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方面是对于婚姻状况的分类。我们习惯于使用独身、未婚同居、初婚、再婚、多次婚、离婚、丧偶这样一系列似乎是基于个体生命历程实况的划分标准。
第二个方面是用来判定性关系的道德性质的划分标准：婚内性关系、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或者更加简化为：婚姻性关系和非婚性关系。
我国社会学大体上一直沿用这种“以婚姻为基础、以道德为准绳”的概念体系，很少研究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真实性与学术合理性。我们常常是先依据概念去标定社会现象，然后再去调查和解释，结果研究出了许多与政府统计数字保持一致的成果。这，既是一种“法条盲从”，也是一种“假数真算”，还是一种“精神自杀”。同时，由于这些概念往往被其他人大面积地引用；结果很多中国人仍然以为艾滋病的传播也是“以婚为界”。[1]
其实就性传播而言，艾滋病是十足的“文盲加法盲”。它既不承认我们的这些概念划分，也不尊重婚姻。它只看一个事实：你是与单个人有过性关系，还是与多个人有过？与单人就不会性传播；与多人，则人数越多性传播的可能越大。
也就是说，哪怕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再婚，性传播的可能也仍然大于虽然“越轨”但是只与单个人的未婚同居。同样，虽然“越轨”但是只与单人的婚外性关系，性传播的可能也仍然小于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多次结婚。
艾滋病还有一个可能相当漫长的潜伏期。因此，与单人还是与多人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婚姻状况”所指的、现在进行时意义上的“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婚史”所指的、现在完成时意义上的“有过没有过”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曾经与多人有过性关系，那么现在的离婚和丧偶也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成为对付艾滋病的挡箭牌。
因此，社会学对于婚姻相关问题的认识，应该在艾滋病时代里增加新的“性”的视角了。
首先，我们应该按照实体存在的性关系（而不是社会设定的合法婚姻）的概念和逻辑发展路线，建立“性伴侣”这个基础的与核心的概念－－无论是否处于婚姻之中，无论是否合法，只要有过性生活，双方就互为“性伴侣”。
这并非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扩展我们的视角。例如，针对长期以来道德争论多而学术研究少的“婚外恋”现象，我们如果去研究一下社会是如何把“性伴侣”与“配偶”加以角色化和对立化的，当事人又是如何内化或者叛逆的，相信会有所裨益。进而，如果把这两个角色排列组合一下，也许我们就可以更宽广更深入地认识从“性交易”到“包二奶”“傍大款”到“无性夫妻”这样一种系列现象，探讨其中的社会意义、功能与运行机制。再往前，如果我们充分强调了蕴含在“性伴侣”这个概念中的社会性别因子，就可以在涉及同性恋等处于少数地位的性关系时，绕过使用“婚姻”这个概念所产生的尴尬，得出新的认识。
其次，我们应该建立“单一性伴侣关系”与“多个性伴侣关系”这样的划分标准；而不是以往的“唯婚划界”。
如是，我们才能发现非常多的非婚同居实际上与婚姻并无区别；才能使用关于婚姻的一般理论去解释它们，而不至于另外发明出一些奇谈怪论。
如是，我们才能明白“一夫一妻制”这个惯用词汇在社会现实中的荒谬；[2]才能解释“性－－爱情－－婚姻”这个实体存在系统的社会化、社会运行与历史命运。
在这本书里，我们就是这样作的，而且一直使用“其他性伴侣”这样一个概念。它包括以下5个方面：
主要性伴侣：目前与之共同生活的，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的性伴侣，不管双方结婚没结婚。当然，其中95.7％是登记结婚的配偶；只有3.7％是从来没有结婚而同居的人，还有0.6％是在离婚或者丧偶之后再同居的人。
其他长期性伴侣：除了主要性伴侣之外，与之有性关系而且持续时间超过1个月的性伴侣。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是与主要性伴侣同时存在的所谓“婚外恋”或者“婚外情人”；其中有15.4％是前夫或者前妻，有14.8％是从来没有结婚而且性关系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人，还有12.0％是在离婚或者丧偶之后又有1－6个月性关系的人。
