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天下的处女都不要那层膜，或者说“天下从此无处女”，传统父权社会的“处女膜崇拜”才能被彻底破除掉。
如果说这种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在中国国情下，“处女膜崇拜”会带来种种“假贞操”，却是人们很少想到的。
社会越是强调处女膜的道德价值，女性越是想拼命守住这道“最后防线”，就越是等于在说：只要这个膜没有破，其它什么性活动都可以做。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根据笔者1991年、1995年、1997年和2001年分别对北京市和全国所有大学生所做的调查，虽然真正发生性交合（处女膜当然破裂）的人只有10％左右（2001年达到约17％），但是发生过种种性爱抚行为的人却高达30％左右。即使在调查前的半年之内，有过性爱抚的人也比真正性交合的人多2倍左右。
这里所说的性爱抚，是指超过接吻的、直到双方生殖器发生接触却没有插入的各种行为。从性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爱抚行为与真正的性交合一样，也可以引发性高潮、获得性满足，也是不折不扣的“性行为”。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不论双方怎么爱抚，爱抚多深，双方都仍然是“贞洁”的。结果，一些人为了保持“处女身”，连口交和肛交都做过了，唯独没有插入阴道，因此他们也就照样陶醉在自己的“贞操”之中。
这种“技术上的处女”，这种“狭义的贞操”，难道还不够虚伪，还不够荒谬吗？可是，它们恰恰是被“处女膜崇拜”给逼出来的，而且，社会越强调贞操，这种情况就会越多，直到有一天全社会都充满了虚伪，或者被这种虚伪逼得不得不大造其反。
现代人需要的“贞操”是什么？不是膜的完整，而是爱的深刻与专一。这，还用多说吗？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太习惯于“死要面子活受罪”了，才把伪造处女膜闹得沸沸扬扬。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耻辱吗？
婚前性行为的历史变化
我们按照被调查者14岁的时候恰好处于什么年代，把现在20－64岁的中国人划分成6代人：
1.解放初期（现在56－64岁）、2.大跃进后（现在49－55岁）、3.文革前期（现在42－48岁）、4.文革后期（现在36－41岁）、5.改革初期（现在26－35岁）、6.1989年后（现在20－25岁）。
这样划分之后，我们再来考察不同时代的人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有什么区别，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由于政治高压不断加强，中国人的婚前性行为比例被压缩到很少；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却急剧上升。
首先来看看男性中的情况：
1．登记前的性行为
在“大跃进”的那一代人中，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的男人只有22％，比他们的上一代（解放初期那一代）减少25个百分点之多。可是到了“文革后期”，比例就恢复到50％，与解放初期那一代人基本持平了。改革开放以来，比例剧增到61％。虽然在1989年以后的这一代人中，比例低到约41％，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男人还太年轻，只有20－25岁，其中相当多的人还没有结婚，因此也就谈不到发生登记前的性行为。
如果说，中国人其实一直就比较宽容“先上床后登记”，因此上面的图表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历史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借着看看，婚礼前性行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婚礼前的性行为
在解放初期的那一代男性中，只有区区2％的人在婚礼前发生过性行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初期的大约6％。这表明在那20年里，男人们确实是遵守着“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高度政治化的道德戒律。
可是到了“文革”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小变，有过婚礼前性行为的男人上升到11％。然后，改革开放刚一来，就再次猛增1倍，达到22％。到1989年以后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男人，又是经过20年左右，比例已经高达35％了。这是何其急剧的增长啊。
3．有婚者的婚礼前的性行为
上面所反映的，是有过婚礼前性行为的男人，在20－64岁中国全体成年人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我们只看那些现在已经结婚的男人，那么他们当中“婚礼前就上床”的人的比例，增加得更惊人：
在解放初期的那一代男人中，“先上床再办婚礼”的比例微乎其微，只有3％，近乎于无。大跃进那一代上升到17％，但是直到“文革”后期，也不过是持平在20％左右。可是在改革初期那一代人里增加到36％，到1989年之后的这一代人里，比例居然剧增到86％。也就是说，情况基本被颠倒过来了，在时下的小伙子里，“先办婚礼再上床”反而少之又少，成为值得奇怪的现象了。
当然，婚礼前的性行为也仍然主要是发生在后来真的结婚的两个人之间，也许仍然不能算作“性革命”的本质反映。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婚前与别人发生过性行为的男人有多少。
4．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
无疑，结婚之前与别人发生性行为是中国性文化的大忌，因此这种情况的发生率直到现在都还相当低。这表明：中国当前的“性革命”仍然远没有与国际接轨。
但是历史的变化也仍然非常醒目，解放初期是约8％，最低的是“大跃进”那一代男人的5％，文革前期与后期是13％和17％，改革初期则上升到22％。也就是说，在时下的新郎里，有五分之一还多的人，实际上已经在别人那里获得了性经验。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中国2000年修改《婚姻法》的时候，居然还把“夫妻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写进去，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看来，这种“相互忠诚的义务”显然并不包括婚前必须“专一”；否则为什么不规定：结婚时已经“失贞”的那一方也应该受到惩罚呢？如果说，不这样规定是为了保护女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女性的历史发展中，是不是也出现了基本相同的轨迹呢？
成年女性中的历史变化
1．登记前的性行为
在前后六代人里，女性中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的比例虽然远少于男性，但是也同样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趋势。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初期，在三代中国女性中，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只占9％到12％。也就是说，近乎90％的女性一直坚守着古老的“婚前贞操”，没有政府的正式“批准”就决不肯上床；就象大约两千年来不是明媒正娶就绝不肯结婚一样。
但是刚到“文革”后期，女性几乎提前解放了，登记前性行为的发生率一举增加将近2倍，达到30％；到了改革初期的那一代则再上升到34％。1当然，1989年之后的这一代少一些，是27％，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这一代人里还有许多人没有结婚，也就谈不到婚前性行为的问题。
那么，这种解放为什么偏偏提前发生在“文革”后期呢？我们没有直接询问这个问题，因此只能猜测：在“文革”初期，由于政治动乱深刻地影响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那时结婚必须经过“政审”，而且很容易被说成是“追求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需要“斗私批修”，所以很难普遍实现“女大当嫁”。这种不人道的压力持续到“文革”后期已经将近10年，普通女性终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抗了，所以“先上床再说”的情况才会突然剧增。
这并不是“性革命”，只不过是一种针对“文革”中那种“无性文化”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女性其实也并没有想解放到婚姻之外去。她们只是使用激进的手段来争取自己原有的正常结婚的权利。这其实是强化“婚姻神圣”。
下面的连续两个情况，基本上可以证明我们的这个猜测：
2．婚礼前的性行为
在“文革”后期，当女性中的“登记前性行为”比例一跃而上高达30％的时候，真的在举办婚礼之前就上床的比例，在所有成年女性中只占区区4％；而且与前3代人（2％、1％和2％）相比并没有急剧的增加。即使在所有那些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的女性中，“先上床后办婚礼”的比例也只占12％，大约是八分之一还不到。这虽然比前三代人（1％、5％和11％）有所增加，但是绝对比例并不多。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女性并不想追求“婚前性自由”，还是要堂堂正正地结婚，只不过正式登记结婚很困难，甚至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登记，所以才不得不先办了婚礼再说。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文革”那种把一切私人事务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表现”的历史时代里，在那种“灵魂深处闹革命”1这比美国的同龄女性要少得多，简直是天壤之别。在美国，那些出生于1963年到1974年之间的女性，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分别是64%。尤其是她们与男性的比例（65.7%）相差无几，反映出这方面的男女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