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按照每个小姐每天接客2人，连续工作12个月来计算，那么最近20年来，曾经在中国做过小姐的女性就只有21.7万人了。如果按照极端的例子，一个小姐每天接客20人，做了3年，那么全中国20年来就只有过七千二百个“小姐”。这样荒谬的计算结果，恐怕与试图夸大者的意愿恰恰是背道而驰。
5．即时统计的结果
当然，一般人所关心的，是此时此刻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小姐。对此，我们只能计算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我们进行调查期间的3个月之内的情况，而且精确度不够高，因为在3个月之内找过小姐的男性没有那么多，误差就会增加一些。
计算过程：
3个月内男客的总人数：（2000年人口普查的中国男性20－64岁总人口）39，439万X（最近3个月里曾经与小姐性交过者）1.62％＝638.9万人。
3个月内男客的总需求：638.9万人X（找小姐的次数）1.97次＝1258.6万人次。
计算结果：
最大规模：（男客的总需求）1258.6万人次÷［（小姐每天接客人次）0.2次×（小姐从业总天数）135天］＝（小姐人数）46.6万人。
最小规模：（男客的总需求）1258.6万人次÷［（小姐每天接客人次）0.5次×（小姐从业总天数）180天］＝（小姐人数）14.0万人。
也就是说，在1999年5月到2000年8月的任何一个3个月的时期内，在中国曾经有14万到47万个向男人提供阴道性交或者肛交的收费服务的女性。加上最大抽样误差，则是在13.3万到48.9万之间。
如果您还觉得这个数字太少，那么我们只好这样来给您解释了：按照全国小姐的最大规模来看，如果每个性产业的营业场所里都有5个小姐，那么全国就必须有大约10万个这样的场所才能容纳。[6]可是全国只有两千多个县，所以每个县里必须有大约40个性产业场所才够。如果每个场所里只有3个小姐（这是发廊与按摩的一般情况），那么每个县就必须有65个这样的场所才行。您住的地方是这样吗？您去数过吗？或者说，您怎么能够保证全国每个县都是这样呢？反之，如果按照全国小姐的最小规模来计算，那么每个县里就只有10个到18个性产业场所。恐怕这才更符合实际情况吧？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男客的数量猛增，那么当然就会拉动小姐的人数上升。但是在我们所调查的“历史累计”中，“男客”说的就是一生中哪怕只有过一次的男人；在“即时统计”中说的则是最近3个月里的情况。因此，对于全中国来说，男客人数可能增增减减，但是我们对于小姐人数的计算并不会受到影响。
收费性服务的余论
1．谁是“小姐”？
最近20年来，我国人民在公民权利方面的觉悟大大提高。例如，“劳改释放犯”这样的词汇已经作废了；因为一旦释放，就不再是“犯”了。再如：未经法庭审判的人不能再叫做“罪犯”，而只是“犯罪嫌疑人”。
可是，这片阳光却并没有照亮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性服务小姐。
请不要按照小姐的职业给她们贴上标签。我国政府从来也没有承认过小姐是一种职业，因此所谓“做小姐”实际上只不过是她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一种角色，而且根据社会对于该角色的要求，决定着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就像一个警察，回到家里，面对配偶的时侯就不再是警察了，而是丈夫或者妻子；面对儿女就是父亲或者母亲；进了商店就是顾客；走在街上就是行人。每个人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这样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角色，而且只有顺应这个规律，才能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下去。如果一个人买菜的时侯还非要亮出自己的烫金名片；如果一个人光屁股进了澡塘子还要端着领导的架子，不是精神病是什么？
小姐也一样。她们只有在“做生意”的那些片刻中才是小姐。除此之外，她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业余生活；在业余生活中也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因此，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根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把她们叫做“小姐”，因为如果您不嫖她，那么她在您面前就是平等的公民。（其实，如果您不嫖她，怎么会知道她是小姐？我们不能再搞“有罪推定”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但是每个人都喜欢别人专门挑出最好的、最高级的那个角色来称呼自己。例如，自己明明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却偏偏喜欢别人叫他“X长”。反过来，如果拿人家最差的那个角色来称呼，那就等于在骂人了。例如，城里人最大的歧视就是叫人家“农民工”，却绝不肯称呼一声“师傅”。