其他短期性伴侣：除了主要性伴侣和其他长期性伴侣之外，与之有性关系但是持续时间不到1个月的性伴侣。
性交易伴侣：除了上述3种性伴侣之外，双方通过性交易而发生性关系的伴侣。所谓性交易是指两种情况：为了过性生活而付给对方金钱或者贵重礼物（买性）；为了获得金钱或者贵重礼物而与对方过性生活（卖性）。
其他情况的性伴侣：除了上述4种性伴侣之外，凡是与之有过性生活但是具体情况各异或者不详的性伴侣。这里面主要包括4种情况：1.在自己14岁之前有过“性接触”（指别人对自己发生过触及生殖器以及进一步的性行为）；2.在14岁以后与别人有过“不情愿的性生活”（包括不情愿的、被迫的、被强暴的）；3.有过同性之间的性生活；4.虽然承认自己与别人有过性生活，但是没有回答具体情况，所以我们无法分类。
在目前的中国，上述的4种性伴侣，应该是涵盖了人们所有可能发生的性关系。
总而言之，读者会发现，我们在全书里都尽量避免使用“婚姻”、“婚前”、“婚内”、“婚外”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婚姻”其实是政府强加在人们头上的一种“制度设置”；所以，是不是“婚姻”，必须由政府来认定，个人没有多少发言权。可是实际上，只有性关系和性伴侣才是普通人在日常社会活动中的“生活实体”。它本来就是先于“制度设置”而存在、高于“婚姻”而发挥作用的。政府的一切规定，都只不过是硬套在生活实体上的条条框框。所以，研究“婚姻”的应该是法学，而社会学则应该研究性关系与性伴侣，也就是研究人们的生活实体。
多少人有其他性伴侣？
1.发生率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全中国20－64岁的所有人当中，有过任何一种其他性伴侣的人，占到13.2％到16.2％之间。
为什么会有两个比例呢？这是因为：我们在调查中不止一次地询问过多伴侣的情况。无论什么样的人，最少也要回答两次，只不过提问的具体内容并不一样。如果是已婚者或者已经发生过性行为的人来回答，那么他们最多可能会回答5次。
因此，我们在统计“有过多伴侣的人”的时候，就分别计算了两个比例：一个是“至少在两次回答中都承认自己有过多伴侣”，也就是我们在下面所说的“确实有过的人”；另外一个比例则是“仅在一次回答中承认过”，也就是下面所说的“可能有过的人”。把这两者相加，就是我们在下面所说的“所有可能有过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仅仅计算那些“确实有过”的人，也应该把那些“可能有过”的人包括进来。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真实”与“虚假”的区别，只不过是“勇敢”与“胆怯”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人里，明明自己没有过多伴侣，却偏偏要撒谎说有过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个发生率呢？持有正统观念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太高了，会给社会主义抹黑。可是观念开放的或者愤世嫉俗的人们却可能认为它太低了，因为人人都能讲出一大堆“婚外恋”或者“乱搞”的故事来。
我们所能说的只是：
第一，我们所运用的调查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还不会有另外一种更加可靠的调查方法问世。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人们的真实情况了。如果还嫌它不准，恐怕只能去问上帝了。
第二，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们估计，有过其他性伴侣而不肯如实回答的人，要多于吹牛的人。因此我们估计，目前的统计结果只是真实情况的下限。
2.其他伴侣的人数
那么，人们究竟有多少个其他性伴侣呢？请看下面的表11－1。
表11－1：有过多伴侣的人的三种比例（％）
一生的其他伴侣的人数
在总人口中
的比例
在“确实有过”者
中的比例
在“所有可能
有过”者中的比例
没有
83.0
――
――
1
4.9
30.5
28.7
2
4.1
28.3
24.0
3
1.7
12.0
10.1
4
1.0
7.2
5.8
5
0.7
5.2
4.4
6－10人
1.4
10.2
8.2
超过10人
0.7
5.6
4.7
拒绝回答
0.1
－
－
回答混乱
2.4
1.0
14.1
总计
100.0
100.0
100.0
平均人数
――
3.81
3.66
标准差
――
5.47
5.33
中位数
――
2.00
2.00
注释：多伴侣的最多人数是8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