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接手案子进驻江平市，连着几天总共才睡了五六个小时的觉，韩印本以为自己头换上枕头就能睡着，但实际情况和以往一样，一进入办案状态，他便开始严重失眠。脑海里总是被各种案件信息塞满，如过电影般循环反复地流转着，始终无法停歇。
受害者研究：青年男性，年龄相近，遇害时一个25岁，两个23岁，同为高中学历，长期混迹于社会和法律边缘地带，合伙从事赌球活动，首个受害者曾在网戒学校工作过，有重伤他人致死前科。
凶器：双刃匕首。
案发现场：南山——为抛尸现场，非第一作案现场。
时间线：王波，遇害时间大致为2010年6月，为本案首个受害者；陈大庆、肖刚，遇害时间为2010年9月。凶手两次作案，间隔3个月左右，直至2011年8月南山被圈进植物园之前，未再有埋尸举动。至于此后有无作案，尚无法证实。
犯罪手法：使用匕首刺杀受害者背部和前胸，针对每个受害者的刺杀动作均在两次以上，刺杀部位分布无规则、无特别喜好。无约束、无下毒迹象。
犯罪标记：单就“植物园埋尸案”来说，凶手应该作案两次，第二次作案有两名受害者，这两名受害者尸体上有被布条蒙眼迹象？凶手两次作案后，于同一地点掩埋尸体，尸坑分布似乎带有某种规则性或寓意。
随着线索逐渐增多，先前的一系列判断有部分得到印证，也有推测失误的地方。尤其陈大庆和肖刚系同时遇害，让支援小组比较意外，也意味着先前对犯罪手法的解读有偏颇之处。对于王波被偷袭刺杀致死的结论是可以确定的，问题是凶手第二次作案要同时弑杀两人，显然靠偷袭手段是完成不了的，所以韩印现在倾向于顾菲菲那晚在档案室里提过的一种可能性，凶手很可能把陈大庆和肖刚用酒灌醉了之后才下的杀手。如此，必须还要纠正先前的一个过于主观的判断，那就是布条蒙眼动作出现的时间点——先前支援小组成员普遍认为这个标记性动作，是凶手在完成刺杀动作之后附加的，但现在出现了“醉酒”因素，便又多了一种可能性，凶手完全可以趁着两名受害者酒醉不省人事之时，用布条罩住他们的双眼。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个标记性动作在韩印脑海里浮现之时，会被他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犯罪手法和犯罪标记若重新解读，所得出的犯罪侧写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按先前的推测，凶手所有作案均采取偷袭的方式，那么他多刺受害者几刀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受害者若是已经在酒精的作用下无力反抗，反复多次的刺杀动作便属于过度杀戮，意味着凶手杀人的瞬间，意识是极度愤怒和混乱的。再比如，标记性的蒙眼动作出现在受害者死后，则有可能映射的是凶手寻求“忏悔”的心境；而蒙眼出现在受害者死前，则有可能代表着某种“惩罚”。如果让韩印现在选，他认为后者更接近于凶手的真实心理，因为惩罚比忏悔更具有毁灭性，对应了凶手杀人瞬间极度愤怒的情绪。
那么愤怒的来源是什么？如果从心理层面上解读，愤怒是缘于恐惧；如果从现实意义上讲，愤怒往往缘于仇恨。而愤怒一再地累积，最直接的转化，便是通过暴力寻求释放。至于眼下的案子，三个受害者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别、年龄、个性、经历方面同质性很高，而凶手的作案时间又相对集中，利用两次作案完成对三个受害者的杀戮之后，即停止作案。鉴于以上特征，韩印认为：眼下的案子，凶手的愤怒源自内心累积的仇恨，表明凶手与三个受害者在现实中存在利益的交集，也许与赌球有关，也许与别的什么有关。
犯罪侧写：凶手，青壮年男性，思想尚未完全成熟，与受害者有可能很熟悉，彼此交流顺畅，不易引起防范，同龄人的可能性较大。凶手集中抛尸于南山上，且尸坑分布具有某种寓意，意味着他对南山的抛尸地有某种情结，应该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杀人到掩埋尸体的过程中，凶手体现出的意识混乱和一定的妄想性，可能缘于某种精神障碍。而大多数精神障碍都伴有失眠和厌食的问题，所以凶手体态应该偏瘦。受害者王波是在向客户收账的过程中失踪遇害的，受害者陈大庆和肖刚是在借钱周转的过程中失踪遇害的，三个人的死都与钱有关，但凶手在整个作案中并未做出与金钱有关的标记行为，所以韩印认为钱对凶手来说只是诱饵。由此推测，凶手的经济状况应该不错，有自己的私家车，以便于抛尸。当然了，韩印能这样想，是因为他判断王波最后见到的客户，与陈大庆和肖刚想要借钱周转的人，是同一个人。
