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即使当初的离婚并不是因为性问题引起的，再婚也比坚持不离婚要好。因此我们更加奇怪：那些实际上试图靠增加离婚难度来阻止离婚的卫道士们，究竟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呢？
离婚与性有关系吗？
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总体离婚率与由于性方面的原因而离婚的比例，基本上是一个驼峰状态的关系。也就是说，离婚率很低的时候，因性而离婚的比例也很少。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由于性问题而离婚的比例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一直达到最高点。但是，当离婚率再接着上升到最高点时，因为性问题而离婚的比例反而会减少，甚至会回到最低点。
这主要是因为：离婚率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于人们实际上的婚姻质量如何，而且要看社会是歧视离婚、宽容离婚、还是支持离婚。这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制约着人们敢不敢把性问题作为离婚的动机和理由而提出来。一个离婚率低的社会往往也会认为，由于性问题而离婚是不好的，或者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因此那些确实有性问题的人，也就不大敢因此而提出离婚。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离婚率已经超过40％，人们又会认为，那些因为性问题而企图离婚的人，应该早就很容易地离婚了。如果有人在如此宽松的社会里还由于性问题而提出离婚，人们反而会认为是不大对头的。这又会抑制那些确实有性问题的人。
如果从当事人的动机来看，那么离婚与性之间的关系则是；主要由于性问题而离婚的人所占的比例，取决于在性、爱情、婚姻三者的相互关系中，性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在一个以婚姻为本的社会里，因性离婚的人自然很少。如果社会更强调爱情的价值，因性离婚的人就会最多，因为在婚后，性往往被看作是爱情的具体体现和“落实”。但是在一个以性为本的社会里，因性离婚的人又会是最少的，因为性方面如果不合适，人们根本就不会结婚，也就没有离婚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把性烦恼解决在婚内”。对于那些还不想离婚的大多数夫妻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仍然认为，应该努力使大多数人的性、爱情、婚姻三者更完美地统一在一起，那才叫幸福。
但是我们往往低估了婚内性协调的难度。尤其对于那些已经产生了离婚念头的夫妻来说，性协调不仅很难去做，而且做了也往往效果不大。特别是一些女性，本来就是因为在性生活里受到丈夫的欺辱才打算离婚的，硬要她们去协调，显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在我们的一般宣传教育里，在我们的婚姻咨询与婚姻调解工作中，应该明确这样一条原则：如果双方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提出离婚，性生活又确实已经无法协调，那么就应该支持和鼓励他们离婚。
这一点都不“超前”。1980年公布的《婚姻法》已经规定：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的，可以离婚。这个原则应该同样适应于性生活。况且，早在民国初期的法律里，就已经规定：“不能人道（过性生活）者，得离婚”。我们总不能比民国还后退吧？
那山不比这山高
无论男女，在发生婚变之时，常常暗自冲着对方发狠：看我不找个比你强的！
如果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发生婚变，那么说这话可就错了。因为哪怕是再婚，人们在婚前也很难知道对方的性能力与性喜好。人们在恋爱中可以谈一切，却往往无法直接谈性。尤其是有过婚姻或者有过性生活经历的人们，如果真的谈起过去的性经历，常常会引出许多痛苦、愤怒或者自责。即使谈了，也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扭曲事实。结果，双方都更可能根据对方不自觉地扭曲了的表达，做出并不合适的选择。如果真的发展到这一步，悲剧还会重演的。
因此，如果指望通过婚变，就能比原来更顺利地寻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对方，那把握，一点也不比第一次选择更大。
再者，无论男女，无论是主动发起婚变还是被迫接受婚变，一个人在婚变之后，很难不出现相当彻底的变化。在性方面也是如此。
