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1世纪的开端，第一代独生子女就要跨人婚恋期和性活跃期。可是，他们面对着6倍的成年人和成年人所拥戴的社会（两个父母＋两个祖父母＋两个外祖父母），是更加唯唯诺诺呢，还是更加“造反有理”？如果国策持续，2020年之后世界将出现一大奇观：唯汉语中将不再有叔、姑、舅、姨、兄、妹、侄、甥等字眼儿。那时的青少年会是一批“独秀”，还是一代“孤狼”？
第五，所谓“性变态”将变得有理有功。
按照独生子女的国策的逻辑（一切为了减少人口），所有那些传统上一直处于少数地位的所谓“性变态者”，都将足以充分地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甚至比天下所有夫妻更有功于社会和国家。这不仅指独身者、自愿不生育者，而且也指同性恋者、变性人，乃至其它种种不损害他人的“怪人”。因此，中国的男同性性关系日益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但是在全国非随机抽样调查中，城市已婚者占到0.5％，农村已婚者占到2.3％（刘达临，1989）；在91年和95年北京市大学生和97年全国男大学生中（包括具有性刺激含义的触摸）占到12％－17％，既有行为又有感情的占到4.2％（潘绥铭，2000）。在165样本的男（双）同性恋者中，有过肛交的占到48.5％；还有19.4％有过买淫；18.2％有过卖淫。（潘绥铭，1995）
更重要的是，传统上被认为是“反常”和“伤身”的具体性行为，也将获得足够的合理性，甚至是优越性。接吻、自慰（手淫）、性爱抚、口交、肛交等等性行为方式，过去之所以被歧视，就是因为它们与怀孕无关，违背了“性的唯生殖目标论”。现在，这岂不是最大的优点？
总而言之，独生子女国策实际上是一场“生殖革命”。这个革命在我们中国进行得出奇地迅猛和顺利，几乎没有人反对过。而在美国的60－70年代，大批虔诚的教徒上街游行，或者在计划生育门诊部外面布置纠察线，阻止人们去避孕和做人流。他们很清楚：避孕套和避孕药丸的普及，必然斩断上帝用来控制人类性行为的手臂。因为，有了合法的避孕和人流，就不再会有私生子，卫道士们就根本无法再发现那些非婚的性行为，还怎么能够“杀鸡给猴看”？
回头望去，我们相信，当年制定《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们，没有一个曾经想到它们居然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这就应了马克思曾经引用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瘙；也应了恩格斯的话：斗得你死我活的双方，忽然全都让位于一个新的、从来也没人想到过的新事物。当然，还是中国老百姓看得透彻：歪打正着，骡子下了个小马驹。
危机――性革命的基础
1976-1985，决定未来的深刻危机已然存在。
首当其冲的是：大家全都没有性的信仰与哲学了。
“文革”实在是太彻底了，不但扫光了“西化”，也扫光了“传统”；除了“政治挂帅”，自己又没有创造出任何新东西。“文革”一完，不仅整整一代青年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性观念，而且社会和父母也根本没什么可教的。上层只好说性真的是小事，下层则只好说性真的可以无师自通。尤其是文革中的一代人做父母后，自己性观念就处在矛盾或真空之中，结果各民族最自然而然的家庭性教育，在这个时空里反成了最没人能弄明白的事情。这就逼出了1985年后的社会化的性教育，而绝非几位研究者的匹夫之勇。
可是，此后的社会再也不可能大一统了，而且还有个对外开放。如果人们清醒些，敢于承认我们不仅需要性教育更需要性的哲学，就会明白：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上一次文化革命，实在是这一次性革命之母啊，而且现在才着急，实在是为时晚矣。（而且还在晚下去。批性革命者众，可曾有人讲清楚过：社会主义的性观念与性哲学究竟是什么？且不论有几人会信。）
第二个危机是性方面的年龄阶层的显现。
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到1985年开始进入青春期。他们只知张学友，不知毛泽东。他们以为，性当然要西化，而且是当代西方化，谁叫中国这么落后来着？！
此外，请不要老盯着“代沟”，中国的青年已经开始“反哺”社会了。您看看老年迪斯科、旅游热、时装表演和“黄昏恋”就会明白。1985年之后，实际上不是青年在呼吁性教育，而是青年在用“薄露透”、当众亲昵、浪漫爱情在给全社会上课；因此才有了中年人的“第二春”；“老来俏”也才变成褒义词。这可触动了中国历史上最敏感的“接班人情结”。过去只讲血统纯正，所以不怕亡国怕灭种。后来加大政治考虑的力度，“教育下一代”就成了最不容讨论的口号。就连性学研究也是不得不从性教育开头，以便名正言顺。