韩印在脑海里把“植物园埋尸案”又整体捋顺一遍，甚至还形成了犯罪侧写的初步轮廓，睡意便更无影无踪了。他翻身下床，给自己倒了杯水，端着水杯踱步到窗前。窗外，夜色正浓，微风徐徐，空气清爽醒脑。韩印禁不住又开始揣摩起林峰遇害的案件来……
“林峰案”首先要解决的是作案动机的问题，是图财害命，还是正好相反，主旨为杀人，窃取财物只是顺手牵羊，或者借此扰乱警方办案视线的手段？
现场勘验和尸检报告显示：现场没有暴力闯入和撬压门窗潜入痕迹，受害者身上没有防卫伤，但有被下药的迹象，凶器上有多组受害者的指纹，说明折叠水果刀是属于受害者的。那么综合以上证据判断：凶手与受害者应该是相识的关系，而且盗窃财物是有预谋的，只是得手后开始后怕，遂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借用了受害者的水果刀，戳进其脑袋里，最终导致受害者死亡。而在这之前，凶手从受害者衣物上剪下一条布条蒙住了受害者的双眼。这是一个明确的犯罪标记性动作，如果延续上面“相识关系”的判断，可能映射的是凶手“内疚”的心理。这也表明凶手有心理畸变和妄想的一面，正常人不会有这样的举动。
当然，梳理“林峰案”，是为了鉴别它与“植物园埋尸案”的关联性。从判断连环案件三要素的层面上说，两案的犯罪标记只能说部分相似。为什么这么说呢？韩印认为“植物园埋尸案”中除了布条蒙眼的动作，埋尸方式本身也是一种标记性动作。韩印经常说，连环杀手连续作案中的犯罪标记性动作是不会变的，当然可以升华，用更完美的手段来阐述标记性动作映射的心理需求。但“林峰案”显示的是一种退化，是模仿吗？还是说凶手对犯罪活动意兴阑珊了？或者说大家想多了，两案其实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韩印一时也无法做出有效判断。
犯罪手法上，两案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处。按照线索更新之后韩印的判断，“植物园埋尸案”的凶手，很可能事先用酒灌醉了受害者，然后才做出刺杀动作。而“林峰案”中，也有凶手使用安眠药令受害者产生昏迷之后，才实施刺杀动作的情节。但除此之外，使用的凶器，刺杀的部位、次数，均截然不同。同样也是令韩印难以下结论。
受害者选择方面，林峰年龄是符合的，但也仅此而已，其余的什么学历、经历、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等方面，与陈大庆等人均是大相径庭。更为关键的是，“植物园埋尸案”中的三名受害者，不仅彼此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且与凶手同样有着某种交集，那么林峰会与陈大庆等人产生交集吗？
将“林峰案”在大脑里过了一遍，不仅未让韩印看清事实，反而心里更模糊了。如果以事实和经验为依据，两案很难说有多大关联，但隐隐的，韩印又总觉得可以有一种因素，将两案的隔阂打通。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实在让韩印心里太难受了。
韩印站在窗边惆怅了许久，决定暂时将“林峰案”抛在一边，抓紧时间完善“植物园埋尸案”的犯罪侧写报告，争取天亮之后交给专案组。
早间例会时，韩印正式将侧写报告交到齐兵手上，也相应地做出一番解释说明，以让专案组方面对侧写报告有更透彻的理解。接下来，专案组需要在陈大庆等三个受害者的社会关系中，寻找符合侧写范围的嫌疑人。
散会之后，韩印把杜英雄和艾小美叫到身边，吩咐两人再去找林峰的父亲林德禄谈谈。要求两人将有关林峰的信息资料，但凡林德禄能想到的，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看能否找到与陈大庆等人的关联。
顾菲菲则表示要去技术处鉴定科一趟，先前从孙阳家搜集到的物品现在都用不上了，她想整理一下，还给孙阳的父母。孙阳已经去世，他的遗物对他父母来说是个念想。一旁的叶曦表示要帮忙一起整理，便和顾菲菲一道走了。
至于韩印，他哪儿也不准备去，想留下来再仔细研究研究“林峰案”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