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据清理，发现其中有些人是按键出错，例如按键时间长了，2就变成了22或者222。因此，总体上的撒谎率实际上只有0.4％。
信度的检测
我们的绝大多数提问采用量表的形式。在样本中，有婚而且各个
量表没有任何缺失值的2619个样本的44个最重要变量，标准信度＝0.7819。最大样本3788人的18个主要量表（对单身者与无性者的提问很少，因此没有包括进来），总信度＝0.6061。
这些都符合国际公认的合格标准。
性传播疾病的化验结果与回答结果一致
我们不仅询问了是否得过性传播疾病，而且询问了是否有过相关的症状。最后又动员被调查者留下尿样进行化验。结果，化验与询问是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一致性非常高。这恐怕是最有力的证据，说明被调查者们至少在性传播疾病这个方面没有明显地撒谎。
小结
关于调查的真实性，学术界与普通人一样，经常争论，而且经常精细到忘记常识的地步。
要想了解人类的行为或者事实；实际上只有三种方法。第一是24小时“全天候”监测。对于任何社会学意义的大规模调查来说，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二个是使用证据进行推定的“证明”，就像司法审判那样。这，大规模社会调查也根本做不到。因此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有第三种方法：询问。
在询问这一点上，无论是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还是定性研究的个案调查，所依赖的都仅仅是对方的“主述”。任你三头六臂、百艺精通，你所能获得的充其量也只是“主述的真实”，根本无法获得所谓“客观的真实”。如果对方坚持撒谎，谁也没有办法。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人，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在这一点上都只有程度之差，并无实质之异。这就是社会调查的宿命。
因此我们认为，就我们的调查而言，如果不能提出更好的“询问”的方法，如果仅仅是出于“追求客观真实”而质疑，那么出错的就不是我们了。
当然，如果是按照“后现代”思潮来提出质疑，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只不过这是一个专门的方法论甚至是世界观的问题，本书就暂且不讨论了。
我们的调查可以代表全体中国成年人
在我们的样本中，男性占50.2％，女性占49.8％。
到我们调查的时候，总样本加权之后的平均年龄是38.93岁（中位数＝37.00，标准差11.75）。其中，男人平均为40.06岁（标准差12.07），女人平均为37.78岁（标准差11.29）。
男人的平均身高为169.16厘米（标准差7.24），平均体重是128.79市斤（标准差19.05）。女人的平均身高是159.07米（标准差5.26），平均体重是112.72市斤（标准差17.86）。
按照中国的医学标准来计算1，其中过瘦的男性是4.9％女性是9.8％；超重的男女都是接近19％，肥胖的男性是4.9％，女性是6.3％。
在文化程度方面，没上过学的占15.1％，上过小学的占26.9％，上过初中的占37.8％，上过高中的占15.7％，上过大专的占3.2％，上过大学及以上的占1.3％。
从来没有工作或者在农村劳动过的人占1.3％，目前没有工作或者劳动的占8.4％，离休退休的占3.5％，在做各种临时工作的占12.1％，有固定工作或者在农村劳动的占74.6％，还有0.1％的人不愿回答。
从来没有任何职业的占1.3％，在农村从事农林牧副渔等劳动的占49.5％，在工厂的生产第一线劳动的占16.0％，商业服务业娱乐业的普通人员占6.2％，个体户和个体劳动者占14.3％，一般干部、职员、坐办公室的人占6.1％，具有各种职称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教师占3.2％，厂长、经理、老板（不分所有制）占0.9％，各级领导别人的干部占1.6％，其他职业占0.7％，未回答的占0.3％。
本人的平均每月收入为515.37元；最少是0元，最多是8万元，中位数是300元，标准差是1637.85元，未回答的占1.5％。农民的收入已经从每年的收入折算为每月的。
1肥胖的中国标准是：成人体重指数大于24为超重，大于28为肥胖，小于18.5为体重过低。载于《中国科学报》2001年7月19日。
众所周知，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相差甚远，大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也很大，因此，在统计分析的时候，直接使用平均每月收入这个指标很成问题。我们在多数情况下是使用“收入分等”。它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各地的工资收入平均水平，把3820个样本一个一个地归类；工作量相当大。
具体来说就是：收入高的占23.9％；中高的占7.2％；中等的占15.6％；中低的占26.6％；收入低的占25.2％，还有1.5％的人没有回答。
在我们的调查中，户口在北京、上海、广州市区的占1.4％，在省会市区的占5.3％，在地级市市区的占11.0％，在县级市、县城的占14.1％，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占1.8％，在农村的占66.4％。中共党员占9.4％，有0.3％的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余的是非党员。
人们的健康状况总的来说还可以：非常好的占27.9％；比较好的占38.7％；一般的占21.3％；不太好的占11.4％；很不好的只有0.7％。
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抽烟者占到34.7％，具体的比例是：每天10支以下的占10.8％；每天10－19支的占9.0％；每天一盒或者更多的占14.9％。
喝酒的人（无论多少）占到49.2％；具体的比例是：每天都喝的占14.0％；每3－7天喝一次的占9.5％；每8－30天喝一次的占5.1％；超过30天喝一次的占5.6％；喝酒，但每次都不多的占15.0％。
在4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患有糖尿病的占0.6％；患有高血压的则占3.6％。
本次调查的意义
199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劳曼教授率领的课题组，对美国全体成年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涉及到性生活细节与各种非婚性关系，获得了大量非常重要的研究结果，尤其是检验了“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被称为“芝加哥报告”（1995年发表）。在美国，性调查是有传统的，自从金西教授1948年调查了男女性行为之后，各种性调查层出不穷。但是，劳曼教授的这次调查，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其科学性与真实性是空前的。
以往一切调查的最根本缺陷是：它们充其量只能代表一些特殊的人（往往是性开放的人，甚至只是“好事之徒”即喜欢被调查的人），却无法反映出全体成年人的情况。如果贸然地相信和使用以往调查的结果，就会对整体情况产生偏差与误解。例如，按照以往的性调查结果，美国人似乎已经是“人人皆乱”，美国大地似乎已经是“性的乐园”。可是实际上，这恰恰是因为以往的调查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结果，那些独身而且禁欲的人、忠诚于对方的人、性生活刻板的人都没有被调查到。
到1992年的时候，美国的艾滋病传播已经相当严重。整个社会迫切地需要真正科学的、能够代表全体成年人的性调查结果，以便采取对策。因此，“芝加哥报告”不仅及时地填补了空白，被称为艾滋病时代的、真正具有足够科学性的性学里程碑，而且使得以往的所有性调查都相形见绌。
从那以后，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先后进行了这样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为性学的发展和预防艾滋病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仍然沉默着止步不前。
时至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中国终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里一马当先，率先进行了这样的科学的性调查。这个调查的巨大科学价值与社会意义都不容忽视。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都分明地感到：性、爱情、婚姻方面已经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可是，这种变化究竟有多大？涉及面有多宽？发展速度有多快？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尽管刘达临教授在1990年代初也对近2万人进行过性调查，但是由于当时可能还无法采用随机抽样，所以其结果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于是，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亲朋好友的情况来猜想，然后再不科学地推测所有中国人。
结果，传统的人和封闭的人往往仍然认为“性乱者”只是“一小撮”；开放的人和愤世嫉俗的人则常常以为我们比“老外”还超前了。如果我们的性学研究和我们预防艾滋病的工作，都以这样的个人猜测为基础，那么我们将徒费精力而一事无成。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所采用的仍然是古典式的定量调查与统计；但是并不是简单的描述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