为什么会这样？权势使然，也就是“欺负软的硬的怕”。例如，我们每个人的顶头上司肯定都曾经得过病；可是我们敢当面把他（她）叫做“患者”、“病人”吗？哪怕这其实一点也不是诬陷，只是一个事实，我们也没有这个胆子。所以说，我们怎样称呼别人，其实并不在于对方是不是真的做过什么事情，而在于与我们自己相比，对方的权势有多大。
所以，一切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为什么能够毫无顾忌地把小姐称呼为“鸡”、“娼”、“贱货”等等各式各样的“污名”？
进一步说，哪怕她们并不在上班；哪怕她们其实只是走在街上而且一丝一毫都不妨碍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称呼她们？恐怕是为了把我们与她们区别开来；恐怕是为了表示我们自己的高贵。那么此时我们内心深处是什么东西在暗涌呢？恕我直言，恐怕是生怕自己如果不这样，就会被别人认为自己也是男客或者妓女；甚至有些心虚也说不定。
尤其是，小姐与男客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缺一不可。我们本应该是一视同仁，要贬都贬，要褒都褒。可是，我们即使真的知道一个男人曾经接受过收费的性服务，往往也不敢或者不肯把他叫作男客。
只能对弱者表现出来的勇敢，一定是怯懦。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呢？
这个世界就像大自然的生物链一样，每一个环节上的苦难，早晚都会传递到我们自己身上。还是请我们牢记祖先的教诲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如果不愿意被歧视，那就请首先不要歧视别人。
2．高贵的标签
2002年报载：昆明市的一些中学女生介绍同学卖淫，于是舆论小沸。我并不想淌浑水，但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定势，很值得说说。
在当今中国，18岁以下的女性卖淫，不敢说司空见惯，至少也是不足为奇。可是，为什么那些农村出来的苦孩子卖淫，舆论只是点到为止，而大城市里的在校中学生卖淫，就如此痛心疾首？
大约是因为“越高贵的就越不应该下贱”吧？那么同理可证：“越是下贱的就应该越下贱”，反正也无伤大雅。
这并不是宽容，而是“必须按标签活着”。它是双刃剑：不仅“下贱者”丧失了获得平等相待的资格，“高贵者”实际上也被“捧杀”了。
社会就是这样残酷。在舆论的眼里，可怕的不是卖淫，而是谁卖。因此，同为卖淫，如果你被打上“农村妹子”的烙印，你固然会暗夜无边；可是你若不幸是“都市女郎”，那么你就会被舆论强扭成“反面教员”，大肆曝光，狗血喷头。你自己的那些酸甜苦辣，一样不会有人理睬。
于是，你的唯一价值，恰恰是因为你做了那样的事。你的唯一错误却并不是做了那事，而是撕破了那个高贵的标签。
看到这儿，您大概想起《乌鸦》那本书了吧？如果它不是出国留学生的自传，而是一个农村妹的，还会有这么大的争论吗？恐怕根本就没人出版吧。
同是炒作此事，《南方周末》却把矛头转向了“权贵男客”，我佩服。
可问题是：他们不嫖，让谁去嫖？难道是农民工、下岗人？所以，问题的实质被从“嫖娼的行为”转换成了“权贵的道德”。
无论我们对这些权贵们多么合情合理地义愤填膺，可是批判的话还是怎么也说不圆：难道你指望权贵们都是活雷锋吗？
中国的“权贵”问题，不在于权是不是太大、钱是不是太多，而是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却没有办法让有权有钱的人们也“必须按标签活着”。结果，“领导感冒，群众吃药”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了。
所以说，这样去大骂权贵，其实恰恰是一定要给他们贴上道德楷模的标签。结果，就是因此，你这里骂破嘴皮，他们也照样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恐怕连听都听不到吧？
3．读报有感
2000年4月10日，《工人日报》报道：1999年底，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对重庆、云南、海南等地的娱乐场所进行了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发现不少地方大量存在着色情陪侍活动，由此产生的卖淫嫖娼相当猖獗。“在这些色情场所的背后，少数公安机关以及其它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了保护伞。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些从事非法活动的歌舞娱乐场所。”