奇怪的是，正当青年的“反哺社会”方兴未艾的时候，80年代末，全国各地突然冒出来众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虽然所有的立法者大概都是想保护他们不受“黄毒”的侵害，但这等于明白地承认：下一代可以具有与目前的成人社会不同的利益，那么，他们的独立的、不同的权利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他们很快就会要它、争取它的。
大概从来没有人给中国的立法者们讲过：西方各国当初也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才法定出“性的承诺年龄”，即低于此龄者无权同意性交，因此一切与他们性交者一律按照强奸罪论处。直到1940年代莱赫的《青少年的性权利》一出，社会才恍然大捂：啊呀，原来这等于承认他们一到此龄就可以同意性交；还等于承认，如果两个同在此龄以下的青少年性交，法律就会尴尬而且束手无策。可是，这时想改变已经晚了，因为青年已从社会的边缘向中心推进，不久便发起性革命，直到令全社会为之一变。
只不过中国的主导价值观仍然幻想着拿性教育当灭火器，而且绝不敢正视一个世界历史的事实——凡是开展性教育的国家，青少年性行为没有一个下降的，只是避孕套的使用率上升了。当然，性教育也没有火上浇油，它只是根本就与此无关。因为即使在西方，官办的或者宗教所进行的性教育，也只不过是在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成年人想让下一代干些什么，而青年自已想干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决定。
中国离这一天没多远了。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如果您认真地听了崔健的歌，看了王朔的小说，您对2000年的旋律和色彩就不会那么想不通了。
除了年龄，性别这个阶层也在分化。当讨伐“陈世美”还盛行于大多数报刊之时，女导演就厉声喝问：《谁是第三者》？当清除精神污染之举又快变成破四旧之时，女界却堂皇高呼；“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当报刊大写某女“决定”爱上某英模时，妇女报纸却首开专版来讨论：女性有性权利吗？
就连最根深蒂固的“同一”（工农联盟）也分化了——农村人说：“结婚登记？那是城里人的事。我们从来不兴这一套。”
第三个危机是讲法制。
传统文化都不是靠法制控制性行为，因为只有唯道德论才允许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夜入民宅、“捉奸捉双”。可是一讲法制，那些曾经有效地控制过个人性行为的基层组织和惯用手段就全都玩完了。1984年笔者见过一例：居委会来“捉奸”，门不开，递出一页纸。大妈们以为是结婚证，却是撕下的《法制教育课本》，上批“拿搜查证来。”
解放后，个人一直是单位所有制。但一讲法制，再加上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单位也没有那份雄心和闲心去管男女之事了，除非闹出乱子来。可直到现在，政府的口号仍是“齐抓共管”，真不知道谁和谁齐，又怎么个抓法。
第四个危机是人口流动。
不仅是农民流出本村本土，流入城市，而且城里人也流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杂院和单位家属区，流进老死不相往来的塔楼和商品房，流进“门一关就自由”的单元房，流进越来越多的公共娱乐场所。
我们以往的性道德，全靠“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看不到了，眼镜再雪亮也没用。当然，我们还可以杀鸡给猴看，可现在“猴”也看不见“杀鸡”了，怎么办？至少在城市里和外出者当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独处过。性的自律、自导与自享又从何而来？相应的婚姻松散和商业化的性服务要是不出现，那才怪呢。
总而言之，1976年到1985年是一个决定的时期，一切都在那时逝去，又都在那时生长。可是，中国的道德领导者们又在干什么呢？他们不敢认清这些危机，更不敢认清：此乃上次革命之嫡生。他们除了禁和堵的老一套，就是写些只有自己才看第二遍的字儿；而且拒不承认，如果这些字儿管用，就轮不着现在的人来写了。领导者到底也没学会从活人的生活中来理解社会，到底也没想出该对性来点什么建设式意见。结果，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性革命就站出来说话了。
早在80年代之初，全国各大城市里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性革命”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