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与国之间有对等航权的条约，这做法令美国的航空公司受惠，获得其他国家的着陆权，直接鼓励更多航空公司加入国际航线的竞争，打破了原本只有泛美（Pan AM）及环球（TWA）的垄断局面。
现时泛美及环球已不再存在了，新公司如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西北航空纷纷出现，互相竞争的趋势至今还没有停下来，他们利用全球化争取“第五航权”。什么是第五航权呢？举例说：联合航空从旧金山经香港飞往曼谷；在香港只可落客，不可以上客再飞曼谷；第五航权则容许联合航空，可以在香港落客后再上客，才飞曼谷，收入因此增加了。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了；不过，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
整体而言，“小政府，大市场”的供应经济学，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能增加就业机会；美国在八十年代能够重新振兴起来，由于企业能够透过股市来吸纳小市民的储蓄，利用小市民的储蓄，企业可以投资新兴行业，提供就业机会。
里根政府亦提供401免税退休方案，引导市民资金流入股市。美国市民可利用这个户口投资，所有收益是免税的，因此盈利可以不断滚存。战后出生的一族（Baby Boomers），正好在八十年代踏入中年，他们赚钱力强，储蓄力强。这方案成功引导大量金钱流入股市，方便公司在市场集资。
纳斯达克（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ic Quotation － NASDAQ）成立于1971年，早期只是一个电子报价系统，专门提供没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最新买卖价格；这些没有上市公司的买卖是“台底交易”（over-the-counter），当时政府对这些买卖的管制亦相当严格；经纪不可以把这些没上市公司的股份，随便推介给小投资者。到了里根时代，“纳斯达克”已变成一个正统的集资渠道，越来越多以高科技为主的新兴事业，利用电子报价形式，以私人配售股票来集资。于是“纳斯达克”慢慢由报价系统变成股票市场，其中成功例子有微软、思科、戴尔等。高科技企业并不限于计算机或互联网，有一段时间，生物科技公司也相当受欢迎，也有不少这类公司，透过纳斯达克茁壮成长。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相应尽力保障小股民的利益。1929年华尔街大风暴后，证监会（SEC）成立于1933年，第一任证监主席，就是股市的大投机家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当时罗斯福总统对约瑟夫的委任，受到各方抨击，但罗斯福风趣而有理由地解释，这是“以盗制盗”（It takes a thief to catch a thief.）。美国证监的权力特别大，很多条例的执行是用刑事起诉的。
英国的发展与美国并不相同，他们始终奉行其一贯的绅士做法：自律及自我监管。所以英国的内幕消息买卖直至“Big Bang”时仍未刑事化，而香港则是沿用英国的做法。所以香港是以裁判（Tribunal）形式处理内幕消息买卖，阻吓的效果不大，人类贪财的劣根性是无法改变的，为了利益，即使可能面对严厉的法律制裁，仍敢以身试法。
即使在美国严谨的监管条例下，也无法消除欺诈舞弊的情况。八十年代美国流行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 Out一LBO），即以发债形式，进行收购一家拥有盈利及庞大现金的公司，收购后将其资产变卖及用现金还债；但提出收购的公司，本身的业务及财务状况未必理想，因此其发行的债券往往被称为“垃圾债券”，但若它能收购到好公司，收购者便有能力还债了。这种债券的息率一般在10%以上。发债过程一般透过大投资银行来达成，投资者看到这类债券，便估计将会有收购活动了，继而四处打探与收购项目相关的消息。若能洞悉先机，这些投机家便能从两边获利了；也就是说“垃圾债券”一方面能够兑现，另一方面在目标公司未被收购前买入该公司的股票，待该公司被收购后股价上升而获利。
当时有一位任职于Drexel的投资银行家Michael Milken，专门发行这类“垃圾债券”。他串通另一投机家Ivan Boesky，两人取得内幕消息后，事先买入将被收购的公司的股票。由于Michael获得Ivan及市场其他人士的支持，所以他经常能成功地发行“垃圾债券”，有一年他的花红竟达5.5亿美元。1986年11月，Ivan被美国证监拘捕了，而Michael亦被收监，并被联邦政府罚款6亿美元。Drexel最终因面对大量索偿而破产了，这件事成为1987年环球大股灾的远因。
