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主要职业来分类，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男性厂长、经理、老板们当中，接受过性服务的比例是最高的。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是城市中的男性体力劳动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1]可是，他们肯定会觉得冤枉，因为其中许多情况是为了“应酬”。那么谁被“应酬”了呢？恐怕更多的是那些可以出租权力的人。
这些男人之所以更加危险，还不仅仅在于他们“先嫖起来”；更在于他们同时最可能成为性传播的最主要的“桥梁人群”。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倚权杖势地与更多的“二奶”、“小蜜”、“情人”发生性交；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和更多地强奸手下的各种女性。这种“性的阶级霸权”表现为：他们平均有过6.41-6.27个其他性伴侣，是工人的1.95-2.60倍，是农民的2.87-3.37倍。[2]
3．与美国人的比较
在下面的图14－3中，蓝色的曲线是中国的情况，白色的是美国的情况。
图14－3：中国与美国，不同年龄的男客的比例
与美国的情况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在40年里，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男人寻求性服务的比例在急剧地下降，可是中国男人的比例却在显著地上升。虽然还没有达到美国1955年的高度，但是在1985年之后却是猛增的状况。
为什么会这样？恐怕只一个解释：
美国自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性革命之后，一般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日益开放，爱情的旗帜不断高扬；因此男人们会觉得：明明可以有女性性伴侣，却非要去花钱找那些没有爱情可言的性服务小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即使在今日，一般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也仍然不可能很开放，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男人去寻求性服务。
也就是说，从整个中国社会剧变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之中：严厉扫黄在客观上就是鼓励一般男女的性关系开放；反之，严禁一般男女的“性开放”实际上就是为性产业开辟市场。
接受性服务的详细情况
在男人们所找过的小姐当中，有13.7％的女性是“二奶”，而不是标准的性服务小姐。
调查数据还表明：在那些接受过性服务的男人里，有39.2％的人是发生在调查之前3个月以内，在6个月之内的占50.0％，在一年之内的占71.6％，在5年之内的占88.5％。
也就是说，在1998年8月－2000年8月之内，中国性产业曾经出现了急剧的增长，比此前5年之内的规模扩大了4倍还多，比自从性产业重现以来的规模也扩大了2.5倍。
从找过几个小姐来看，在男客中，有23.3％的人只与一个小姐性交过；有65.8％的人是与两个到五个小姐；还有10.8％的则是超过五个。此外，在调查之前的3个月里，在与小姐性交过的男人里，有38.8％的人只有过一次；有34.0％的人是有过多次，还有27.3％的人则是发生在3个月之前。
这说明：一旦男人“开了戒”，与小姐性交过，他们往往不会仅仅一次就罢手，但也不是多多益善，而是倾向于找2－5个小姐。他们与小姐性交的频率也并不高，在3个月里可能超过一次，但也不会是很多次。这里面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小姐是要收费的；小姐也不是随叫随到的；找小姐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因此再疯狂的男人，也不大可能单靠小姐来解决自己的日常的性需求。
按照中位数来看，那些与小姐性交过的男人，第一次是发生在自己大约29岁的时侯；小姐则是大约23岁。这些男人与小姐性交过的总次数大约在1次以上5次以下。
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所里找到小姐的呢？其中有31.6％的男客是在歌舞厅里找到小姐的；有15.4是在发廊或者按摩场所里；有14.2％是在各种旅馆里；有5.3％是在大街上；还有31.1％的人则是在其他类型的地方。这与我们一般人对于性产业的感性认识是一致的：歌舞厅、发廊、按摩和旅馆是小姐们最主要的营业场所。
还有，这些场所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呢？在这些男客中，有26.0％的人是在本市的市区找到小姐的；有25.1％的人是在本市的郊区；有40.9％的人是在本省的其他城市；还有8.0％则是在外省。也就是说，有一半人是在本市范围之内，在自己的家门口找小姐的。这一点很重要。按照社会上的一般看法，女性们往往是在丈夫或者男朋友出远门的时候，尤其是去那些被认为性产业非常发达的地区（例如海南等地），才格外担心他可能找小姐。可是我们发现：其实就在家门口找小姐的并不少；或者说这种事情已经是防不胜防了。