有些人会觉得，性生活不和谐的主要责任在于对方，而不是自己，那么他（她）面临下一次选择时，会不会更加挑剔、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呢？有些人觉得，对方发动婚变，是因为对方贪得无厌或者不知好歹，那么他（她）再次选择时，会不会也变得更加挑剔、更加自我中心？反过来，也会有些人，觉得婚变是对于自己的性喜好的打击，结果因此而退缩。有些人则会由于婚变而厌恶甚至痛恨性生活。
总之，如果有人在婚变之后觉得，这下子我可以实现我的性幻想了，那么请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其实已经改变了，被婚变改变了。你对于性生活的衡量标准其实也变了。如果你没有认清这样一个新的自我，又不大可能真正在婚前了解新的对方的性喜好，是不是有些盲人摸象的风险呢？
当然，这不是要吓唬出现婚变的人，而是想给一个忠告：婚变并不可怕，由于性生活不和谐而婚变也不可怕，但是请比初婚更加认真地认识自己，更加真切地了解新的对方，更加注意婚前的性选择。
夫妻暴力：现实与解释
2002年，随着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播出，夫妻暴力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热点话题，许多媒体都在大力炒作，北京电视台甚至还要重播此剧。这当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显然不能指望一个电视剧来说明白；所以过去和未来的观众们，还是多知道一些社会现实情况及其原因更好。
我们在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
1．夫妻暴力＝打老婆？
在全国总人口中，到调查时为止，一辈子里曾经有过夫妻暴力的人总计占37.2％。在夫妻暴力的各种形式中，丈夫打过妻子的占18.9％，妻子打过丈夫的占3.3％，夫妻相互对打的占15.0％。
但是，上述的数字其实意思不大，因为这些夫妻并不是一直在打架。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调查之前的一年里（1998年夏天到1999年夏天之间），发生夫妻暴力的人总计12.1％。其中，丈夫打妻子的占5.6％，妻子打丈夫的占4.1％，夫妻互相打的占2.4％。
这些数字说明：虽然打老婆的现象仍然最多，但是夫妻对打的也并不是很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电视剧所表演的那样，把所有的夫妻暴力都理解为是丈夫单方面地打妻子。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实际上是对中国女性的一种贬低。
时至今日，难道所有妻子还都会逆来顺受、束手待毙吗？如果像电视剧演的那样，被打的妻子几次三番都逃不掉；全靠那个丈夫“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么就不仅否认了中国妇女的一切进步，而且也会使得反对“打老婆”的呼吁变得十分滑稽：既然妻子都是“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那么“打老婆”又怎么可能反对得掉呢？莫非真的需要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每个女人都必须有一个当警察的而且大义灭亲的小叔子？
还是电影《兵临城下》里说得好：在最苦的时候，要给人们希望！
我们的调查表明：一生里曾经被打得很重（青了、肿了、流血了、受伤了）的丈夫只有3.5％；而妻子却占8.6％。在98年夏天到99年夏天之内，被打得很重的丈夫只有1.5％；而妻子却占3.9％。这说明：在夫妻暴力中，妻子受到的伤害远大于丈夫。这就是她们最苦的时候。
那么希望何在？就是妻子的反抗。在98年夏天到99年夏天曾经被打过的妻子里，如果是单方面地被丈夫打，那么被打得很重的妻子占到67.6％；如果妻子与丈夫对打，那么妻子被打得很重的就只有53.8％，减少几乎14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尽管人人都知道，妻子奋起反抗的可能性目前确实还比较小；但是反抗毕竟会减少一些对自己的伤害。况且，如果自己已经被打得很重，那就早已恩断义绝，还不该来个鱼死网破？
2.越来越多的，仅仅是打老婆吗？
在我们的调查数据里，一生中丈夫曾经单方面打过妻子的情况，在30－49岁的人里最多，达到22.1％－23.4％，可是在60－64岁的人里却只有8.8％。这足以说明，打老婆现象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增加，因为现在30－49岁的人即使今后再也不打老婆了，等他们到60岁的时候，“曾经打过老婆”这个百分比也仍然是22－23％，不可能再降低了。结果，总人口中的打老婆比例也就必然上升。
可是前途也并非完全暗淡，因为现在是20－29岁的人只有10.9％曾经有过打老婆现象。如果他们从此以后再也不发生了，那么等到他们步入中年的时候，打老婆的比例就会从现在的23％左右下降到11％左右。从而减少总人口中的比例。
说白了，我们的前途不仅在于如何严惩现在的打老婆，更在于如何使得现在年轻的丈夫们将来不打老婆。
可是，如果我们的眼界从打老婆这一点上放开，就会发现一个全面的危机：其他形式的夫妻暴力也已经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