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成中国性革命的诸多方面，婚前性行为是最引人注目的。2
我们的数据表明了这方面的3个明显趋势。
首先，在婚前性行为中，男性比女性更富有进取性：在任何一个年龄组中，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均高于女性。从进化心理学看来，这只是“雄性进攻性”的表现之一。但是从社会性别理论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男女性道德的双重标准”所造成的。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婚前性行为都在剧增。
第三，在城市青年中，婚前性行为的增长超过农村青年。这是因：在城市的环境中，社会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控制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其中，“性交易”占了相当的比例，而这在农村很少存在。
但是，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统计标准，当今中国青年的婚前性行为比例，都远远低于美国的同龄人。在美国，在1963年到1974年之间出生的人里（1999年我们开始调查的时候应该是26－35岁），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是65.7％；女性则是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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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美国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国家研究院2000年的数字。
2比如在美国，婚前性行为很早就被不同的研究者作为可能的“性革命”的线索（埃瑞克森和斯蒂芬1999：67-86）。
这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青年中的“性革命”还刚刚开始。
其次，与男性相比，中国女性，即使是年轻的女性，仍然对婚前性行为退避三舍。就这一点而言，男女平等还远没有实现，性革命的真谛――女性的性革命刚刚开始。
仍然在残害女性的“贞操”
“五四”运动过去已经80年了，可是仍然有一些青年无法实践它的理想：不是用处女膜的完好，而是用爱情的真挚，来判断女性的“贞操”。结果，当信奉爱情高于一切的青年生活在欢乐与幸福之中时，那些自己给自己绑上十字架的男女却痛不欲生。女性尤甚。
最常见的有三种情况：1.所谓“失贞”的女性产生了严重的自责，无法解脱；2.这样的女性只好“破罐子破摔”，嫁给那个男人；3.如果那个男人“始乱终弃”，女性则不敢重新选择。
凡是认为自己已经“失贞”的未婚女性，都是由于男方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强制，自己则是很勉强的。那么这些女性完全不必自怨自艾。因为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女性为什么没有坚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而在于：男性为什么非要“强攻”不可。
在“五四”主张男女平等近8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提倡个人独立性近20年以后，如果一个男性仍然不能明白：爱情的第一要素是双方的平等与互相尊重，仍然抱着“不干白不干”或者“先捞一把再说”的态度，那么责任究竟在谁呢？女性为什么不厌弃他，甚至痛恨他呢？为什么非要把责任拉到自己头上呢？
那个男人的坏，并不是你的责任；他坏，只能说明你好；如果你也认为自己坏，或者变坏了，那就上了他的当了！
一些女性认为，所谓“失贞”就意味着自己不得不“嫁鸡随鸡”。其实，这样的男性，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弃儿，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被强制的女性，干吗不多为自己今后的幸福想想？尤其是，你以为这样的男性就会和你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双方的爱情吗？恐怕不会。你难道准备容忍他今后再去别人那里“强攻”或者“偷嘴”吗？
在这一切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还有谁会娶一个所谓“失贞”的女性呢？其实，许许多多女性早已充满自信了，她们说：“哪里是他不要我，根本就是我不会要他！”她们说：“嫁鸡还得养鸡，嫁狗还得训狗，多麻烦！我要找的是人！”
当然，对于那些仍然由于所谓“失贞”而烦恼的女性来说，这些可能都是“远水”或者“空话”。那么就说一点实在的吧：
笔者1991年、1995年、1997年和2001年所做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在北京市和全国所有的男大学生里，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容忍新娘“失贞”的人，在1991年时占18.5％；到1995年时已经下降到14.2％；以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左右。相反，认为只要新娘现在真心爱自己，就根本不在乎什么“贞操”的男性，在1991年时占34.4％；到1995年已经上升到40.1％；到了1997年和2001年则达到将近一半。其余的男生则是可以不计较某些种所谓“失贞”。