这当然是因为性产业已经遍地开花了。就这些找过小姐的男人而言，在他们自己居住的城市里，有“红灯区”（公开而且集中的性产业地带）的并不多，只占37％左右。可是本市就有各种形式的性产业的却高达98.3％，而且有71％是中等规模，27％是大规模。这些性产业有56％是在各种歌舞厅里，有33％是在发廊或者按摩场所里。
尤其是，在57％的城市里，当地男性居民的多数都知道本地的性产业的一般情况；还有35％的城市则是少数男性居民知道。此外，在我们调查的时候，只有15％左右的城市目前正在扫黄。也就是说，如果当地的男性居民们，既知道性产业的存在，又知道目前没有扫黄，那么他们找小姐的比例要是不增加那才怪呢。
根据logist回归分析的结果（具体过程从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所在城市的性产业越发达，当地男人找小姐的也就越多。即使在相同年龄的男人中间，如果当地有红灯区，那么男人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增加8.3倍；如果有性产业存在，则会增加18.1倍。
谁更容易找“小姐”？
在一般舆论中，男人找小姐似乎是“本性难移”，甚至有许多人相信：每一个男人都会找小姐的，只不过因为要花钱、有风险和可能的性病，才有些男人不去做。
这无疑是片面的。我们通过logist回归发现以下一些情况（具体过程从略）。
1．什么样的男人最容易找小姐。
首先，男人是否与小姐性交过，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是不是经常单独外出（在外面过夜的才算）。与那些出来没有外出过的男人相比，外出1－3个月的男人，找小姐的可能性是前者的6.6倍；外出超过6个月的则是7.2倍。与此相类似的是：社会交往越多的男人，找小姐的也就越多。每周社交2－3次的男人，与那些从来也不设教的人相比，找小姐的可能性增加4.5倍。还有类似的情况：抽烟多的男人，找小姐的也多，是不抽烟的男人的2.7－2.9倍。这可能是因为抽烟多少与社交多少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看，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男人找小姐，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机会多（单独外出过夜多），还要看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如何（经常社交可以培养这种能力）。这是因为，找小姐并不是像到商店里买东西那么简单，更不那么容易；因为这毕竟是一种人际交往。有些男人是因为“没本事”才没有去做，而不是因为“没胆量”和没机会。
其次，我们发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第二位的因素。在男人所居住的社区里，找小姐的人越多，他自己也去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具体来说就是：社区里接受过异性按摩的其他男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自己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17％；社区里找过小姐的其他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自己也这样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32％。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说明：现在的男人越来越变成一种“社区人”了，既不是以前的“单位人”，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人”。[3]
第三，我们发现，居住在县城与县级市里的男人，找小姐的可能性最大。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农村男性居民的6.1倍。可是地级城市里的男居民却只是他们的37％，省会以及直辖市的男居民只是他们的33％。
这里面的原因会有很多。我们初步分析觉得，最主要的是因为：县城里的性产业虽然不见得比大城市多（当然也不见得就少），但是扫黄一般却没有大城市里那么厉害。再加上县城的地域比较小，信息流通多而快；因此哪怕是到城市郊区去找小姐，也不会像大城市里那么困难。
第四个因素是年龄。从20岁往上，男人每老5岁，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降低29％。
第五位的因素是：与未婚的男青年相比，那些再婚的男人们，找小姐的可能性增加4倍。人们通常认为，未婚男人由于没有地方“发泄”，因此找小姐的就会更多。可是我们的调查推翻了这个说法。
第六位的因素是男人自己的文化程度高低。这呈现为一种上下坡的曲线：没上过学的男人只有0.5％的人找过小姐；小学与初中的男人也只有4.8％－4.2％；但是高中文化的男人中却高达17.1％之多；随后，在大专和大学文化的男人里，有下降为6.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