根据美国监管条例，分析员亦受刑事监管，不能有利益冲突。反之，英国及香港则只靠自律，因此不时会发生分析员与管理层串谋推介股票的事情。英国政府渐渐意识到要提高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及其透明度，才能增加小股民的投资信心。因此，网络泡沫后，在2000年，英国证监（FSA）取代伦敦交易所担当消息披露、上市审批等监管角色。香港在过去两年曾经尝试跟随英国的改革，可是没法抗衡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他们的反对下，最终只好以妥协收场，只能做到取消固定佣金制度。
在投资平民化方面，美国的监管也做得比英国及香港严谨。在美国每一个州都有个别条例对上市新股作出规范。举例说，新上市公司需要经过一个“冷却期”后，经纪才可推销给小股民。此外，“纳斯达克”被视为高风险市场，法例规定新上市的公司，只可卖给机构投资者，避免了小股民受到损害。
香港方面，既得利益阶层往往阻碍改革的进度，例如香港设立创业板，但没有创业板法例保障小股民。2000年的网络股爆破，虽然美国损失了4万亿美元的财富，但是一般小股民所受的损害，却没有香港小股民般惨痛。
总结来说，投资普及平民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最成功的蜕变。它提供了就业及经济效益，将储蓄变成投资。八十年代，英美的经济复苏，导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全面改革了，产生所谓“苏东波”事件：苏联解体，变成俄罗斯及多个独立国家；东西德合并，东欧全面改革；波兰首先脱离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改革，其他原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也纷纷转型。
第五部分香港经济起飞特色
1949年中国解放后，有接近100万难民涌入香港，令人口激增至接近150万人。由1951年到1961年，估计有42万非法移民从大陆涌入香港。1961年后，香港加强边境保安，但仍有不少人非法偷渡来港。由1961至1978年再有50万人非法偷渡来港。1978年政府取消“抵迭”政策（即任何中国公民若能够越过中港边界，到达市区，便能获得香港居留权）。这些难民及非法移民，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工，亦为社会带来急切的房屋需求，推动房地产的发展。
五十年代早期房地产买卖并不活跃。买卖契约是以整幢大厦作交易单位，没有分层的售楼买卖，所以租务市场特别蓬勃，有“一家八口一张床”的故事，遍山布满木屋区。当时居住问题迫切，1953年石硖尾大火，政府开始兴建大量公屋，并开放私人楼宇市场，容许新楼宇可以分层或分单位买卖，契约亦有所谓“分契”，不再是单幢楼宇的转让。业主的权益是以单位面积及整幢大厦比例决定多少。
政府的新政策在五十年代后期，带动了整个私人地产发展业务。发展商可以收购旧楼，合并重建，从中获取暴利。香港知名的爱国商人霍英东先生，亦是当时一个非常活跃的地产发展商。这些发展的资金倚赖银行支持，而华资银行在五十年代后期，积极吸收存款，广东信托始创一元开户，鼓励红簿仔（活期）存款，继而转借给这些发展商。六十年代初期，地产一度炒风炽热，出现小狂潮。但是遇上1965年的银行挤提及1967年的暴动，地产市道逆转。
1969年，尖沙嘴喜来登酒店地皮由美国商人投得，信心恢复。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地产发展又再成为新兴行业。今天的长实、新鸿基地产、恒隆及新世界都是在那时候上市，集资后积极买入地皮。七十年代的地产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拆旧楼重建或发展工业楼宇，新方向是发展大型住宅屋邨。领导这潮流的是六十年代兴建的美孚新邨（由美孚石油公司将油库重建），后来置地将牛奶公司的牧场重建成为置富花园，这种大型屋邨的设计陆续在其他地区出现。和记洋行与黄埔船坞合并后，将船坞移往青衣，再将红磡地皮发展成今天的黄埔花园。太古将鲗鱼涌的船坞地皮变成太古城，香港电灯搬到南丫岛后，北角地皮便发展成为城市花园。后来地下铁路的兴建，九铁电气化，大幅改善交通环境，以往没法到达的地方，也可建立大型屋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