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而且,看过广义的性文艺的人就更多了。这种情况表明:文艺作品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科学资料。

            可是,在我们的正规高等院校里,直到今天还很少开设正规的性教育课程。这就等于把性教育这个重要任务,拱手让给了社会上的文艺作品。对于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我们高校来说,这是一种失职,还是一种讽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贯重视培养接班人的社会来说,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仍然没有让性的科学材料超过文艺作品呢?

            笔者十多年来不断呼吁:“黄”光靠“扫”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明白,唯有性科学的材料才是“黄”的天敌;唯有大张旗鼓地出版和传播性科学,才能抑制“黄”。可是,时至2001年,调查数据仍然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让笔者还能说些什么呢?

            2.在我们目前的性教育工作中,教育者们仍然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所谓“适度”的问题,仍然胆战心惊地不敢给学生看任何描绘男女裸体的图片,仍然噤若寒蝉地不敢讲任何关于性交的事情,甚至连这个词都不敢说出口。可是,我们的被教育者们,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人还没有人看过异性裸体图像和直接描绘性交的文艺作品了。我们的性教育工作者们还在那里扭捏作态。可是,这难道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吗?是什么社会力量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

            3.在6种看性爱材料的活动里,只有“看异性裸体图像”和“看性科学材料”这两种活动,没有出现显著的历史变化;而且“看科学材料”恰恰是历史差异最小的,近乎于恒定。其它4种活动,看的都是文艺作品,都有显著的变化。

            这说明,不论时尚如何变化,不论身在北京市还是身在全国各地,在各种性爱材料中,本科生这样的阶层一直最稳定地需求性科学,接受性科学。这就是我们在大学里开展深入的性教育的客观基础。所以笔者更加要问:为什么直到现在还近乎于无呢?

            4.在所有6种活动中,看过直接描绘性交的图像材料的人,增长幅度最大。这样的图像材料,一直被政府认为是“扫黄”的最主要目标。可是在作为“天之骄子”和未来的社会栋梁的本科生里,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已经看过“最黄”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的“扫黄”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究竟是谁错了?是人们,还是政策?

            人们都还记得,1989年之后,政府开始了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扫黄”运动。所以,1991年时的北京市的本科生,看过性交图像的人很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可是,1991年以来,全国的“扫黄”并没有丝毫的松懈,那么为什么不仅北京市增长了,全国也达到了北京市的水平呢?

            原因只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1991年以后,尽管政府在不断地三令五申要加大“扫黄”的力度,尽管传媒上不断地发表“扫黄”的辉煌战果;可是实际上,“扫黄”已经成了官样文章,成了一种“表态”,已经没有多少人真的去追究它的实效了。所以看过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虽然1991年看过的人的比例很低,但是并不能表明那时候看的人就真的少,只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人即使真的看过,也不敢如实回答。1991年以后,人们觉得无所谓了,就更敢于如实回答。所以统计数字虽然剧增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论是哪一种原因,都说明同一个现象:“扫黄”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看黄”,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对比

            在开始这段文字之前,请读者一定要记住:在中国,“黄”是要被扫的,“看黄”是要被抓的(例如2002年那“享誉”全国的“夫妻看黄碟被抓”案)。可是在美国,成年人是可以合法地“看黄”的,只不过美国各地对于“成年人”的年龄规定不尽相同而已。

            但是奇怪的是:在35岁以下的人里,中国人看黄的比例远远高过美国人;尤其是在20岁左右的青年中,中国人超越美国人的幅度更大。(请看图14-2)

            图14-2:中国与美国对比:“看黄”的比例

            注释:蓝色曲线是中国1999-2000年的情况,白色则是美国1992年的情况。美国的数据来自劳曼教授的《性的社会组织》一书,俗称《芝加哥报告》。

            图14-2说的是:在政府并不扫黄的美国,在1992年,即使加上使用性工具、打色情电话、看脱衣舞等活动,也只不过有41%的男人和16%的女性曾经从事过。可是在我们的调查中,仅仅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仅仅是看过“黄”的中国成年男性就有39.8%,与美国男人相差无几;看过“黄”的中国成年女性有21.6%之多,比美国女性还多5.6个百分点。

