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则列在史部地理类。
看来《山海经》很可能不是古人奇发异想的创作，反倒蕴藏了许许多多的智慧，只是在我们越来越难理解它的意涵时，才将它当成是古人的想像了。如果能够解读它，或许就会像当代学者王红旗与孙晓琴在他们合作绘出的画（高五。四米，宽七。八米的《帝禹山河图》）中看到的是一片非常广阔的景象。
学原子物理的王红旗在七○年代中期偶然看到《山海经》，就被深深的迷住，但同时也对里边的内容有著许多疑问。经过二十年的潜心研究，他逐渐地理出头绪，特别是《五藏山经》这部份。他认为四、五千年前的大禹时代，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地理考察测绘工程，不但绘出地图，并撰写了地理考察报告。《五藏山经》就是那次的考察报告，然而地图已经失传。
从《五藏山经》所描述的东或西多少里，其阳有什么，其阴有什么，什么水要流注到哪里，以及标明的实测里数，王红旗说书中文字的本身就透露出地理考察报告的性质。于是，当王红旗有天突然领悟到写经人的位置很可能在今天的华山──潼关一带时，他便能逐步地推测出二十六条山脉从内向外、由近而远的排列原则。据此，他与夫人孙晓琴一点一滴地完成了山海经的山脉复原图。在复原图中，我们看到山东半岛被海水切割，华北平原部份淹没在海水里，洞庭湖则是一片大得多的水域沼泽，这些都反应了冰河期给地球带来的影响。配合自然科学的研究，他还指出约七千年前左右，因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冰河融化加速，使得海水推进到今日京广线一带的太行山脚下，《五藏山经》反应的正是海浸后期的情况。
这个故事提醒了我们如果改变一下固有的观念，重新思考古人留下的遗产，我们将会有一个思考上的飞跃。就像王红旗夫妇所作的努力一样，不但使我们认识古时候的中国地理分布，甚至结合科学发现后，还能做更多的研究。
诺亚方舟
《圣经》说：“当诺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都进入方舟。……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漂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漂来漂去。……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
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著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到诺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诺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二月十七日，地就都干了 …… 于是诺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媳，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这段圣经上的记载说明，上帝为重新改造世界，下令信徒诺亚制造一艘庞大木舟，在洪水到来前将地面上所有动植物，按类别、雌雄一对全部接运舟内避难。随后，洪水淹没了地面一切，只有方舟漂浮在水面。最后方舟停泊在一处唯一露出水面的陆地。
诺亚方舟的故事，在现代除了有宗教信仰的人还相信它的真实性以外，一般人并不将它当作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然而一九六○年九月份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由土耳其的侦查机于一万尺高空所拍摄到的卫星照片，图中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土耳其阿拉特山附近确实有一个船形遗迹，发表后吸引了许多科学家前往探索。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知道照片上的遗迹是否真是诺亚方舟，不过这项科学发现倒提供了我们一条线索去思考这段神话的真实性，想一想这场大洪水发生的原因，还有上帝为什么选中诺亚，使他幸免于此难吧！
(七)：后记：足以改变教科书的考古发现
综观之前提到的考古发现，我们不免在心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些考古发现所呈现的观点，与我们现有的认识大不相同，甚至抵触学校教科书的内容？记得教科书是这么写的──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不超过一万年。如果人类的文明发展史真如教科书所说，那么对于上亿年前的金属制品和文明遗迹，我们该作何解释呢？