所以，你有充分的机会去寻找这40％多的好儿郎，或者另外40％多的可以商量可以讲理的凡人。至于那14％的夫权殉葬者嘛，躲他们远点就是了；而且，像鲁迅说的那样：连眼珠都不转过去。
很快，烦恼和痛苦的，就该是他们了。
技术上的处女：社会的耻辱
大约从1994年起，中国又出了一件“新鲜”事，一些医院开始做起针对处女膜的手术来，仅湖北就有十几家（《南方周末》1995年3月10日）。一开始，有人把这种手术叫做处女膜修补术，后来有人出来更正，说是应该叫做处女膜再造术。
其实这玩艺一点也不新鲜，早在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就曾经大大风光过一阵。它是为妓女而发明而服务的。因为当时的男人风传，跟处女性交有某些妙不可言的滋味，于是处女妓的身价扶摇直上，达到过一次100英镑的高价点，相当于当时的一座中等商店的价值。许多卖淫老手看了眼红，就投资给一些医生，促使医生用羊肠子等物在她们的阴道口缝上一圈貌似处女膜的东西。一些妓女还做了缩紧阴道口的手术。
在当时和后来的西方，这个行当一直被叫做处女膜伪造术或者人造术。跟现在中国人的叫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观念的表现。中国人说的“再造”和“修补”，大概是想使劲地往“再生”和“再现”那里靠拢吧？而西方人说的“伪造”或者“人造”却突出了“假的就是假的”。
可惜，这个行当的好景不长。到了1880年代，由于工业化进程加速，贫富差距拉大，大批真正的处女涌入卖淫业。同时，男客的心理也从购买“初夜权”转向购买性技巧，而性技巧恰恰是处女妓所无从出售的。于是处女妓的价格就一落千丈，便宜到一次只卖5英镑，比其他妓女多不了多少。当然，处女膜伪造术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但是它并没有失传，而且到了1960年代又在日本东山再起。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从战后恢复向经济起飞转变的历史时期，性文化则是一种“黎明前的黑暗”，对处女膜的崇拜还非常普遍和强盛。但是在当时的西方，性革命已经开始，日本自己的婚前（跟别人的）性交也有较大的、但隐蔽的增长。为了避免又要性自由又要贞洁牌坊的苦恼，许多准新娘就再次求助于这种处女膜伪造术，使它又一次兴旺起来。
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人人都明白那不过是样子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开玩笑的话：“你是不是推迟两个星期结婚啊？”它说的是，伪造处女膜以后要休息两个星期，才能开始性交。如果一个新娘要求推迟婚期，那么她“奉献”给新郎的那片薄膜就大可怀疑了。
这个玩笑表明，当时的日本青年已经开始怀疑和否定处女膜的价值和意义。果然，1970年代以后，日本的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加、日益公开，处女膜伪造术当然也就越来越日薄西山。
大约是由于跟当年日本同样的原因，这种手术又一次在1990年代的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复兴基地。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安慰术，是试图用纯技术手段，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定规之间寻找一条生路，哪怕明知是虚幻的也罢。
国内已经有一些人批评这种伪造术，但是往往并没有说到根子上。批评者一来往往去指责那些非要那层膜不可的新郎们；二来常常纠缠于医生该不该施行这种手术。这些都对，都应该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性活动与性别权势关系的层次上就会发现：传统的父权社会并不是欣赏处女膜本身，而是用它来压迫女性。
处女膜被说成男女性构造的唯一区别1，因此女人的这个天生之物被说成是女性生来低人一等的证据，是社会格外压抑和束缚女人之性的天然理由，也是社会对男女实行不同的双重性道德标准的“生理依据”。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还在相信处女膜有任何价值，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个社会就一定仍然是男女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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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使从“纯生理”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处女膜的唯一功能也仅仅是一个“信号接收器”。它的破损可
以启动女性的某些功能，为受孕做好准备。
在1990年代的中国，那些自愿伪造处女膜的女性，实际上是自寻枷锁，甘愿为奴。尽管她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同情的具体理由，但是这种自甘卑下的客观结果却是无法逃避的。至于那些鼓吹或者纵容这种手术的人，客观上是为虎作伥，至少也是留着清朝的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