            这真是意味无穷。它至少能够说明三个问题:

            1.中国政府厉行了20年之久的、不断开展全国统一打击行动的、在主流舆论上铺天盖地的扫除“色情淫秽品”的运动,已经基本上失败了。在年轻人里更是如此。

            2.政府扫黄不扫黄,对于人们的实际上看黄不看黄,其实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作用。即使根本不扫黄,看黄的人也不会再增加多少了。政府现在所担心的、作为扫黄第一大理由的所谓“黄毒泛滥”,其实根本就是杞人忧天。

            3.在这样的事实面前,现在那些羞羞答答的所谓“正规性教育”,实在是无聊之极。例如,一般人都认为,对于结了婚的人可以多讲一些性知识,而对于未婚者,还是少讲为妙。可是实际上,在未婚者中,在调查之前的仅仅一年里,已经有67.3%的男性和41.2%的女性看过表现性交详细内容的图像了。这可真让“正规性教育”无地自容。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看黄更多?笔者才疏学浅,实在是找不到别的原因,只能提供两种可能性,而且可能都是中国人不愿意接受的。

            第一,中国人,尤其是当今的年轻人,“看黄”的欲望已经强烈到一种置国家的政策于不顾、视政府的严厉扫黄为儿戏的地步。

            第二,扫黄反而强化了这种欲望,造成所谓的“逆反”。

            当然,如果四平八稳地议论起来,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对“黄”禁的太厉害,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仅仅是处于好奇才大规模地“看黄”的。但是这种说辞有两大缺陷:第一,我们所调查的是在此之前仅仅一年里的情况。可是自从1980年代以来,“黄”早就普及(否则丈夫为什么年年扫),难道年轻人居然一直好奇到如今的21世纪之初?第二,政府现在恰恰是在执行历史上的禁的政策,因此与其说是历史造成了好奇,还不如说是现实使然。

            最近20年来,中国投入了空前巨大的、与“黄”的“危害”极不成比例的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持续扫黄。可是却扫出一个上述那样的结果。我们还应该不应该再继续这样投入下去?难道除了扫黄,就真的再也没有其他管理办法了?

            笔者所关心的并不是“看黄”的比例应该上升还是应该下降,而是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明知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人为地制造社会矛盾,尤其是干嘛非要引发年轻人与“法治”之间的冲突呢?

            男人接受性服务:与美国人的对比

            1.发生率

            在各种多伴侣性交中,收费的性服务(商业化的性交易、嫖娼卖淫)一直被认为是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的。(尽管中国的预防工作在这方面投入得最少。)那么,社会实况究竟如何呢?

            在20-64岁的男性总人口中,承认自己在一生中曾经与“性服务小姐”(暗娼、性工作者,以下简称为小姐)发生过性交合的人占6.4%。

            按照年龄组来看,40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1.5%的人这样做过;而39岁(含)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2%。在35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3.6%的人这样做过;而35岁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9%。其中最高的是25-29岁的人,高达12.7%之多。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话,那么35岁(含)以上的人里只有5.5%接受过性服务,而35岁以下的人里却有12.5之多,也就是大约8个男人里就有一个曾经接受过收费的性服务。其中,25-29岁的人也是最多,高达16.5%;也就是大约6个男人里就有一个。

            2.社会意义

            这意味着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又要大声疾呼“救救青年”或者愤怒声讨“男人有钱就变坏”。

            可是,首先请不要忘记前面讲过的道理:作为一般女性,男客(找过小姐的男人、男客)的妻子或者女同居者,再次传播给其他男人的可能性只有5.5%。

            其次,请不要忘记:男客们不仅可能把艾滋病带回家来,更可能传播给性服务小姐。否则,那些刚刚走出农村的、小到未成年的、往往是在性产业里被“开处”的“小姐”,她们的艾滋病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我们总是更容易把她们看是第一传播源,而不是第一受害者?

            第三,男客里,谁更加危险?是那些“大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