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港城市，可以进口小麦；而过后不久，没有地方行政长官的许可，物主只有输出它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自由权。现在，他们比较聪明了。整个国家的谷物贸易十分自由，尤有甚者，每当1夸特小麦的市场价格于三日内大约不超过45先令时，只要用法国货船运输，各种谷物都可以出口。我们相信，他们的鼓励是仿效我们的法律。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一点，仅仅为了表明，别的国家都正在改变他们的有害措施，那么，我们就应该小心翼翼地以我们最大的注意力关注我们的基本利益。
远离海洋的内陆高地国家，它们的河流小，从国内不能流向海洋，象瑞士的情况那样，如果国家不设置备仓并保持充分的贮藏，可能由于连续的歉收而陷入极端的贫困。古时候，还在航行如此普遍，船只这般众多，贸易往来关系这样妥善地建立以前，甚至沿海国家也可能因为歉收暂时陷入贫困。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便利了那些国家之间的往来，不受限制的贸易，使任何国家总能获得充足的谷物。的确，如果某些政府如此的冒失，以致抓住进口的谷物，禁止它再出口，或按限定价格强迫出售，那里的人民可能由于商人躲开他们的港口而遭受严重的饥荒。而那里的贸易始终是自由的，商人是他的商品的绝对主人，例如荷兰，那里就总会有适当的供给。
当外国的昂贵价格引起谷物输出时，共同的喧嚷声是，我们可能因此发生国内饥荒。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以想象中的穷人的贫困为根据的禁令。如果穷人确实陷入贫困境地，应该予以救济。但是，如果来自国外的需求，使农民能够以高价出售他的谷物，难道由于禁止出口，他就必须被迫不仅向穷人，而且向每个食用面包的人，甚至向最有钱的人索取低廉的价格不成？
救济穷人本是富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按照这种见解，全部负担就都放在农民的肩上了，同时，他还要救济富人。就是由教区供养的穷人，也没有权利要求农民这样专本销售。只要他们得到补助费，至于面包便宜还是昂贵，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每周做五天或四天工的那些贫穷的劳动者，假如由于面包如此昂贵，以致迫使他们根据戒律的要求做满六天工，不能认为是受了委屈，从而有权要求国家改正。那时，在每一个分区，比较地说，将只剩下由病人和大量儿童构成的少数家属，因为谷物价格昂贵而陷人这般贫困境地，以致需要救济。这些人应该由特别捐款来救济，不该限制农民的利益害怕出口一旦流尽国家的谷物，我们自己就要挨饿的那些人，是害怕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当他们看到潮水退向大海时，他们也可能担心河水将要流干。谷物价格象水一样，会找到自身的水平。我们输出的愈多，它在国内就变得愈昂贵；国外接受的愈多，它在那里就变得愈便宜。
一旦国内外价格均等，出口自然就会停止。因为不同国度的季节变化，歉收的灾难从来就不是普遍的。那么，如果所有的港口经常开放，一切贸易都是自由的，每一个沿海国家总能吃上平均价格的面包，或者使一切有差异的收成平均化。很可能比我们根据我们人为的法律能够做到的还更为均等，因而更平稳地促进农业发展。许多国家都可以按中等价格购买面包。在任何时候，非人道地拒绝解救别国危难的国家，当它自己遭遇不幸时，就不值得同情了。
我们在这里。怀着对我国繁荣昌盛的最热烈的祝愿来结束这些想法；我们希望我们曾经努力反复阐述的，以保证贸易成功为目的的，关于保护和自由的必要性的学说，能够为立法机关在形成它们有关这些国家贸易的决议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
（译自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文集》第2卷，波士顿1836年版，第383—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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