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对这两位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后裔却很不不以为然。他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
如果张恩溥先生听到这段点评，一定会庆幸自己腿脚跑得快。“封建余孽”、“大地主”……再加上这个“反动透顶”的头衔，“文革”前肯定就被收拾了，根本轮不到红卫兵来动手。说起来很凄凉，但又很现实：你要对方尊重你，至少你得是个有一定级别的对手吧？像当时的西藏的那位，别人毕竟有这么一大块地，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一支军队（虽然很不经打），以及一大群俯首帖耳的信徒。但张恩溥先生呢？毛泽东手下的方志敏、邵式平，带群农民就干净利落地把场子给挑了，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嘛！
——更糟糕的是，张恩溥先生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角色，在四十年代后期，居然还接受了蒋介石给的第二十军副军长的虚衔。——你拿什么打仗？撒豆成兵么？最后的唯一的结果，是活生生地在众多恶谥上面，又加了一顶“反动军官”的大帽子。
所以张恩溥先生这么一跑，还是相当明智的。“最是仓皇辞庙日”，不知道他最后望龙虎山祖庭的那一眼，是否噙满了泪水？
1969年，张恩溥先生在台北逝世。连他自己的儿子张允贤，这时早已故去。不得已，只好立族人堂侄张源先为嗣，“经有关机关同意”，立为第六十四代天师。不过，这位天师似乎管辖范围很小，不仅外界没有几个人承认，就连台湾内部好像都拿捏不稳。当年立嗣的时候，为了每个月四千元新台币（合人民币不到一千元）的天师府经费，还被那位逮谁咬谁的李敖大师尽情讥讽了一番：“我说张天师可以歇歇，并不是说他不必立子嗣、延烟火，他自己生不出儿子，想找个别人的儿子过继，这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就如同他要登坛作法、炼汞烧丹，我不能干涉一样。但是他为了过继个儿子，竟要政府移转预算，用老百姓的税捐来延续他们那“一道青烟”，这就未免得寸进尺了！”
大陆当然也不认可张源先先生这位新的“天师”，不过，倒也没有自己选一位出来对抗。后来，上清宫，天师府修整一新后，政府找来了张恩溥的外孙张金涛（原名卢金涛）和张恩溥的侄孙张继禹主持龙虎山的道教事务。当然，他们的两位还同时拥有一大堆其它以“副”字开头的头衔，以及若干“委员”、“代表”等等，算下来似乎不见得比张恩溥先生当年的头衔来得少。
...... ......
“绝不绝，灭不灭，六十三代有一歇。”这句魔咒，在张恩溥先生逝世后，似乎越来越近地在张家后人的头上盘旋。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让卷入其中的人们眼睁睁地一筹莫展。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台北天空中白云和龙虎山峰峦中的白云，同样地舒卷不已。草木依旧，山下的世界却依然在不定地变幻着，没有片刻的停息……
（全文完）
后序：道教——“道”在何方？
（一）
三年前的一个黄昏，我下班独自回家。当时，我住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巷子，从巷口出去，是一条繁华，但有些杂乱的街道。
巷子里一向很清静，但那天却有点不同。
我赫然发现，巷口那一小片空地上，居然搭起了一个戏台子，灯火通明。走过去一看，戏台旁边，供着一个道教的神像。记忆中，好像是什么“天帝”、“皇爷”……总之，模样和传说中的玉皇大帝差不多，一身金黄的锦绣，手上端端正正地握着一片笏，面容慈祥。
戏台的一角，坐着几个老者，持着胡琴、铙钹、琴萧等传统乐器，在不紧不慢地演奏着。戏台的中央，有一个中年女人，全身戏服，一边用南方方言念着道白，一边一板一眼做着动作。
我从戏台下面走过，好奇地往台上望去。突然，我发现，那个老女人也正在紧紧地盯着我看。我略感觉有点怪异：这个女人约有五十来岁，脸上白白的一层脂粉，却掩不住眼角岁月的痕迹。她面无表情，手上做着动作，涂满口红的嘴巴随着唱词刻板地一张一合，但双眼却随着我的身影骨碌碌地动个不停。
——我在看着她，她也在看着我。我想，她大概也是有点寂寞吧？
台下，是几排红塑料座椅，把空地摆得满满的，看上去红红的一大片。但是，座位上却是空无一人。那个老女人，完全是在对着一片空地，卖力地演唱。
我走了过去，到了小巷的尽头，我回头看了看：戏台上依然灯火通明，音乐悠扬，老女人依然在卖力地唱着，台下依然是空空荡荡，无人喝彩……
…… ……