这一类考古发现所引发的疑问正好提供了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也驱使我们再一次检视人类演化历史的正确性。可惜多数科学家并没有重视这样的机会，反而因为这类发现与他们相信的进化论产生矛盾而裹足不前。为什么呢？这很可能是因为涉及到要挑战进化论的整个模型。进化论这个存在上百年的模型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及学说，早已深深地影响现今的科学及社会发展，使得许多科学家们沉浸在其中而跳不出这个框框。固有的观念造成他们对于这些无法归纳到进化论系统的发现视而不见，甚至排挤这些发现。
一八八○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地质学家惠特尼（J. D. Whitney）发表了一份长篇的报告，描绘他在加州金矿中所发现的工具。这些工具包括数个矛头、石磨和石杵，是在矿井下很深的、而且未曾被触及的火山岩下面发现的。地质学家确认这些岩层是在距今九百万年─五千五百万年之间形成的。但是史密森学会的Holmes，也是十九世纪《加州发现》的著名评论家，他的评论却是：“也许，如果惠特尼教授能像今天的人一样完全了解人类进化历史的话，他可能会犹豫是否公布他的结论（这一结论表明在远古时代的北美洲就已经有人类存在了），尽管他面对的发现是如此的辉煌。”换言之，如果发现的事实不符合当今普遍认同的观点，即使证据再充足，也会因为无法受到主流科学界的接纳而必须丢弃。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也只能作为一种台面下的考古发掘，而无法进一步 “呈现”到一般大众眼前。
除了对挑战权威理论的证据产生排斥外，另一方面科学界也发生了为拥护权威理论而出现的造假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即为皮尔当（Piltdown）欺骗事件。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一位业余收藏家道森（Charles Dawson）在皮尔当发现了几块人类的颅骨。随后，大英博物馆的Arthur Smith Woodward 爵士以及Pierre Teilhardde Chardin 等科学家也加入了挖掘工作，他们发现了一块像猿的颌骨以及几块较古老的哺乳类化石。这时Dawson 和 Woodward 想到，如果把发现的人类头骨和像猿的颌骨拼在一起，正好能够组成一个来自于更新世早期或上新世晚期的人类祖先化石，这样的组合便可以有力的证明进化论的存在。随后他们便著手进行，并对科学界宣布了“皮尔当人”这一发现。然而四十年后，维纳（J.S. Weiner）、奥克雷（K. P. Oakley）连同其他一些英国科学家，共同揭露了“皮尔当人”是个超级骗局，而且这个骗局是由一些具有专业科学技术的人一手炮制的。且让我们看一看这份惊人的名单：大英博物馆的Arthur Smith Woodward 爵士、皇家外科医学会 Hunterian 博物馆的Arthur Keith 爵士、剑桥大学地质学院的William Sollas以及著名解剖学家Eliot Smith，当然还有Dawson和Pierre Teilhardde Chardin，都是备受尊敬的专家们！揭露骗局的维纳后来在发表感想时说：“在这一切背后，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强大而急迫的动力……有一种几近疯狂的愿望，希望能够填补那些对进化论来讲十分必要的缺失环节，以便证明进化论的正确……。”
这类欺骗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因为研究态度的偏颇，科学家们不但丧失了他们最受人敬重的特质──实事求是、求真的精神，反而还用尽手段来弥补现存理论层出不穷的漏洞，以争取或确保自己学术上的成就。如果科学家们能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审视每一个证据，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还原历史的真相。其实一个新的概念在刚刚提出的时候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到质疑。进化论被提出的时候也曾面临相同情形，唯一的差别在于它得到了更多的后续研究。但是进化论者压制、排挤其它证据的例子却透露出这些研究的基础点很可能已经偏移了，因为他们没有客观地去检视每一证据，而是有意地过滤掉冲突进化论的证据。然而，当我们正视并整理这许许多多的考古证据，它们的价值便浮现出来──指出当今人类发展学说的局限性。如果将这些考古发现如人类足迹、古生物遗骸、史前文化遗产、甚至宗教历史串联在一起，系统地整理归纳，将能帮助我们建构出另一套人类发展的轨迹。
举个例子来说，佛教经书中曾记载，释迦牟尼佛说他在上亿年前就修成得道了。也就是古代的修炼人认为人类的存在是有上亿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与米斯特的三叶虫脚印带来的讯息是一致的。当然这样的推论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到证实，但这确实提醒我们，只要愿意改变原来的观念与态度，眼前打开的是另一条宽广的道路，而这样的研究绝对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