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人真的一直是“性盲”，怎么会创造出那么多的性文化产品[2]和这么多的中国人？所以问题其实是：为什么只有到了今日，我们才如此急切地需要性教育呢？或者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开始出现的[3]、在整个80年代里被不断呼吁的性教育，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才被允许在中学里登堂入室呢？
我们当然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原因来，但是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来自一个社会事实：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的“性”[4]越来越开放，而主流社会则越来越认为这种开放说一种日益增大的威胁。特别是因为艾滋病来到了中国，所以拖了将近20年的性教育才能在今日一蹴而成。
这就是说，尽管许许多多推动性教育的志士仁人并非如此，但是在主流社会看来，性教育的目标无疑是控制[5]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性”，也就是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来使用。
正是由于这个目标的客观存在，我们才会直到现在仍然对能不能讲避孕套和性交争论不休，因为这些内容无疑超出了“灭火器”的功能。反之，也正是由于在周恩来总理大力提倡性教育[6]的1974年，社会上并不存在“性解放”的威胁，也没有对于“灭火器”的客观需求，因此他以国家第二把手之权威发出的指示，才会迟迟无人执行，只能留给后人津津乐道。
但是，这种“灭火器”的目标其实只是一个错觉。西方历史告诉我们：无论进行或者不进行性教育，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越轨”性行为发生率都在整个20世纪里攀升，而且居高不下。也就是说，所谓“性解放之火”，是由于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性教育作为其中一个并不那么重大的因素，既不能独自完成“灭火器”的使命，也不会全都发挥“助燃剂”的功效。性教育普及所改变的，只是增加了避孕套的使用率。[7]
笔者以为，性教育只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帮助所有的个体，尤其是下一代，都尽可能多地获得“性福”。
在这个目标下，性教育的“受众”的权利与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他们与教育者之间的互为主体的关系，才是我们在性教育过程中应该着力建设的。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想告诉青少年什么，而是青少年自己希望知道什么；不是如何讲授，而是如何讨论。
在这个目标下，任何一种性知识都不存在该不该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才能讨论得最好的问题。同样，性教育也就不应该局限于“性知识”，更不是某种既存的性道德，而是着重培养人们在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而且是自主发展的能力。按照日本一些性教育实践的提法，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如何生活。
2．由谁来进行性教育
在中国，最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各样的性知识普及读物就已经如水银泻地般地逐步遍布城乡了，现在更有了似乎是无穷无尽的网上性信息。因此，2002年开始的性教育之所以被舆论所欢呼，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是“正规”的，是国家实行的。结果，问题就来了：性教育为什么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或者说，国家究竟为什么要负责进行这样一个其实靠社会传播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
从最浅显的层次上来看，这不能不说是在当前中国依然非常浓厚的“国家崇拜”意识的产物。尽管“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多年，但是每当遇到具体的问题，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希望把责任统统推给国家，其实就是想“逃避自由”。
再深入分析下去，我们不得不指出，大多数主张和推动性教育事业的人士，实际上仍然是按照“一元化”的思路来设计性教育的，就是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力量，在“性”这个领域里建立起某种单一话语的绝对霸权，而且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种希望与主流社会对于“灭火器”的急切需求不谋而合，于是终于在2002年促成了“正规”性教育的“闪亮登场”。