——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主要宗教，都掀起了一股复兴的势头。有些社会学者形象地把它称为“上帝复仇”——当年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喊出了“上帝死了”。然后，六十年代的西方颓废主义和激进主义、中国的“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宗教界的人们个个郁闷不已，连远在梵蒂冈的教皇，提到“毛泽东”这个名字也是一脸的无奈。
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上帝”居然回来了，只不过换了一身“新衣服”：中东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基督教堂则把电吉他和现代乐队搬了进去，吸引了一大群一大群的年轻人；连远离尘嚣的佛教也不甘人后，例如，台湾的证严法师和星云法师，信徒都是以百万计。前者以“行”为主，创办了信徒满天下的“慈济”组织；后者宣扬“人间佛教”的理念，使佛教迈出了庙堂，走向了人间。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人们也发现，新修的佛教寺庙不断地涌现，香火还一天比一天旺盛……
往往越是在物质发达的时候，宗教的力量便越能显示出来。弘一法师李叔同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弘一法师的定义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但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却可以说是一种必须。
然而，在这样一股蓬勃的宗教复兴浪潮之中，我们发现，中国唯一的传统宗教——道教，却令人遗憾地成为一个缺席者。你只有在诸如成都青羊宫之类的道观附近，才可以看到道士们玄衣飘飘地走过。或者在开某级“代表大会”时，主席台上的角落里，还可以看见一个老道士落寞的身影。
道教，已经在慢慢退化成为一种摆设，一件文物，或者说一个化石。
遥想起当年道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景象，想起韦应物的“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李白的“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即使本身不是道教徒，我们也不能不为道教的今天，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悲凉！
历史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道教，却似乎没有真正找到自己脚下将要走的那条“道”。
（三）
日本学者的当年在研究道教时，遇到一个很简单，但很让人挠头皮的问题：什么是道教？
对于道士们来说，这个根本不是个问题：道可道，非常道嘛！说得清楚还叫什么“道”教？但对于现代的学者看来，概念问题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于是经他们研究发现，在中国至少存在着两种道教，名称上可以多样化：“民众道教”VS“成立道教（教团道教）”；“通俗道教”VS“理论道教”；“民众的道教”VS“哲学的道教”等等。
“民众道教”、“通俗道教”是一回事，它的源头可以上延至黄帝时期的巫术和原始宗教，殷商时期的祭祀和信仰，然后是《山海经》之类传说中的神仙信仰，楚地的巫祝淫祠等等，一直到后期中国民间的自然神灵崇拜和鬼神崇拜。你走到乡下去，看到一块不小心长得略似人形的石头，旁边便自然会有好奇者点摆上的香烛；村口那棵稍微老一点点的榕树，拜满身的须发所赐，居然也得以享受人间的香火之奉。我见过最夸张的例子是这样的，有人在垃圾堆扔了一个短腿的芭比娃娃。第二天，旁边赫然摆着一碗百米，两只红烛！
“成立道教”、“理论道教”、“哲学的道教”三个概念指的大致是同一种东西：正式的道教团体和理论。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家开头，提出了一种“清静无为”的思想。紧接着是庄周的发扬：“天人合一”以及被后人大为推崇的“养生之说”。再下来，还有申不害、邹衍等人的“黄老哲学”、“阴阳说”、“易学”、“五行说”等等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理论。——如果您都学习过了，那么恭喜您！您可以像魏晋人那些潇洒地谈“玄”了。
张道陵的最大的功绩在于，他巧妙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个具有完备宗教教团，却极富有民间宗教特点的“五斗米”道。道教在他的手中宣告成立，不过，最后的完善，还要等待南北朝的陆修静、陶弘景、葛洪、寇谦之等著名高士。这些人为道教创建了完整的斋醮仪礼、神仙图系、教团组织规范等等，使道教左看右看，都更像一门真正的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