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性教育仅仅在纯粹技术的层面上争论是否应该让男生和女生一起听课。可是，“性”与“性别”难道真的可以分开吗？男人与女人的“性差异”究竟是先天决定的本质，还是后天形成的文化建构？将来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性别平等与选择自由的社会中的青少年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对方的“性”与社会性别问题？这些内容之所以还不可能被纳入正规性教育，并不仅仅是由于社会性别的空气在中国还非常稀薄，更主要的是因为这股气流仍然被“性的科学”所构筑的长城阻挡于外。
4．最根本的“失语”
一句话，目前中国的主流社会仍然不能承认：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国家的义务是保证这种权利得以实现，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不能承认性权利？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主流社会甚至不能承认青少年也是人。例如，主流社会总是把教育者比喻为“园丁”，也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修枝剪叶，结果被教育者就不得不变成任人宰割的草木。可是在学生感谢好老师的时候，却往往把他们比喻为“蜡烛”，强调了他们为了学生的发展利益而宁肯牺牲自己。
这种“园丁思想”，从近期来看，来源于“文革”中达到顶峰的“接班人情结”；从渊源来看，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在作怪。它的深层意义就是力图永远“复制明天”，以确保“江山万代不变”，最终达到“虽死犹生”的效果。这就是中国历代主流社会寻求“永生”的“现世宗教”。因此，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其实是以不许改道为限；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则意味着绝不能变红。
承袭了这种传统的当今主流社会，当然必须压制个人的独立自主的“性权利”，因为它意味着“不服天朝管”；更必须遏止任何在发展中出现的多元化或者多样化的苗头，因为它是“变质”；只不过这些都被叫做“未成年保护”与“性教育”而已，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打是亲、骂是爱”。因此，最近开始的“正规”性教育，对比过去是进步，套用现在是残缺，面对未来则是阻碍。
当然，笔者并没有傻到幻想一步登天，只不过希望相关的人士深思一下：既然我们以性教育的提倡者或者先行者为己任，那么我们就更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了，而是应该比别人先想一步，争取少交“学费”。毕竟，性教育面对的是人，是青春。这些，我们牺牲不起，也没有权利去牺牲。
---------------
[1]以下的3个小标题，是潘绥铭1996年讲课的记录稿。其中所提到的一些具体情况，已经有所变化。
[2]中国历史上的性文化产品主要有三大类：“阴阳协调”的性哲学、“房中术”以及民间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最近20年来，我国学者对此的著述甚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3]自从1958年起，中国一直在出版通俗的性知识读物，其中最普及的就是许文彬的《性的知识》一书。直到“文革”前，至少在北京，新婚夫妻都可以在结婚登记的时候买到此类读物。
[4]笔者所使用的加引号的“性”，是指英文中sexuality这个新的概念。国内一般翻译为“性存在”、“性现象”、“性素质”等等，尚无统一的译法。它是对于传统的唯生物学意义的“性”（sex）的概念的扩展，强调“性”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心理、行为和社会性别关系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包括社会性别（gender）和性关系的内容在内。例如，从一而终者与拈花惹草者，无论他们的“性”在生物学意义上多么相同，两者的“性存在”也是大相径庭。
[5]所谓“引导”，在中国当今的语境中也仍然是一种控制。
[6]据叶恭绍教授等聆听者的回忆，当年周恩来总理先后4次讲过性教育问题，而且不是泛论，是非常明确具体地发出指示。
[7]参见：劳曼等人，《性存在的社会组织》，1994年出版，尚未译成中文。此书的通俗读本是《美国人的性生活》（SexinAmerican），迈克尔等人著，潘绥铭等人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
[8]参见：阮芳赋：《性知识手册》，1985年。
5-自慰，不仅仅是青少年的问题
自慰无疑是一种正常的性行为；但是在中国人里，究竟有多少人有过自慰，人们却莫衷一是。近年来，许多性知识资料为了普及“手淫无害”的观念，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自慰的发生率。其实，自慰的人很多，并不能想当然地证明它就是正常的；反过来，即使自慰的人很少，也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不正常。自慰之所以是正常的，其中的道理要比发生率的多少，更加深刻。