可是，无论什么具体内容的性教育，只要是“一元化”的，那么首先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操作障碍。例如：假设某个高中二年级的全体学生中，已经有5％的人发生过性行为，15％的人在恋爱，20％的人连最起码的性知识都没有，其余的人则是处于中间状态；那么“正规”的性教育无论讲什么和不讲什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一部分学生认为是“超前”，另一部分学生则认为是“马后炮”，还有一些学生则如坠云中，甚至会有因此而“逆反”的。结症就在于：如果非要把性教育纳入目前的由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体制之中，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受众年龄与教育内容这两个方面拼命地达到“一刀切”，不得不忽视受众的任何个体差异与不同个体在发展中的多样可能性。
这个无解之结恰恰说明：性教育其实是最不适于“一元化”的，尤其不适于由国家来“集中领导、统筹安排”。中国的性教育推动者们，常常以西欧国家为例来呼吁“国家把性教育抓起来”，却不大提及两点事实：其一，美国的性教育实际上是由各个学校自己来决定是否进行以及如何进行的；其二，西欧诸国虽然是“国家推行性教育”，但是那些国家本身已经是多元化与多样化了，并不存在中国这样的“一元化”，就连产生“一元化”思想的社会基础都近乎荡然无存了。这些，我们中国人不是不能看到，而是不愿意看到。
进一步说，“一元化”性教育的荒谬其实是国家自己造成的。例如，最近有一种“同伴教育”的方法被“引进”到中国，被奉为“国际上性教育的最佳方法”，而且在中国试行之后也确实成效不菲，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欢呼。可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在没有“正规性教育”、父母和长辈又“不可言传”的社会里，难道不是靠了同伴之间的口口相传，才获得了必要的性知识吗？许多民间的“酸曲”和“小调”都在传播性知识。它们难道不是典型的、有效的同伴性教育？因此，所谓“同伴教育”一点都不新鲜，新鲜的是：它为什么居然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消失殆尽，害得我们现在反而要从国外引进，甚至可能因此而崇洋迷外？
再例如：中国性教育的实际工作者早在1985年就发现而且提出过：整齐划一的课堂性教育，效果远远不如一对一的具体咨询好。[8]可是直到2002年，得到推动和受到欢呼的，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尤其是，已经开展得最广泛的、最容易使求助者获益的、实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理想的、已经切实地提高了中国人性知识水平的大众传媒的邮寄咨询和网站上的电子邮件咨询，却不但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礼遇，反而还没有被承认为是性教育，甚至有可能由于“正规性教育”的开展而受到挤压和排斥。
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一家之言：就是因为这些传播方式很难符合国家控制的一元化的要求。
3．教育些什么？
在对于“正规性教育”的欢呼中，有一个词汇的“上镜率”奇高：科学。人们的言外之意大约有三层：其一，唯有灌输“科学”的性教育才能成为“正规”的；其二，“科学”能够解决性方面的一切问题；其三，“不科学”的就是异类。
笔者想问的却是（可能太“超前”了）：所谓“性科学”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对于“性”这样一个涉及到个人的存在总体的、往往是体现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之中的、只能具体地存在与特定社会文化之中的、无限丰富与可塑的人类活动来说，真的有一种什么“科学”能够解释它甚至“引导”它吗？尤其是，隐藏在“性科学”背后的是什么？
我想，对于任何一个知道当今国际学术发展的人来说，这其实都是一个“知识与权力之关系”的并不难懂的问题。只不过它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具体化为：权力的具体运作方式正在由单边型向权威再向话语型过渡之中。因此“科学崇拜”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必经阶段而已。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社会，刀耕火种与载人航天共存。结果，所谓“科学的性教育”一方面确实可以否定传统的“唯道德教育”和新近的“色情品教育”，因此笔者一直为之鼓与呼，现在也为其实现而欢欣鼓舞。可是另一方面，它又确实在生产着新的神话与时尚，更加可能对广义的“新新人类”造成压抑与烦恼，因此笔者又不能不“杞人忧天”。
其实，如何看待“性方面的科学崇拜”，即使对于现今的青少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例如：当大男孩们看到百分之XX的男人在平均XX岁就开始以每月平均XX次的频率从事自慰（手淫）这样的“科学”信息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应该因为自己符合这一“规律”而沾沾自喜，或者由于“过度”或者“贫乏”而烦恼？
无论目前的“正规”性教育讲不讲这样的“科学”，反正总有或多或少的青少年会知道的，也总是不得不面对“科学崇拜”这个现实。因此，“正规”性教育在这个方面并不是有待发展的问题，而是从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发展的问题。
除此之外，“科学崇拜”还有一个貌似毫不相干的产物：闭口不谈社会性别（gende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