月。乡试考3场，每场3天。第一场是八月初九，第二场是八月十二，第三场是八月十五。地点在省会的贡院。京师、山东、江南（康熙六年分为安徽、江苏两省）、浙江、江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各有一所。围以高墙，种植荆棘，故贡院又名“棘闱”。贡院内有监视士子考试的明远楼，贡院的两旁是考生住和考试的号舍，一人一间。号舍高6尺，深4尺，宽3尺，只容1人起坐。墙的两侧有坎可支当桌凳的木板。木板拼起来就是晚间睡觉的床。巷尾有厕所。有号军取水生火。
考场有极严格的搜检制度和监考制度。考生手提装有食物、蜡烛、笔墨的篮子进场。入场时首先要点名识认，防止顶冒。查检严格，设两门查检，2人搜检1人。考生要打开被褥，脱帽，脱鞋，解衣，散发。乾隆时规定，考生的衣裤、帽子、袜子都是单层，糕饼要切开，砚台不许过厚，衣缝拆开，鞋底单层。搜身后，领卷按号入闱。监考人员逐一核对考生的年龄相貌。写有考题的题纸由监临、知贡、提调等官分发到号舍。士子入号舍后即封门，查号。每号都有号卒看守。墙外日夜有人巡逻。
考生在号舍不许交谈、换号、换卷。交卷后从甬道出去，不许驻足。
对违规人员处罚很重：嘉庆规定，发现夹带，枷号一个月。
如此严格的考试，是不是就没有作弊现象了呢？有，有的还很严重。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清朝较之前代更甚。方式主要是三种：
夹带。夹带就是将有关考试内容的材料带入试场。举子把有关材料用绳头小楷抄在衣服里层，或抄在纸上，放在竹篮、酒罐或靴里。有的买通差役，公然带进考场。这种情况在同治之后尤多。
代考。代考就是请能人代替考试。光绪九年（1883）举行考职试，有人托浙江举人马星联代考，马星联说：“给我八百两银子，我包你得第一名。”发榜后那人果然得了第一。
合谋。考官与考生合谋。考生向考官行贿，送上自己的字体，或在考卷中作记号。某科诗题为《所宝惟贤》，考官与考生商定以“水烟袋”3字散见诗中以为关节。考生在卷子里写道：“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考官轻易地认出试卷，判为佳作。
考官对考生更直接的帮助作弊是派人代考。
清王朝对舞弊案进行过查处，曾给予严厉的惩罚，也抖出了一些幕后的高层丑恶，反映出清代科举的腐朽。这里讲5个案件。
第一个：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璞受贿，社会上盛传“张千李万”。2人录取爵高厚贿者田耕与邬作霖为举人。顺治帝指示吏部、都察院会审。结果李振邺、陆贻吉（科臣，行贿者）、田耕等7人立斩，7家老幼家产籍没入官，妻儿子女百余人流徙尚阳堡（辽宁开原东40里），另有25人受牵连，被流徙。
第二个：与此同时，江南乡试也发生严重舞弊现象。主考官方猷、副考官钱开宗与同考20人录取120名举人。其中很多是通过关节录取的。事情因一部《万金记》泄露。“方”去一点为“万”，“钱”去右半为“金”。“万”、“金”指两主考官和副考官。顺治闻之，令将2人与同考杀头，妻子家产籍没入官。
第三个：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营私舞弊，受贿或凭关系录取举子。工部尚书熊一潇为儿子熊本，左都御史蒋宏道为儿子蒋仁锡能够中式而“直献囊金满万”。熊本只14岁，他们就由魏嘉谟为他代笔3场。督捕右堂刘国黼，考前几天晚上跟姜宸英、李蟠打了“招呼”，他的儿子就中了。考场正门没打开，题目就已有人知道了；还没放榜，状元就预报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御史鹿祜疏参。康熙帝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代考）之人亦复混人，着将举人齐集内廷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