我们的调查发现：在20－64岁的中国人里，一生中有过自慰行为的男性占30.1％。在女性中，有过自慰的人要少得多，只有6.8％。但是在城市女性中，这一比例却高达10.5％，是农村妇女（4.9％）的2倍多。
在调查之前的一年里，有22.6％的男性仍然有自慰。也就是说，自从小时候开始自慰以来，男人中有84％的人一直自慰到到如今。在女性中，有5.8％的人在调查前的一年里仍然自慰。也就是说，自从开始自慰，有84.5％的女性会一直自慰下去。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自慰？
在男性中
1．自慰是新时代的行为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年龄，也就是说，越年轻的人，自慰的越多；每年轻5岁，男人发生自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8％。例如，在55－59岁的男人里，有过自慰的人只占12.6％；可是在20－29岁的男人里却达到42.7％，在25－29岁的男人里更是高达47.2％。
这里面，青春期（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的提前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所谓年龄的影响，其实更多地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如果按照男人们进入青春期时所处的历史年代来看，情况就会一目了然。
在解放初期进入青春期的男人们，有20.9％有过自慰，说明那时候并不是一个压抑青少年性欲的时代。但是到了“大跃进”以后，自慰的发生率下降到18.7％，到了“文革”后期再次下降到14.7％。看来，那个时代可真是“伟大”，居然把男孩子们如此隐秘的自慰活动都给减少了！
可是，时代一变，万物皆变，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男人里的自慰发生率一跃增加到41.2％，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没有所谓的“回归传统”。
这种情况说明了性社会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再隐秘的性活动，也并不是单纯的生理现象，而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强大影响。
首先，最近20年来，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性信息飞速增长，不但是非法的色情VCD，就连最正规的官方电视节目里，尤其是广告，各种性的表现与性的信号也是铺天盖地。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可是也为青春期的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令他们的父母无法预计的自由想象的空间。结果，年轻人的性幻想无疑是增加了。例如，在20－24岁的男性中，有17.6％的人是每天都想性或者一天想好几次，是所有年龄段里最多的。
其次，中国青年有一个平均6年左右的“性待业期”。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漫长的。在这个时期内，他们没有合法的婚姻，又缺乏必要的财力与胆力去从事性交易，就连“一夜情”也并不那么容易获得。因此自慰就越来越成为首选的性释放途径。例如：在20－29岁的单身的而且几乎没有性交机会的男性中，差不多每天都会想性的人，达到38.7％。
第三，在最近这些年以来的青年社会里，自愿或者不自愿的“独处”开始增加。这是由于一种现代社会里必然发生的“二律背反”：通讯手段越发达，人际交往的机会越多；人情味反而越淡漠，人的内心反而越孤独。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性的交往表面看来越来越容易，其实它所需要的资源与能力也越来越多，遇到挫折与痛苦的可能性也越大。
最典型的，莫过于现在城市青年里的“网恋”了。它是时下的“网络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如果你缺乏了相应的社会地位、闲暇时间、交往能力、个人魅力等等因素，网上的机会再多，又能成功几次？还不是“见光死”（双方一见面就吹）？所以，相当一部分青年会在“疯狂扩张”的同时，“知难而退”地固守自己的“心灵城堡”，形成一种“外松内紧”甚至是“外强中干”的人格倾向。最后有可能发展为“网痴”。
这样，自慰也就越来越多地具有了自我精神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证明是：仅就单身男青年而言，自己外出的时间越多（但是不到半年）、参加社会交往的频率越高，性交往的机会当然也就越多；可是，发生自慰的比例反而也越大。在社交最频繁的男青年中，发生自慰的比例可以高达44.2％；外出最多的更是达到62.5％；可是在那些从来不社交的男青年中，却只有10.9％的人自慰，从来不外出的则只有19.1％的人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